公检法 文革中毛泽东为什么要支持砸烂公检法

文革初期的毛泽东

1966年12月24日，罗瑞卿被人批评后，被四个戴着红卫兵臂章、左脚缠着厚厚绷带的大个子抬着。

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政治事件。“彻底粉碎公、检、法”无疑是一件重大历史事件，后果严重，影响深远。本文探讨了这一事件与毛泽东的关系。

毛主席说，我很高兴听到群众打、检查打、法律打

从1949年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毛泽东高度重视公、检、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始终把它置于自己的绝对领导之下，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文革前的17年，公安机关在公、检、法机关中始终处于老大地位，检察院和法院实际上成了陪衬。“大跃进”时代，检察院、法院甚至被取消，只保留名称，其领导带公章到公安机关共同工作，取代了以政法部名义公开、检察、法律事务；文化大革命时期，公安机关受军事管制，检察院和法院被废除。所以我说毛泽东非常重视公安机关，主要是说他非常重视公安机关。文化大革命时期提出的“把公安机关彻底粉碎”的口号，实际上是“把公安机关彻底粉碎”。

我们来考察一下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要粉碎公安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的历史事实:

1966年11月12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到北京的造反派时，他说:“公安机关干了17年的坏事，要打得落花流水，打得粉碎。”参加采访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领导。公安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由毛泽东直接领导。没有毛泽东的同意，她敢这么说吗？

1967年七·二十事变中，毛泽东被围困。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他脱离了危险，安全到达上海。7月23日，谢富治、王力随周恩来飞回北京，受到了英雄式的接待。江青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与周恩来、谢富治、王莉合影留念，当晚电视直播。随后，在公安部礼堂，谢富治向前来迎接的公安部干部讲述了武汉事件的处理情况。会后，他对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副部级政治部主任施一志说:“毛主席说，‘粉碎公、检、法的话，我很高兴’。你得把这个捅出去。我亲自听主席说，有七八次把公、检、法都砸了。”李震、施一志通过公安部的造反派报纸《红旗》刊登了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全国，立即在全国范围内粉碎了公检法，这主要是公安机关的高潮。谢富治是一个有谋略、有头脑、谨慎、机智的政治人物。他知道领袖的权力。如果毛泽东没有说这样类似的话，他就不敢诬传圣旨。

1968年3月18日，当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见浙江来京报到代表时，江青说:“浙江公安厅干部在叶群代林副主席向毛主席报到时，他们在屏风后搞窃听、偷听和秘密录音”；“当叶群迈出一步，就有人盯梢和监视”；“公安机关用间谍手段查主席和我的信件。这是对付敌人的一种办法，而资产阶级专门搞无产阶级政治”；“比国民党还惨，简直是法西斯”；“要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公安法”。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江青敢这样公开讲话吗？！

毛泽东想打黑除恶最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是:1968年7月28日，当他召见聂紫苑、蒯大富、韩爱晶、王大斌、谭厚兰等红卫兵五位领导人时，当有人报告说北京市公安局查出了许多汉奸、间谍和900多名反不良分子时，毛泽东说:“提出要打黑除恶，根据韩爱晶的记载， 毛泽东还说:“实际上，打砸抢治安、检查打砸抢法律最早是谢富治提出来的，北京市公安局有3万人，让900多人在这块土地上富起来反坏了权。 所以建议砸烂公、砸检察院、砸法律，三万人中只剩下一百几个人，剩下的去学习课。周恩来、康生、张春桥、姚文远、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中央文革成员当时都在场。

1966年和1967年，经毛泽东批准，从军队中选拔了一名军级干部、三名军级干部、十名师级干部和二十名团级干部。后来大批军队干部被抽调进驻公安部，实际上控制了公安部的权力。公安部大部分干部被派到黑龙江农场进行考核改造。1967年12月9日，毛泽东亲自批转中共中央379号文件，要求“全国公安机关一律军管”。文件下发后，大批士兵进占公安机关，95%以上的干警被集中分散用于乡村建设。一直被称为党的刀和柄的公安机关，被人民解放军接管了，就像解放初期国民党的警察组织一样。如果毛泽东还信任公安机关，他能怎么办？

