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黑英雄 揭秘“打黑英雄”王立军打黑的真相

2009年9月24日，重庆严打以来查获的名车。

“缉枪治暴”的隐情

重庆故事结束前，王立军并没有像离开锦州那样发表正式的闭幕词。

2008年6月，王立军在锦州市公安局警察文化沙龙发表文章《我的心将永存》。这是他离开锦州的谢幕。在这份离别告白中，王说:让我感受来自渤海之滨的晚雨。

在重庆，王立军的开幕式是一场低调的夏季公安综合行动。这一行动虽然不如打击行动那样为外界所熟知，但却受到原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相当赞赏。

2008年11月1日，重庆市委原领导多次与重庆市局班子谈话。现场记者回忆说，市委领导指着王，对时任市局局长、党委书记说:“我们应该给年轻人更多的压力。”

同月，王立军还在市局开展忠诚教育，提炼出市委主要领导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供民警学习。

经过这些准备，王立军在重庆打响了他在一起军民合作案件中的第一枪。此案也让他在重庆之行后首次出现在央视《法治在线》和《天网》上。

2008年8月12日，王立军下令成立专案组，缉枪控暴。为了保密，“8·12”成了这次行动的代号。参与行动的徐玲说，渝湘黔边境的枪支问题曾经一度猖獗，中央政法委带领三地警力后，情况有了很大改善。然而，王上任后，他声称枪支问题增加了三倍多，并派刑事调查人员前往重庆秀山，重庆，在渝湘黔边境。

徐说，由于安排不尽如人意，王提出“攻技师即攻制枪窝点”。于是，刑侦人员选择了枪支制造场所，提供了设备和资金，并邀请技术人员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经过专案组的布置，他们于2009年1月9日凌晨集中清理秀山“地下军火库”。

一张大幕布缓缓拉开。徐透露，警方想申请专列运送士兵，但未获批准，于是以旅游的名义申请专列。2009年1月7日，装甲车等作战车辆先行，车队绵延五六公里。第二天，1000多名特警、刑警、武警携带冲锋枪、火箭筒等轻重武器乘坐专列，到达指定位置。

徐回忆说，当时的动作场面十分壮观，“炸药轰隆隆”。3号枪就在山洞里。后续记者回忆，王立军曾经准备用火箭筒炸山洞，但公安部刑侦局领导不同意，于是放弃了。

按照徐玲的说法，之所以安排在山洞里，是为了让冲突更加戏剧化。

行动结束后，王立军出现在秀山灯会广场，装甲车和警车整齐驶过，战斗如同检阅部队。当地一位围观老人告诉徐玲:我这辈子见过解放军两次进城，一次是为了解放，一次是为了这次。

2009年1月，重庆警方通报，在为期5个月的扫枪专项行动中，共查获183支仿制手枪。

重庆第一张黑枪

秀山抓枪后，2009年2月，王立军接替刘光磊任重庆市委书记。现在看来，这是重庆未来三年严打的起点。

这也是王立军仕途最成功的时期。2009年3月19日，驻重庆某部队哨兵被枪手击毙。事发后，王立军被任命为专案组总指挥。一周后，他担任重庆市市政局局长。

虽然“3·19案”在他任职的三年间没有破案，但仍然成为王立军了解重庆警情基本面的重要契机。

事发一个多月后，4月27日，王立军在治安整顿动员大会上透露，以“3·19案件”为契机，警方完善情报信息，对全市883万重点人群和27万不放心群众进行了全部梳理。“这在全国从未发生过。”。

此案也促成了“警务信息化”。当年5月，王在视察网络监管总队电子证据中心时透露，重庆市委在全国开了先河，将移动、金融等几十个部门的数据整合到公安。他要求被锁定的人员在法律事务中“不可谈判”，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使用情报手段。以窃听为例，他说窃听应该列为秘密证据。

“3·19案”完结后，王立军打响了打击“6·3案”的第一枪。2009年6月3日，重庆江北爱丁堡区发生一起持枪案件，警方为此成立了“6·3”专案组。王没想到的是，“6·3”案也为后来的案铺平了道路，使他遭遇了自严打以来最大的阻力。

