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克家 高克：从柏林墙东面走来的德国总统

2月18日晚，一位德国老人从维也纳飞回柏林，从美林机场打车回家。在路上，他接到了联邦总理默克尔的电话，告诉他立即去总理办公室。因为他被提名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候选人。

这位老人是约阿希姆·高克。他已经72岁了，银灰色的头发，紫色的脸和被波罗的海风吹出来的皱纹一样深的前额线条。他看起来很粗鲁，看起来像一个饱经风霜的渔夫。

这个消息对高科来说，既是意外，也是意料之外。他记得昨天在维也纳，一名记者问他是否会就任德国总统。他幽默地回答:“这件事你得打电话给默克尔女士。”

事实上，作为德国总统候选人，高科已经是第二次了。两年前，他被社会民主党和绿党选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得票率远高于对手伍尔夫。然而，由于伍尔夫是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的候选人，后者是基督教民主党成员，曾任下萨克森州州长，执政党最终选择伍尔夫是出于政治权衡。

两年后，由于经济丑闻以及媒体和民众的压力，伍尔夫在周五被迫辞职。在总统白白等待的情况下，东西德最具影响力的自由老人高科成为最佳人选。他被德国媒体称为民权活动家、政治启蒙者、自由思想家、宽容者、德国统一的支持者。

但是，执政党，尤其是默克尔总理，能不能纠正他两年前做出的错误决定，在七十岁的高龄接受这种无党派？

没想到，在周六总理办公室举行的特别会议上，所有政党一致同意高科为联邦总统候选人。

有人形容高科的一致提名有声有色。在这里，我们用德国对各个政党颜色的比喻:目前德国议会中有五个政党占据席位，分别是红、黄、蓝、绿、黑。红色代表社会民主党，黄色代表自由民主党，蓝色代表来自巴伐利亚的基督教社会联盟，绿色代表绿党，黑色代表基督教民主联盟。多姿多彩，更显高科的人格魅力。

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兼总理默克尔表示，她和高科来自前东德，她的父亲也是高科的同事。对于高科来说，他几乎是一个人从教会走向政治。她称他为“民主思想的真正老师”

社会民主党主席加布里埃尔说:“结局很好，一切都很好。”尽管如此，他对高科两年前没有当选总统表示遗憾。当时，执政党选择伍尔夫在周五下台。“很好，他已经成为我们共同的总统候选人。”

高科在会上紧张地说:“今天对我来说当然是非常特殊的一天。”

他为自己参加会议的形象道歉:“我在旅途中没有时间洗衣服。”

在联邦议会选举高科为唯一总统候选人的两天后，周一，德国中央电视台进行了民意调查，69%的公民支持他当选。

高科的支持者在网上专门设置了一个页面，支持他当总统。Vogt博士在这个网站上写道:“我支持高科，因为在这个社会面临巨大挑战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在重要的位置上倡导自由。”克莱因写道:“高科的政治支点来自共和主义和启蒙运动。他可以保证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想法的权利。他在转折点的行动证明了他是一个温和的革命者。”

2012年3月18日，高科正式就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进入柏林美宫。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的历史上，他是第一个以民权活动家的身份担任这一特殊职务的人。

“冬天在夏天，春天在秋天”

德国总统是最高国家元首。虽然政治体制中没有实际的重大决策权，但这个职位是国家的象征，对内代表全体公民，对外代表整个国家。高科，一个在东德默默无闻生活了50年的普通人，只在东德转型时期介入过政治运动。两德统一后，他担任东德史塔西档案管理中心主任10年，之后没有担任任何公职。而且，现在已经72岁了，怎么可能达到这个国家政治的巅峰呢？

约阿希姆·高克于1940年1月24日出生在德国罗斯托克的一个船长家中。高科回忆录《冬天在夏天，春天在秋天》开篇，他回忆起自己在波罗的海的美好童年。他写道:

“对于罗斯托克作家瓦尔特·科姆波夫斯基来说，他的家乡是‘他曾经受苦的地方’。我反对。对我来说，家乡就是我的幸福。1951年，我的快乐在夏天成为了过去。”