为了找到砸公安机关的原因，扩大宣传影响，千方百计散布谣言，污蔑公安机关。1968年8月9日，谢富治授权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理委员会主任刘传新炮制《关于老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勾结美蒋特务开展特务活动若干情况的报告》，诬陷北京市公安局“长期勾结美蒋特务”；“对美女死心塌地，对江忠心耿耿”；“市公安局的特务活动是在刘、邓黑司令部的支持下，在大特务彭真、罗瑞卿、的指挥下，按照美国和蒋介石的意志进行的”。如此荒谬的报告被送到中央政府，毛泽东看了后亲自指示:“请地方军事管理部门注意这种情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于10月7日以“钟发第142号文件”转发全国。以毛泽东的智慧，他真的相信这种充满谎言的报道吗？但他确实给出了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的戒严令委员会像北京市公安局的戒严令委员会一样调查类似的问题，这说明他老人家此时真的不再信任公安机关了。

上述事实充分表明，毛泽东决心粉碎公安机关。

在粉碎公安机关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国有3.4万名警察遭到袭击和迫害，其中被杀1200多人，致残3600多人，被捕判刑1300多人。公安部5名副部长被逮捕，政治部主任被隔离审查；罗瑞卿、谢富治的老搭档、二把手徐，被捕后被迫害致死；1973年10月20日，军事部长李震自杀后，未被逮捕的副部长刘福志和桑榆被怀疑入狱。公安部49名局长、副局长中，有43人被贴上了汉奸、特务、历史上或现在的反革命分子、走资派等永不悔改的标签。在北京市公安局，1693名警察受到攻击和迫害，其中225人被贴上汉奸、间谍和反革命分子的标签，其中局长、副局长10人，局长、副局长、副局长117人，全部被贴上间谍、叛徒和反革命分子的标签，47人被捕入狱。上海市公安局被粉碎后，2980名警察遭到残酷迫害，78人被迫害致死，96人致残。浙江省公安厅666名干警中，298名接受检查批评，88名接受隔离检查，74名接受处罚。包括原总干事王芳和现任副总干事吕剑光在内的6名干部涉嫌在毛主席官邸安装窃听器并被押送到北京接受监禁审查。中国有203个公安部门和局长，他们都被审查和击败了。45人入狱，17人自杀身亡。

毛泽东为什么要粉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律，特别是他亲自领导和关心的公安机关？

在毛泽东个人的培养和领导下，公安机关不断发展壮大，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做出了巨大贡献。解放后，中国社会环境良好和谐，没有毒品，没有赌博，没有卖淫嫖娼，刑事案件很少，甚至没有夜间封户，不留道路，赢得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然而，随着“左”倾路线的逐渐兴起，毛泽东在中国发动了一系列政治运动，这些运动必然遭到抵制和抵制，导致社会动荡。毛泽东利用公安机关不断镇压这些抵制和叛乱，确保了这些运动能够顺利进行。因此，公安机关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但对毛泽东来说，公安机关对他绝对忠诚，他没有理由不信任。

在文革前的全国公安大会上，毛泽东多次与省市公安局长合影，让很多其他部门的领导羡慕不已，成为公安机关的领导。“文化大革命”前，罗瑞卿、谢富治都是公安部长，毛泽东批评公安工作，也曾批评过“不体面的公安局长”，但都是关心爱护，从来没有说过、说过要“砸碎”。文化大革命到了，你为什么突然砸烂它？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

第一，政治斗争的需要。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打败，他先带着自己的得力助手彭真、罗瑞卿、卢和杨去作战。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直接领导政法工作；罗瑞卿直接主管公安、检察、法律十年，担任公安部长十年，影响很大。彭真、罗瑞卿被推翻，他们直接领导的公安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就像城门失火，难逃一死。就像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鲁被推翻一样，中共宣传部成了“地狱之宫”。“打倒地狱，解放小鬼”是真理。彭真被推翻，他掌管的北京市委变成了“独立王国”，彻底重组。罗瑞卿在1965年底文化大革命前夕被打败，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大错误，而是因为他和林彪发生了矛盾。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需要林彪领导的军队的全力支持，他不得不牺牲他。他在公安部工作了10年。如果他不否认公安机关，那就说不通了。