在当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上，王说，在“六·三”事件之前，98%的干警并不知道自己要扫黑除恶。“6·3”案件发生后，警方立即抓捕了参战人员，技术侦查和网络监督员立即介入。“三天没有成立专案组基地，最快的留了一夜，武警要多少给多少。”

王立军也有打击目标的计划。2011年9月，在会见《求是》杂志编委郑时，王自豪地说，他部署打击犯罪分子时，没有纸，于是拿出了400多名黑恶势力成员的名单，“不到一周就抓了800多人”。

“6·3”案件发生后，2009年6月25日，重庆警方通报，数十个黑恶团伙的首犯陈明亮、陈坤志、龚刚模、岳村已被抓获。他们都是私营企业的老板。正如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志伟在《重庆市反黑社团管理模式研究报告》中指出的，重庆市反黑活动的亮点几乎都是针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的。

2009年7月14日，原重庆市人大代表、余强运输公司CEO李强被拘留。李强被捕5天后，王立军在第二批扫黑除恶斗争会议上透露，打车期间，李强竟然向一位政法系统的“一把手”发难，说要联合人大代表在两会上罢免对方，这让干部们很生气，说要在两会开幕前把李关进监狱。

“我跟市委领导汇报的时候，说如果他敢挑战我，我就告诉他，我可以杀了你。”王说:“你能想象恶势力有多猖獗吗？”

王强调，打击犯罪是市委主要领导的要求。2010年6月，王立军在会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牧时表示:打击黑的关键在于执政党的决心。

李强被捕的第二天，在重庆只呆了一年的王立军接替刘光磊，担任重庆武警总队第一政委、第一书记。这是王立军继秀山反枪案后升任市局党委书记、“3·19”案后担任局长后，在重庆的第三次晋升。

2011年，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的“双子别墅”被列为“重庆市公安局反腐倡廉教育基地”。

091工作队

如果说“6·3案”打响了重庆严打的第一枪，那么091专案组则帮助王立军完成了内部整肃的第一枪。

091工作队由原重庆市市政局副局长郭卫国带队。091专案组作为王立军的下属单位，参与了包括文强案、李庄案在内的所有重大打击犯罪案件。专案组被评为“2009年第一个打击毒品大案”，成员包括原禁毒总队队长知望、万州民警熊峰等。市局民警于洋透露，熊峰因手段残忍被称为“万州熊”。

2009年8月7日，在重庆江北机场，数百名警察包围了飞机，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被王立军带进一辆防暴警车。

两天后，王立军召开了警情警示督导会。会上，他宣布自己在扫黑除恶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除了文强、李强等“五强”外，还有由公众、检察官、律师、部门参与的“司法救助队”，9名律师。王透露，市法制统一级别的干部也为被捕的律师进行了投诉，他们要求市委领导给干部们捎个口信，让他们好好照顾自己。“现在这个人已经闭嘴了。”。

在打击行动中，擅长数字化管理的王立军将案件分为A、B、C三类。A类是指市局办理的案件，B、C类是指区分局、基层派出所办理的案件。反黑客部署才两个多月。2009年8月，王立军在国庆60周年安保工作会议上透露，除16个重点项目外，ABC案件超过270件。

在办案透明度极低的情况下，律师依法为委托人辩护，被王立军视为绊脚石。2009年12月，“6·3”案件第一罪犯、北京律师、龚刚模辩护人庄莉成为王立军决心清理的第一块绊脚石。

案卷显示，2009年12月10日，091专案组民警熊峰等人从龚刚模突围。龚反映了教他刑讯逼供的情节。

随着李庄审判的推进，“铁山坪”基地浮出水面。这是重庆24个扫黑基地中的标志性建筑。“6·3”案件涉及的所有主体都在这里接受讯问。龚刚模说他“在铁山坪被吊死了8天8夜，大小便失禁”；龚鹏说，专案组用窗帘遮住摄像头，把他挂在窗户的栅栏上；已被执行死刑的“六·三”案第二被告人范在生前秘密录制的一段视频中称，自己曾两次撞墙、咬掉舌头、自残，遭受酷刑后自杀。

2010年2月9日，庄莉在二审中被判伪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在他的陈述中，李留下了一个“被迫认罪和缓刑”的藏诗谜题。本月底，重庆市召开表彰大会，庆祝“扫黑除恶”斗争取得全面胜利，李庄案公诉人莫宁被授予“重庆市人民卫士”称号。熊峰荣立一等功，由郊县晋升为沙坪坝区刑警支队常务副支队长。