高科的父亲曾经是德国海军军官。二战后，他被送进了战俘营。1946年夏天从英国战俘营返回后，他在当地的航运业担任劳动保护监察员。

1951年6月的一天，高科的父亲去沃洛夫村参加祖母的生日庆典，两个人把他带上车，借口造船厂发生了重大事故，驾车离去。从此，对于高科来说，父亲莫名其妙地消失了。那时，高科只有11岁。他的祖母和母亲去了警察局、刑事调查局和国家安全部门报案，甚至给当时的东德党主席迪克写了一封信，但没有结果。当地的人民警察局告诉他们:“如果俄罗斯人把你的人带走了，我们就帮不上忙了。”

他们后来得知，是东德施韦林的苏联军事法庭绑架了高科的父亲，并判处他25年监禁。他犯下的所谓罪行是“间谍”和“煽动反苏联”。法庭唯一的证据是在高科家中发现的一本西方海事专业杂志。

那时，高科只有11岁。这个消息是他妈妈告诉他的:“他们把爸爸带走了。”然后，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是活着还是死了。这发生在夏天。对于高科一家来说，似乎一下子就进入了冬天，风又冷又几乎结冰。

这位气疯了的母亲告诉她的孩子拒绝加入少先队。她明确宣布:“如果有人想问你，你什么时候加入少先队？你必须回答，当我们知道我父亲在哪里，他什么时候回家。”直到1953年9月，高科的母亲才得知丈夫还活着，在西伯利亚的劳改农场，然后一家人与父亲建立了联系。1955年10月，德国联邦总理阿登纳与苏联领导人在莫斯科签署战俘待遇条约，其父被赦免。当高科再次见到父亲时，父亲骨瘦如柴，牙齿几乎完全掉光了。父亲的遭遇和给家庭带来的灾难，在年轻的高科心里埋下了种子。他在学校里这种态度毫不掩饰，被要求唱赞歌时，他在任何场合都保持沉默。

我上中学的时候，曾经在班里写过一篇作文，但是高科没有写。他只是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些德国著名诗人和作家的名言。一个课时后，老师警告他:“约阿希姆，你还没写吗？”又过了半个小时，她说:“你还没做呢！”高科回答:“没有，先生，缪斯还没吻我。”后来老师让他去对面的面包店买28个小蛋糕分发给同学。那一次，高科拿到了唯一的5分。

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父亲的命运成了我们的教练。你必须忠于你的家庭，同时你必须与你的系统保持距离。我们的母亲明确地教导我们。我心里守着这些戒律，从来没有参加过东德自由青年团的活动。就这样，我活在道德的自我满足中:我们是正派的人。因此，我有意识地拒绝了所有要求我们接受他们的政治和道德的政府宣传。对我们来说，他们的政治伦理只能给人们带来痛苦和不公。”

20世纪50年代，东德和西德在形式上没有分裂，东德人民仍然可以自由旅行。1961年柏林墙建成前，高科去了巴黎，还可以骑自行车去西德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他经常乘坐高铁去西柏林，在那里他和神学同学一起享受生活。那时，他还能阅读来自西方的萨特和加缪的作品。然而，他别无选择，只能留在西部或回到家乡。

后来，他的四个孩子中有三个去了西德。他坚持留下来。他说:“我更爱我的家乡，西方只是我的一对。”

高中毕业后，他原本想学新闻专业，但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他的愿望被学校拒绝了。在牧师施密特叔叔的影响下，他在家乡罗斯托克大学学习神学。

后来，他回忆说:“我遵循东德的神学道路并不罕见。我之前和之后的很多人选择这个职业都有着相似的动机——从1989年很多牧师参与政治体制重建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

大学毕业后，他从助理牧师到牧师，在教会工作了20多年。他是罗斯托克教区一位受欢迎的传教士。1974年，他的传教活动被注意到，并受到前东德当局国家安全部的调查和监视。他准备采取措施反对他的颠覆性宣传。

1982年至1990年，他在梅克伦堡的罗斯托克主持教会工作。在1982年的一次布道中，他的主题是真理、诚实与和平。

1988年，他要求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进行政治改革，并要求与东德执政党就环境保护、和平与人权进行公开对话。