文革初期的毛泽东

1966年12月24日，罗瑞卿被人批评后，被四个戴着红卫兵臂章、左脚缠着厚厚绷带的大个子抬着。

第二，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全国各地造反派如雨后春笋，打着推翻本地区本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者”、“汉奸间谍”的旗号，向他们夺权。但是公安机关的干警，长期以来都被教育绝对服从党的领导，不能对党有任何怀疑。各级党委代表党。所以，公安机关组织的造反集团基本上是保守的，叫保皇派，“奉命造反”叫造反，实际上是暗中保护“走资派”过关。形势一变，他们就会在党委领导下抓右派，就像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一样。公安机关是专政的工具，警察是有组织、有战斗力、有武装的。社会上很多造反组织因为势力大，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各级公安机关成了造反的最大障碍。如果这个障碍不清除，文化大革命就不会继续。因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公安机关首当其冲地受到了反叛组织的一致攻击。但是，没有中央和毛泽东的允许，谁也不敢贸然剥夺它的权利。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政法大学造反派想夺取北京市公安局的权利，但很难说。他们问谢富治；但谢富治不敢擅自做主，只好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允许他夺取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公安局的飞行员权，但很快就被勒令退出叛军一方，由军队接管。1967年至1968年，是毛泽东号召造反派全面夺权的高潮，但公安机关成了最大的障碍。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在公安机关的秘密安排下行动，以避免叛军的批评。青海省省长王昭被叛军非法拘禁。公安部门的干部偷偷把他接走，送到洛阳治疗。连中央政府都找不到他。后来公安部造反派命令中央领导找到他，交给中央。为了使文化大革命按照自己的意愿顺利进行，毛泽东必须毫不犹豫地粉碎公安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以消除阻碍文化大革命的障碍。但他也担心惹事生非，所以在“砸”之后，他实施了戒严令，而不是让叛军负责。如果你想砸或者戒严，你必须创造一个砸的理由。中央1968号文件产生了。其实，毛泽东心里清楚，如果公安机关真的是勾结美国、蒋介石进行间谍活动的大汉奸、大间谍彭李科镇、罗瑞卿、刘仁，他能平安活到文革吗？因此，在1970年11月召开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代表们对彻底粉碎公安机关有意见，要求公安部领导作出解释，于是李震部长以公安部领导小组的名义，直接写了一封信问毛泽东。毛泽东指示:“粉碎公、检、法的口号是不科学的，必须完整地提到公、检、法革命。”这个指示并不是说彻底粉碎公、检、法是不对的，只是说口号不科学。不科学的是“砸”字难懂。改成“公、检、法完全闹革命”，就可以理解了。也就是说，公诉和法律存在严重问题，需要革命和“彻底”革命。所谓的“彻底”，仍然不信任公安机关。这一点从毛泽东亲自发布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就可以看出来。《纪要》严厉批评了“文革”前17年的公安工作，称、彭真、罗瑞卿在公安战线上“顽固地奉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肃清了刘、彭、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公安路线”，“彻底改造了公安机关”。

把“彻底粉碎”改成“彻底改造”是一回事，符合“科学”。

第三，毛泽东过去信任公安机关，文革后不信任公安机关，这并不奇怪。这时，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弦越来越紧，他疑心重重，以为有人要发动政变，搞资产阶级复辟。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在这份通知中亲自写道:“混进党、政、军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是一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者。时机一旦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从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在5月18日的会议上，林彪从历史的角度谈了很多关于政变的问题。中国似乎有人试图通过政变和复辟来呼应毛泽东的话。林彪说:“最近几个月，毛主席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许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我们讲了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据我们的关键位置，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安排——毛主席已经好几天没睡好觉了。”