在内部会议上，王立军表示，市局一定要努力确保干警在工作中违规违纪，有同志打人。“真的很重，很痛。我说这是折磨，不是忏悔。检察院逮捕，那也要不罪不诉”。

在杨澜看来，熊峰的崛起之路只是重庆警方过去三年的一个缩影。“之所以要刑讯逼供，设立私人监狱，是因为王立军把瓶子里的恶魔放出来，许了愿让他们封官。让他们释放人性的恶。”

“大情报”

就重庆而言，打击犯罪已经完全成为其社会管理的杠杆和抓手，直接依靠警察部门的扩张来实现其目标。

除了打击刑事案件，王立军还有一个无形的武器，那就是“大情报”。2009年12月14日，被绳之以法两天后，王视察情报信息中心，感谢他们在案中的辛勤付出，希望他们“真正成为一支武装到牙齿的战斗队伍”。

在当月的情报信息中心启动仪式上，王立军在“大情报”中表达了自己的抱负:“不要逾越法律规定的界限”。这个时候，就要用科技革命，你攻击它应该是不礼貌的！

2010年1月，在情报中心成立座谈会上，王介绍，情报中心12分半钟就能查全国人口，通过13个点就能对人进行立体搜索。只要被搜到的人在网上注册、打电话、买机票或者刷卡消费，警察就能知道，还能通过GPS定位重点人群，监控他们的行动轨迹。他说，除了数字安全，服务还会跟进，市政府主要领导已经同意，我们今年要招聘1.08万名警察。

2010年3月16日，在“大情报”专题讲座中，王要求，除了军事和战争，从社会保障到银行，所有信息都应被视为自己的资源。他羡慕其他地方的进步，“有的已经全线上了网通和移动的中心平台”，并表示大智能要应对虚拟社会和虚拟群体。在他看来，“大情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国家难动人心，需要解放军；政府着急的时候，马上去公安局。”

2010年5月14日，王在向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作报告时，透露了“大情报”的奇迹:春节前5天，4000多名有劣迹的人进入重庆，6小时内被关起来。3400多人被警方点对点警告，被迫在48小时内离开重庆。

王主政期间，东北籍的门生、干部担任了技术调查总队队长这一要职。王立军在铁岭市公安局任职期间，王鹏飞升任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分管技术侦查和刑事侦查工作。2003年王立军调任锦州市后，王鹏飞调任盘锦市公安局副局长。2010年底，王鹏飞从盘锦调任重庆市公安支队，担任渝北区公安局局长、渝北区副区长，并兼任重庆市公安局技术侦查总队队长。

2011年10月26日，王立军向北邮社长方滨兴透露，重庆警方一次性各送去设备3.5亿元。“现在我们每天要检查8.7万人，还有来自技术调查和网络监管的秘密介入。现在我们已经消灭了5000多人，主城这么多人被拘留或以上。”

2011年12月，王立军向黑龙江省绥化市公安局局长盛伟介绍，重庆市公安局共发放设备27亿台，均为德国、以色列设备。“哪个省能比？”

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的财产成为警示教育的一部分。

“鲨鱼吞小鱼”

在重庆，王立军不断强调打击犯罪，并将其作为重庆最重要的行政标志之一。通过打击，王立军不仅实现了仕途的上升，也实现了个人的权威。打击刑事案件与运用情报系统相结合，成为震慑民营企业家、公民乃至全社会的主要手段。

2009年9月，由王立军发起的“重庆市人民警察英雄救助基金”在3月全面推进扫黑除恶工作后正式成立，重庆知名企业家认捐7000多万元。

2010年9月，王立军在会见中国名人堂董事长时表示，劫富济贫是世界通用的。以普京为例，他说:“十个人，普京射出来两个有钱人，两个普通有钱人会给自己的东西自救，剩下六个穷人会说，干得好”。王说，这是民心所向。如果黄光裕在重庆，就不会发展到今天。

在华东政法大学童志伟教授看来，重庆打黑是一项涉及民营经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扫黑除恶初期，涉案企业家全部被杀:龚刚模被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陈明亮被判处死刑，并没收了他所有的个人财产；月村被判处死刑，罚款1.5亿元...

