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西藏 西藏谜底：一窥神秘西藏的真相

"布达拉宫不是人建造的，而是在那里生长的."还有比英国的斯潘塞·查普曼更好的描述吗？罗布林卡小导游不同意，说:“藏族人认为布达拉宫是火焰，红宫是跳动的火焰；拉萨河是酥油。”

谁的描述更真实？坐在布达拉宫广场前，身份的差异成为一种抑制不住的困惑——究竟是藏人还是外国人，谁能更好地理解、描述和解释神秘的西藏？

82年前，法国女子亚历山德拉·大卫-内尔经过8个月的跋涉，终于渡过了拉萨河，布达拉宫就在眼前...回到巴黎后，“法国人像女英雄一样热烈欢迎她”。在布达拉宫广场，可想而知，大卫·尼尔很兴奋。然而，她那本引起法国人欢呼的《一个巴黎女人在拉萨的冒险》在这里达到了高潮。是神秘的拉萨和布达拉宫，还是接近神秘拉萨的过程让法国人疯狂？大卫·尼尔给我们最深刻的提醒是，在媒体时代，观察者更有可能成为戏剧的主角，而拉萨和西藏只是她的舞台。

可惜我们不是藏人，逃不掉的都是外国人。我们有可能接近和承认西藏吗？或者说，首先要杜绝自我表演，以及由此产生的游客般的对闪亮西藏片段的热情，让西藏能够成为主角。这是一个挑战。

布罗代尔的“内在的地理因素对历史的影响最深刻，可以延续几千年，展现的时间最长，完全是潜移默化的”，可以看作是一种方法论。从西藏这个角度来看，发源于冈底斯山的雅鲁藏布江最为引人注目。印度河和香泉河也是这里的源头。从北到南，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都横穿西藏。然而，西藏人似乎不像对人类文明至关重要的河流那样对圣山充满敬意。记录了更多的观察:“每当你到达一个山口，你摘下帽子，默默地向山神祈祷，然后在石堆上扔一块石头作为祭品。插在石堆上的两根木杆之间系着一根绳子，上面挂着五颜六色的经幡。这些旗帜上覆盖着经书，经书被山风吹向远方的天空。这时，行人会大声呼喊，倾听山峰的回声。作为临别礼物，你可以在旗杆上系一块旧布，把你的奉献留在风山上。”

山和河的区别在于，从北向南流入雅鲁藏布江最大支流拉萨河。西藏故事的这条核心河流的例外甚至不是河流本身。“上游有热贞寺，建于公元11世纪，是喇嘛教噶尔丹派的发源地。在富饶的彭博谷，有达龙寺，始建于1178年，曾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的大本营。致公河进入拉萨河东部的弯道。这条河的名字来源于曾经颇具影响力的致公寺。这座寺庙建于1177年，是噶举派一个重要分支的基地。随后，拉萨河蜿蜒绕过拉萨南郊，这里有三座著名的喇嘛教寺院:东有甘丹寺，北有色拉寺，西有哲蚌寺。就在拉萨以西，在拉萨河一条南支流的上游，有一座楚布寺，是噶举派另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区域性教派的大本营。

在那些被研究者称为“著书”的藏文经典中，没有空描写山川的章节，只有一些寺庙和教派。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英文秘书刘琦与藏人讨论民主的定义后，藏人得出结论:“我们的政府是由上帝组成、由上帝统治、为上帝服务的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对罗布林卡导游的描述其实更“真实”也更容易被认可——对于建筑奇迹——布达拉宫，意大利藏学专家图兹解释说，“建筑意味着按照神坛模式重塑世界”。在丹麦建筑师Kludd Larsen出版的《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中，他从建筑的角度发现“在西藏宗教建筑中，内外的对比空可能会引出这样一个猜想:受建筑材料和建筑限制的建筑师只在里面展示自己的真实想法空”——这里，里面/[/。几乎每一个参观过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游客都可以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它似乎被过度表达和装饰，这个空之间的每个界面都挂着壁画、金属工艺品、木刻、唐卡和装饰纺织品。这种不可阻挡的结果可能真的强调了崇拜的体验。寺庙的内部代表了上帝在天堂的住所，一个从各个方面诞生的丰富世界，并显示了给予他们的无限丰富。因此，在现实中，Kludd Larsen的结论是“西藏没有正式的公共空房间”。