搞政变，一是发动军事政变，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这时，军队掌握在毛泽东最信任的接班人林彪手中，而他可以放心；第二，秘密警察被用来突袭逮捕领导人，从而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这样做，只有长期掌握警察权力的人才具备这个条件。彭真、罗瑞卿在公、检、法三大体系中影响深远。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被推翻了。他们的追随者会这么做吗？毛泽东是一个非常多疑的人。他感到没有安全感并不奇怪。十月革命后，苏联秘密警察的领导人，除了创始人杰伦斯基，都英年早逝，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他们都是这场生死攸关的政治斗争的受害者。毛泽东非常清楚十月革命后苏联内部的政治斗争。文革初期，江青咬牙切齿，痛恨公安机关，不能仅仅归咎于个人恩怨。有没有领导的关心？！

第四，解放后，公安机关接收了大量国民党留下的敌伪档案。文革开始后，成了一些人的心病，害怕有人从这些档案中找到不利的材料。红卫兵抓汉奸，清理阶级队伍，审查专项，都离不开敌伪档案。因此，公安机关受到特别重视，他们都想把公安机关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利用敌伪档案，抹黑对手，洗刷自己的历史污点。这必须通过夺取政权来实现。夺权首先要制造舆论，抹黑公安机关，然后“砸烂”，趁乱夺权。最明显的例子是，1968年春，上海的造反派发现了30年代江青在上海的丑闻，并以小册子形式散发。江青看到后，哭着对周总理说:“好像是上海市公安局干的。”。随后、陈伯达、江青、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中央文革会议参加人员集体授权吴赴上海收集有关江青的传单和资料。在张春桥的具体安排下，吴收集了大量传单和小册子，并逮捕了那些收集和编辑它们的人。他们与前警察局长黄赤波等人一起乘坐专机返回北京。材料被封存，交给被非法监禁的江青。公安机关被军队接管后，组织大量士兵清理敌伪档案，寻找所谓汉奸、间谍，为中央工程服务。刘少奇被定性为“叛徒、叛徒和工贼”，材料是从这些档案中找到的，断章取义。公安机关敌伪档案对毛泽东帮助很大。否则，那么多汉奸、奸细、历史反革命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怎么可能渗透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呢？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很有必要”和“很及时”的。

第五，bug风波又开始了，公安机关成了重点嫌疑人，不砸不罢休。带窃听器窃听是一种侦查手段，国内外间谍和情报机构都在使用。我国对这种手段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只能在对敌斗争中使用，严禁在党内使用，有严格的审批程序。江青污蔑公安机关对她和毛泽东使用窃听手段，简直是天方夜谭，荒唐至极。

被渲染为窃听风波的录音风波，是从中央办公室刮出来的，与公安机关无关。1958年11月，机要秘书、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觉得有必要用现代化的手段“把的话一字不漏地写下来”，并多次向办公厅主任杨、总理等中央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最终，毛泽东也认可了这种做法，并对叶子龙说:“录音一定要有规定。如果没有规则，那就不是方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机要室对录音的范围和内容作出了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中央领导规定需要记录的。”对于这个规定，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主要领导都看过，并且签字同意。然而，毛泽东的一些演讲不愿意被记录下来。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演讲中谈到中苏关系时，注意不做笔记。胡乔木插话道:“还有录音。”毛泽东批评:“谁要求录音，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叶子龙立即告诉音响工程师停止录音。叶子龙在回忆录中说:“从那以后，保密室再也没有派自己的录音机跟着主席出去录音了”。

然而，有意想不到的事件。1961年1月至4月，毛泽东外出视察。在武汉逗留期间，他发现自己专列上安装的录音设备并没有被拆除，于是录下了自己与服务员的对话。毛泽东大怒，令汪东兴向中书令报告。中央书记处严肃批评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给予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严重警告处分；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受到警告，甚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几个秘书也受到牵连和处罚。1961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记录和录音的决定》，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团体禁止录音作出了五项规定。至此，录音问题已经彻底解决。