2010年6月，重庆希尔顿的老板彭治民因涉嫌犯罪被091专案组带走。彭原本是重庆市渝中区人大代表，身家过亿。

在重庆市局所属的本期《警察文化沙龙》上，他发表了希尔顿的文章。文章称，彭“公然诽谤扫黑除恶成果”，因此受到严惩。

当年7月，在接受反黑创意团采访时，王立军提到，共产党已经在他的裤腰链上给人彭李科智敏放了一颗定时炸弹。他还为民营企业家画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暴力，充满罪恶，原罪横行”，下联是“党政勾结，司法保护，并罚并济”，横批是“照顾好自己”。

王说，如果包括党政官员在内的这些民营企业家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还是要从广义上思考，否则他们会在深水中爆炸。”

王力军在打黑方面有一套分寸哲学，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找到跑空的动力。他指向的对象之一是自己的下属，对方会不会成为黑社会保护伞，就看他的“忠诚”了。另一类是民营企业家，后来扩展到党政官员和各行各业，也就是对方会不会倒下，就看他们是否听话了。

重庆严打期间，一批民营企业家的资产被变相收归国有，不仅壮大了国有企业，还补贴了地方财政。2011年，希尔顿CEO彭治民被判处无期徒刑，并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俊峰集团总裁李俊被通缉逃往海外，很多亲戚被捕或被通缉逃亡。

这种模式被王立军称为“鲨鱼吞小鱼”。陪同嘉宾参观展览时，王说:只要是黑社会，马上让银行吞掉，不然政府就拿一次。

这种开火也体现了重庆警察留学基金的设立。2011年5月18日，王立军指示刑警队长李阳，“找一些企业家，让他们弄一些，给我们交留学费用。”7月19日，王在重庆会见了13位民营企业家。同一天，大佬们共承诺了3000万留学资金。

执政后期，随着权力的扩大，王立军的自由裁量哲学越来越精细化。2011年12月1日，王立军向某银行重庆分行行长展示了他对金融体系的关怀，称部分涉案金额达7800万。“我们都轻轻放过它。”

王说，决定权在他手里。以希尔顿为例，他说:“他说1000万，我们说只值200万。你可以带着你的签名进去。他跑的时候是他的，他画跑道的时候是我们的。”

“腰带上的定时炸弹”

童志伟在报告中指出，在打击社会的管理模式下，言论自由是公民受到最严重损害的基本权利之一。

2009年9月，重庆籍男子彭洪因在论坛转发黑色漫画《保护伞》被判劳教两年。当地青年任、、田宏远等。，也被劳动教养冤枉也只是因为评论时政。2011年1月，重庆市公民龚汉洲因转发“交通巡逻平台上裸应对醉酒男子冷天”帖子，被以“攻击政府职能部门”为由判处劳动教养一年半。

2011年4月22日，庄莉的不作为犯罪被撤销。当庄莉被释放时，涪陵林业局的一名干部方弘与此案有牵连。方弘因发表讽刺庄莉案件的打油诗微博被判一年劳动教养。

对重庆司法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庄莉案第二季，成为王立军在重庆第四次晋升的契机。2011年5月17日，王立军被一致推选为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不愿意在庄莉案中败诉。2011年6月25日，王立军在副局长郭卫国陪同下会见了北邮邮政总裁方滨兴。

防火墙之父方滨兴在演讲中介绍了自己被鞋子攻击后的反应。方的方法为郭、王提供了启示。郭卫国说，像杨金柱和陈有西这样的人都想透露他的家庭住址。第一季陈有西是庄莉的辩护律师，杨金柱是湖南律师，第二季庄莉的案子去重庆支援。

王泽玺希望在重庆种植网络监管试验田。“我们每天有500多人在研究它们。”。

四个月后的10月26日，王立军再次与方滨兴见面。谈到网上对重庆的评论，王说“我们欢迎”，无论实名还是匿名。

警察透露，王甚至还设置了黑名单。“飞机一降落，记者和律师都被控制住了。他想审查你的背景，监控你发表的文章。”

在打击黑社会的管理模式下，除了少数有权有势的人，每个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自由都受到极大威胁。

