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历史 中华民国国号的由来
千字古中华民国的名称是孙中山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创立同盟会时正式公开提出的。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开中国同盟会预备会议，并为参加同盟会的同志主持入会仪式时，在自己起草的《中国同盟会盟书》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中华民国，均田权”的同盟会纲领。因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孙中山推翻满清政府革命纲领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国名称的有机组成部分。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中国人在四千多年前建立中国时确立的立国原则之一。“夷夏改夏”原则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个特殊的口号，即蒙古人民不仅凭借具有比较优势的骑兵推翻了汉朝政府，而且还以极其低下落后的草原文明征服了高度发达和先进的中国农业文明。
“变洋为夏”的原则包括:一是以中华文明为民族和谐的原则。第二，以中华文明为原则，交融极低落后的草原文明。第三，以中华文明作为认同中国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四千多年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一原则基本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因为文明是人类从根本上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的唯一标志，而国家是人类文明的整体表现，又因为文明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国家的保护，所以人类是文明和国家的双重动物。把中华文明作为认同中国的唯一标准，同时又作为将文明水平极低、极落后的民族和国家交融的动力和交融剂，标志着我们的祖先对人性和历史的认识基本正确。
随着这一原则的确立，中国农业文明可以成为东亚千族、宗族、民族融合的历史熔炉、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使东亚农业社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古老的民族大熔炉，使东亚千族、宗族、民族成为一个国家的人民。
所以，征服了文明野蛮民族之后，仍然会被文明民族的文明所征服。因此，4000多年来，“以夷制夷”的原则推动和部分实现了德国哲学家康德发现的人类历史的两个基本规律:人的统一和人类政治世界的统一。
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所有文明程度低于和落后于汉族的少数民族都用暴力征服了高度发达的汉族，这种情况不仅是中华文明最大的不幸，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不幸。
因为这不仅是中国的，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浩劫和倒退。因此，蒙古人和满族人在中国暴力征服汉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灾难、大倒退的时代。因此，朱元璋反对蒙元政府革命，不仅具有改朝换代的普遍意义，而且具有中华文明再次征服极度低下落后的草原文明的特殊历史意义。具体来说，在蒙元政府的野蛮统治下，恢复中华文明对中国的统治地位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孙中山继承了朱元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事业。然而，孙中山把朱元璋的改朝换代革命变成了改朝换代的革命。也就是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君主专制的革命，已经转变为想要建立共和制度的民主革命，即从根本上把国家主权还给全体公民。因此，孙中山的革命为中国农业文明向现代工商业文明的转变奠定了政治制度的基础。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与中国的未来》一文中说:“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君主专制，这种政权不依靠国民革命也能成功。想象一下，明太祖驱逐了蒙古，恢复了中国。国民革命已经完成，但他的政治仍与汉、唐、宋相似。
因此，300年后，它被外人入侵。这是因为糟糕的政治制度。没有政治革命是不可能打破的；我们推翻满洲政府的时候，是驱逐满洲人一边的民族革命，是推翻帝制一边的政治革命，没有一分为二。说到政治革命的结果，那就是建立民主宪政。按照现在的政治理论，即使汉人是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正因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一场旨在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革命。因此，在孙中山成功建立辛亥革命并保持中华文明、中国人民和国家主权的历史延续性后，孙中山获得了将中华帝国国号改为中华民国国号的合法权利。
而且，孙中山将中华民国视为近代中华民国的名称，这也证明了孙中山不仅是一位维护和继承中华文明、中国人民和国家主权的爱国者，更是一位结束帝制、开创民主共和制度的民主革命家。
同时，孙中山不仅继续把中华文明作为认同中国的最重要标准，而且继续把中华文明作为建设现代民主中国的最重要原则。他甚至是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文明推向现代化的革命文化领袖。
1905年7月，孙中山在筹备成立中国同盟会时，就明确提出了建立中华民国的纲领，并且已经为未来的共和中国取了中华民国的国号。这是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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