今年，高科还在罗斯托克举办了以“造桥”为主题的教堂节日，并顶住官方压力，坚持邀请前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施密特在罗斯托克的玛丽亚教堂发表了精彩的演讲，赢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成为节日的高潮。

高科不是政权的异己分子，但在心理上更不认同东德政权对反对派的不宽容，以及东德社会的强制和机械的日常生活。

“没有图纸的建筑”

高科参与政治斗争始于1989年秋。

他加入了1989年9月10日成立的“89出发，新论坛”组织。“新论坛”组织最初的创始人只有30岁。由于高科颇具影响力的演讲和组织能力，他在11月4日的游行中成为该组织在罗斯托克的发言人。示威期间，高科批评前东德领导人，并通过在教堂布道、组织示威等方式发表演讲。11月9日，柏林墙被推倒，“新论坛”被东德政府承认为参加人民议会的政党。1990年3月18日，东德举行人民议会议员选举，高科当选为“新论坛”成员。当高科当选为前东德第一位自由选举产生的议员时，他不禁喜极而泣。后来，在柏林墙倒塌10周年庆祝大会上，高科在致辞中说:“这真的是人生的梦想，已经完全实现了！”

高科总结了自己的想法:“我从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仇恨。虽然，我父亲被无辜地送到了古拉格。他回来了。之后，我们对上有下，对威权主义，对无法自保的人，都有了清晰的认识。”

1990年1月15日，在柏林诺曼街的德国民主政府斯塔西大楼，数千人占领了这座曾经是国家权力象征的堡垒，被称为“世界历史上最顶级、最具威慑力的秘密警察和情报机构”的心脏。今年8月24日，东德人民议会通过了高科倡议的确保东德安全部档案安全并向公众开放的法案。

9月，他与公民委员会的代表一起，第二次占领了原东德安全部大楼，抗议东德政府在德国和德国统一前决定永远封存里面的档案。同时，它也反对西德政府作出的销毁一部分并将其一部分交由西德科布伦茨联邦档案局管理的决定。

当时东德公民占领了斯塔西大楼，这是人民反抗国家监控系统斗争的胜利；在高科看来，这简直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人征服巴士底狱的历史重演。他在联邦议会庆祝柏林墙倒塌10周年的讲话中说，东德人民民主斗争的大无畏精神，是东德人民送给西德人民乃至德意志民族的宝贵礼物。

东德人的行动只是向公民开放档案斗争的前奏，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今天，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工程和痛苦过程。正是这位来自罗斯托克的牧师成为了前东德的档案管理专家。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东德民主革命的象征性人物。

东德人民反对档案归档的行动取得了胜利。1990年9月28日，高科在东德人民议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几乎获得一致通过，被任命为史塔西档案管理负责人。他的任务是成立相应的部门，将这些档案向公众开放。后来高科回忆说，自己当选档案中心负责人是“偶然”的。但高科认为，这些档案是未来民主建设的重要资产，是对前东德被迫害者依法起诉反对恢复名誉的不可或缺的证据，是前东德政府不公正行为的证据。这项工作必须有人来做。

后来，他回忆说:“我以绿党成员的身份进入联邦议会，成为前东德斯塔西档案馆的专家。虽然，这不是我希望做的。我意外当选为内政部专业委员会成员。在那里，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因为联邦议会成员希望监督内政部的工作。”

1990年10月3日，东西德统一，举国欢庆，东德人民议会自动失效。东德各级、各行业的政府管理组织是由联邦政府和东德公民委员会共同建立的。高科还被时任联邦德国总统魏塞克和总理科尔任命为“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档案管理专员”。这是一个直接隶属于德国联邦内政部的机构。

然而，正如高科后来回忆的那样，他负责接管这个机构并建设它，但没有人能告诉他该怎么做。这个机构是一个“没有图纸的建筑”。历史上，没有秘密警察档案向公众开放。数百公里的文件，16000个亚麻口袋，600万个部分穿孔未归档的文件，包括大量的秘密、报告、窃听记录和证据。高科负责这个档案中心已经十年了。