在2011年重庆市市局第十四次扩大会议上，王立军提到重庆移动原董事长沈长福因受贿被拘留，称警方过去经常去移动公司索要数据，但实际上被拒绝。“公安局小号台也给我们乱剪，我们不听，郭卫国拘留沈昌福是对的。”王还提到:严打期间，一些银行行长没有给我们提供名单，被认为是妨碍公务，立即记下。

在王立军的时代，公安主导，王甚至可以决定判决。2011年1月，针对王天伦涉黑团伙“网里捞到的鱼”王东明被审判的报道，王东明给出指示:“你会被判死刑，否则，你会告诉社会什么？而如果不判死刑，那将是无尽的烦恼！”四个月后，王东明一审被判处死刑。

连重庆市政府的主要领导都挺怕王立军的。2010年1月4日，在统筹城乡户籍制度工作会议上，王说，市政府主要领导向他承诺“建军。你要我开会，我什么时候开。你想让我们开几次会？我觉得不算太多。哪些部门应该参与，没有哪个部门可以讨价还价。”

2012年5月，在公安联办项目会上，某市政府主要领导笑称，区县原领导见王毕恭毕敬，却见他嬉皮笑脸，“我知道他在你裤子上挂炸弹”。

黑色展览的作用

在很多场合，王立军都会提到，“西来书记没谈过。一旦中央领导来了，一旦专家学者来了，就得挤掉。”

于洋透露，近三年来，所有来渝考察的中央领导都要到市局参观扫黑展，尤其是在节假日期间。市局宣传部不得不把这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写。

杨介绍，停电展最初的解说词是政治部民警写的。但是，每当有官员来访，王力军就会自由发挥，形成新版本。“当领导来的时候，他有强烈的表达自己的欲望。他喜欢戏剧性的事情和高潮。”

比如杨说，截至2011年，据内部统计，参观展览的省部级干部有463人，在王口中，这个数字达到了600多人。当评论组组长对此表示怀疑时，王气愤地说:“你反对我，就是反对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私下担任组长，称王也是副部级干部。“在过去的两年里，他总是有100多次往返。不是600多吗？”

在孙玲看来，王力军的行为近乎疯狂。孙说，2010年12月，一位中央领导视察了重庆市公安局。有这样一个场景，领导按照王指出的，看黑展业的信息。在王指示抹去照片上的背景后，剩下的就是领导按照他指出的方向看向远方。

警备司令部民警蒋山回忆说，一位中共宣传部退休领导参观展览后，王立军要求将领导对打击的认可包括在内，称这是领导的悄悄话。同样，还有一位退休的中央纪委原领导。王要求充分发挥退休领导的话，在终稿中加入了领导在任时的讲话。

蒋山介绍，很多后来来渝的领导在参观展览时都咬紧牙关，没有表情，没有言语。他们不得不加入领导的肢体语言，如密切关注和频频点头。

“王力军想冒险，就去冒险，不要走中庸之道。他喜欢绑架别人，他想说的话应该通过别人的口说。”江说。

2010年11月，一位中央领导人访问重庆。新华社关于此事的统一新闻稿全文1600余字，其肯定性打压内容50余字。《重庆日报》领导此行稿件3700多字，其中肯定打压300多字。

蒋山说，这次和往常一样，王立军要求市局写稿子，但这个级别的专题报道组牵头的稿子只能由新华社写。他们以不合格、怕出错为由拒绝写作，惹得王达怒不可遏。“公安内网上的新闻跟新华社有什么关系？!"

最终，这条新闻，市局专题报道组写了6000多字。姜说，普通手稿是王亲自指示的，但这份手稿是给女王的，他没有签字。在一位副导演做出决定后，手稿得以上线。事后总结会上，王骂相关人员“开头赢，结尾输”。

“我们怀疑王一定听说过新闻报道的规定，所以如果他不签字，一旦被调查，他就可以避免签字。另一方面，他用这个捆绑干部，让他们自由地来回走动。”江说。

蒋山感慨道:可是王力军没想到有一天会被一根更粗的绳子绑死。

2009年12月，庄莉得知王立军想自己动手后，从重庆跑到成都。2012年2月6日，陷入困境的王立军选择了与庄莉相同的路线。他逃离重庆，潜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2012年9月24日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现场。王立军因犯枉法、投诚、滥用职权、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王在法庭上表示他不会上诉。

这是“黑英雄”王力军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