五六年过去了，没人敢再录了。但是，文化大革命发动后，本来已经解决的录音问题又被重提，曾经被毛泽东批准的文秘工作这样一个正常的环节和业务工作，变成了公安、情报机关的窃听、调查，为推翻某些人找借口。杨首当其冲，他之所以落败，一个重要的“罪名”就是窃听的电话。虽然中央领导的录音是由中央办公厅做的，但与公安机关无关。但是，将录音升级为窃听，已经完全改变了它的性质，所以只有公安和情报机构有资格和能力去做。文化大革命前，国内反间谍侦查是公安机关的重要任务，窃听间谍、探子是侦查手段，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公安机关用这种方法对付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严重犯罪。北京、上海、杭州、武汉是毛泽东生活和去的时间最长的地方，比如杭州，毛泽东去过40多次，住了很久，仅次于北京。仅1966年，毛泽东就去过杭州八次。因此，这些地方的公安机关是重点嫌疑人。1966年2月和3月，根据中央最高领导的意志，中央有关部门派了几个检查组到毛泽东经常居住的旅馆和别墅，检查是否安装了窃听器。徐副部长被派往沪杭考察。当时，他已经被怀疑是窃听中央领导的主要人物之一，派他去检查是在考验他。他在上海和杭州检查，但没有发现安装在毛泽东永久酒店和别墅的窃听器，中央办公厅的人也参加了检查。从上海、杭州回到北京后，谢富治不听他的报告，把他排除在公安部领导之外，不给他分配工作，不接见他，还在文革初期把他打倒。

虽然在“打黑除恶、检察机关打黑除恶、法律彻底”的这些年里，没有一个地方公安机关发现过这样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但几十名因涉嫌犯罪被逮捕的公安机关领导却迟迟不松口、不判决、不判刑，精神上、肉体上备受折磨，有的人还死在狱中，比如许。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于1968年2月因窃听被秘密逮捕并监禁在北京监狱，但于1975年获释。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他的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十根肋骨断了，他浑身不舒服。1978年英年早逝，被上海市政府批准为烈士。在他担任公安局长期间，每次毛泽东、江青去上海，都是为领导和夫妻的安全出谋划策，伤透了心。最后被人污蔑窃听毛泽东和江青，真是罪过。

可悲的是，黄赤波在主管上海市公安局时，还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枉了很多人。然而，直到他去世，他没有意识，也没有悔恨。1978年8月22日，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缅怀罗部长对上海公安工作的关怀》的文章，说:1953年4月，罗瑞卿部长到南京找他，把他调到上海市公安局。工作，“我不好意思严肃处理一群被帆船庇护甚至混进公安机关的反革命特务，并消灭他们。耶！当他不负罗瑞卿重托，在上海市公安局掀起了一场风波，为举世闻名的“潘汉年与帆船事件”火上浇油。大量干部因莫须有的罪名入狱，有的死于狱中。他曾在上海市公安局干部大会上说:“是只坏母鸡，生了一窝坏蛋”，“打开蛋黄是黑色的”我就是想当朝臣，这就是阶级斗争。”“帆船是大辣椒，还有小辣椒和辣椒面！“在他的思想指导下，集体惩罚必然会是无辜的。上海市公安局600多名警察被不公正地监禁，一些人失去了家人。他主管上海市公安局十年，却没有主动纠正，向上级报告纠正这个大冤案。直到1978年，“四人帮”被粉碎近两年，他还认为自己是对的，真是可悲！同样，1955年5月，根据的指示，他的顶头上司、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带领人员到北京饭店逮捕潘汉年，并亲自与副部长许一起审讯，积极引导项目人员审讯潘汉年，开船审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数十次。虽然他们很长时间找不到证据，但他们不能被定罪。他们没有主动改正，也没有向中央反映，要求改正。就这样，那些被冤枉了很久的罗瑞卿、许、等人被勒令以莫须有的罪名打人。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殴打，并被投入监狱消费。许被耗死，罗瑞卿、残废，过早死亡。说到底，他们只是政治斗争中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一颗棋子，是典型的现代版“请你进瓮”，让人唏嘘不已。

历史一再证明，如果封建专制制度不消除，“请你进瓮”的故事还会重演。“管公安就像在刀尖上跳舞”，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