真正的藏族人似乎已经消失在“被神统治，为神服务”的怪圈中，“内在地理因素”对历史的影响至少目前藏族人并不感兴趣。

神的降临，从西方藏人的角度，被定义为松赞干布时代，这个赞普被认为是传入了佛教。从事实和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个观点不一定不值得讨论。但纵观西藏历史，真正改变捐赠者与福田关系，创造性地确立了宗教权力逻辑和事实的，是萨迦派的巴思巴。1260年，26岁的八思巴被忽必烈皇帝封为国师。四年后，忽必烈迁都燕京，命八思巴统率朝廷，管理宗教事务。蒙古人和西藏形成了世俗-宗教联盟，从那以后，他们“控制了整个中国，并一直持续下去。即使大陆多次更换皇帝。”。曾经无数次与唐朝争夺边疆的吐蕃，在蒙古人因为佛教或上帝的降临而进入时感叹，“蒙古人看到的不再是一个武士国家，而是一个喇嘛或精神导师的国家”。有趣的是，但丁出生在意大利，五年前，巴西巴获得了国家教师的至高地位和权力。53岁时，但丁完成了他杰出的《神曲》。薄伽丘在《但丁传》中评价:“但丁在世时，有人称他为诗人，有人称他为哲学家，还有人称他为神学家。”《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描述:“在中世纪，人们的视野，无论是观察客观世界还是认识自己，都被一层面纱所遮蔽。这层面纱是由宗教信仰、毫无根据的幻想和先入为主的偏见构成的。意大利人首先撕掉了这层面纱，所以他们认识了客观世界，也认识了自己。”这场文艺复兴的开端始于但丁发现“世界上的幸福可以通过道德和精神实践获得；只有按照基督教的信仰、希望和仁爱生活，才能在天堂获得幸福。”。之后，神圣的世界让位于世俗生活，欧洲开始走出中世纪。

至少在试图自己定义西藏的欧洲藏族研究者看来，“中世纪”是他们愿意用来衡量西藏的坐标。

法国藏学专家施太安引用科尔本的中世纪社会制度标准:“主要关系是君主与臣民的关系；政治活动依赖于有限数量的人之间的个人关系，政治权利被视为一种私有财产；各个位置之间的差异比较小；贵族之间明显的阶级差异；领土一般是君主为某些人服务而奖励的土地。”按照这个标准，根据施太安给出的判断，“一般来说，这些定义完全适用于西藏”。然而，即使施太安的藏文著作《西藏文明》于1962年出版，他也谨慎地宣称，“这并不是说西藏文明只会作为另一种模式或作为人们已经熟悉的制度的新范例出现在我们面前”。

神圣/世俗和二元对立的概念，使论述者无论选择褒贬，都根据一个方面确立了自己的逻辑起点。在这种情况下，似乎进化论的历史观更加自觉和占主导地位。那本书被称为“如果你一生只想读一本关于西藏的书，那就读读果尔德施坦因的这本书吧！”——《喇嘛王国的陷落》的核心诉求是“陷落的原因”。果尔德施坦因明白，“修道院竭力阻挠喀什政府实现现代化。在他们看来，现代化不仅有害于寺院生活的经济基础，也不利于藏传佛教‘价值’的垄断”。

解说系统的构建，真实的西藏，似乎是一个绝望甚至被抛弃的命题。

回到“著书立说”，回到藏文经典，梳理多部藏文经典而成的《西藏通史——宋世保传》，以及翻译成中文的藏族僧人传记，都符合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所使用的主题方向，他强调对历史的信仰，把历史研究变成了“科学史”:政治和战争。这是一个被超越的过于狭窄的观察维度。在这种历史观念的指导下，也存在着“神治社会”的遗留惯性，“超自然”才是藏民真正的兴趣所在。对此的经典描述是，“他们习惯于通过提问来发动攻势，在欣赏对方深刻准确判断的同时，含蓄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一旦他们谈到超自然的话题，就会没完没了地列出西藏盛产的稀奇古怪的东西，让你大开眼界，难以置信。”——所以，无论藏人还是外国人，西藏都有待发现。

寻找西藏的神秘，或者接近西藏的过程，就像看法国人是“神秘的拉萨还是接近神秘的拉萨的过程让法国人疯狂”。看看我们以前的发现，也许结果不再那么令人沮丧。在试图摆脱意识形态控制但最终被控制的东方主义中，爱德华·赛义德的定义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我们发现并解释的西藏:“每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持都需要另一个不同于它并与之竞争的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建构——因为在我看来，身份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法国还是英国，都不仅仅是一种独特的集体经验的集合，更是一种最终的建构——它涉及到与自己相对立的“他者”身份的建构，始终涉及到对不同于“我们”的特性的不断解读和再解读。每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了自己的‘他者’。”

或者说，西藏目前更具解释价值的是它作为“他者”的存在。游客、记者和研究人员发现西藏，并以“自我认同建构”为目的，不断对其进行解读和重新解读。似乎神圣和世俗的结构可以以更温和的方式重用。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对西藏耸人听闻或不耸人听闻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为构建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一场涉及不同社会不同个人和机构的竞赛”。

英国人斯潘塞·查普曼对布达拉宫也有一段容易被忽略的记述:“它只是缺少了大树或高山般的对称美，但这种明显的粗心杂乱首先突出了红色的中心，然后突出了宫殿顶部的金色亭台楼阁，于是人们的目光自然从不重要的地方被吸引到了它的本质上，人们的眼睛和心灵被带走了。”“带走人的眼睛和心灵”的宫殿顶部的金阁，以及下面历代达赖喇嘛的灵塔——仰望布达拉宫广场上的这座巨型建筑，我被查普曼的无意识发现所震撼，更被西藏建筑师的天才所震撼——达赖喇嘛的肉身就在这座金阁下的灵塔里。任何一个西藏人都会告诉你，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转世。

或许，即使是偶然，外人也有可能一窥神秘西藏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