当高科开始这份工作时，只有三名工作人员。他们在一个有两个房间和浴室的房间里工作，然后搬进了前东德安全部门的一个秘密房间。

他回忆说:“突然，我有了一个带家具的房子。它曾经被用于秘密活动，叫做阳台。这在前东德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在这里休息昏昏欲睡的脑袋，仿佛看到一个保安坐在那里，手里拿着资料，叫一个人站在那里，或者坐着憋闷。那是我住的地方。接受这样的工作，我真傻。那时候，我没有时间去想我的存在。”

1991年，高科出版了《东德的可怕遗产》，详细介绍了他对史塔西档案的管理及其意义。因为高科的工作，这个档案馆简称为“高科博物馆”。当时，东德人的日常生活与高科博物馆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人们在街上看到它时，第一句话就是问:“你嗑药了吗？”这里，他们把名词“高可”当作动词。

到1992年1月，高科馆筹备工作基本完成，史塔西档案馆可以向市民开放。第一天，前东德安全部的50名受害者带来了便餐和热水瓶开水。他们得到了自己的档案，在档案中，他们震惊地看到自己的私生活被窃听、跟踪和详细记录。前东德著名诗人孔泽也将自己的档案整理成书出版。

高科对德国人做出了贡献，主要是因为他保存了秘密档案，让每一方都可以得到。在前东德时期，这些普通人的工作、晋升甚至生死命运都被史黛西掌控。他们需要看到真实的历史。这对政治权力产生了难以想象的影响。高科回忆，档案开放的第一天，高科面对很多前来咨询的人，就有了这个想法。因为需求量大，《柏林日报》专门刊登了一份档案查阅申请表，方便人们完成查阅手续。

高科回忆说:“有成千上万的人不愿意等待。简直就是一股人流。”

高科档案中心最多3000人，在东德各大城市都有分支机构。高科和他的部门成了防遗忘的堡垒。1995年9月，高科在联邦议会以高票再次当选，直到2000年才退休。

“高科阁”的十年，是高科一生中最具挑战性的时期，因为管理史黛西的档案，他受到了各方的褒贬。如今，他不再愿意只谈斯泰西，因为前东德政权不仅仅是斯泰西，高科也不仅仅是那些档案的管理者。面对媒体的采访，他经常谈到自己是如何支持无数的项目和创意，并在传播自由民主的理想中继续发挥作用的。离开档案中心后，他参加其他社会政治工作，经常发表演讲，做媒体宣传，组织成立了“民主抗忘会”。他主张在柏林建立一个反驱逐中心。2001年至2004年，他是维也纳欧洲反对种族和外国人仇恨观察站的德国义务成员。他还是2008年《布拉格宣言》的发起人，并多次获得联邦荣誉勋章和写作与出版奖。比如慕尼黑的舒尔兄弟姐妹奖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大十字勋章。

由于他的思想和著作，以及他对东德民主和自由进程的贡献，他被德国罗斯托克大学和耶拿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2001年1月至11月，他还在德国电视台播出了自己的西德电视台高科节目。

2010年，高科被推为德国总统候选人。当时问卷的支持率为42%。在接受《每日镜报》采访时，他回顾了政治发展，指出需要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那一次，他输掉了选举。两年后，他再次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候选人。

2009年，高科出版了回忆录《夏天的冬天，秋天的春天》。虽然这本书不是德国回忆文学中最好的作品，但它的叙事跳跃，材料处理相当分散。然而，作为一名牧师和教育家，他的话往往以自己的话吸引观众。对于那些想知道民主思想是如何在中央集权统治下幸存下来的人来说，尤其是对于那些不了解前东德社会制度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材。高科好像是定制画家，画面布局是他的软肋。然而，他经常用隐喻来描述活动的场景，但这是成功的。

在外人看来显而易见的是，英国历史学家蒂莫西·童嘉·埃西最近用一句话描述了1989年以来德国统一和转型的有争议的结果:“德国因此成为了一个更好的国家。”而这个过程，高科是积极参与的。如果他的回忆是免费教材，那么他的自我报告就是工作过程的学习报告。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么大的努力是值得的。高科通过回忆，描述了一位德国神父参与政治活动的历史；同时，他通过自己的角色，为德国新教惨淡的历史增添了激动人心的一章。

高科在今年2月出版了新书《捍卫自由》，这本书可以算是他就任德国总统前送给德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