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军 刘少奇曾提出“把共军变成国军”的设想

1、他也有“糊涂”的时候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正式结束。8月24日，远在美国的胡适打电话给毛泽东，以感谢他的问候为由，表达对CCP的期待。这封电报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要审视当今世界形势，珍惜中国未来，努力忘记过去，展望未来，下定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设“第二个没有武力的政党”，争取国内和平，实现民主宪政。。

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赴重庆谈判，刘少奇任中共中央主席。这一时期，针对东北的无政府状态，刘少奇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做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决定迅速向东北派遣一百团干部，以独占东北，控制热河、察哈尔地区。然后，大规模内战的阴云开始出现。

在重庆会谈后，毛泽东因“健康原因”住院一个月，然后休息了几个月，所以刘少奇继续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面对中国即将爆发的内战，美国派出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在中国进行斡旋。国共两党于1945年底恢复谈判，1946年初签署停战协定。与此同时，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开幕，人们对实现国内和平抱有幻想和希望。

1946年2月1日，CPPCC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指出“中国从此开始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式现在已经从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群众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适应这种新形势。文件指出，新形势下，“我党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的国家军队和地方保安部队、自卫队。在改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会党支部的党委即将被撤销，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指示，不再对军队发出直接指示。我们党和军队的关系，也会跟着国民党和军队的关系走。“文件还说:这个让步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国民党军队可以脱离国民党的直接指挥，我们相信我军也可以脱离我党的直接指导。"

战后中国最紧迫的问题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有化。这份文件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公开承诺，将放弃对军队的控制，以实现国内和平和政治民主。同一天，刘少奇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进一步阐述了这些问题。与此同时，刘少奇曾经考虑过以和平方式进行土地改革的计划。文化大革命时期，刘少奇的主要罪行是走“议会制道路”，这是主要依据。

虽然毛泽东修改了这份文件，但他显然不同意上述判断和意见。早在1946年1月，《延安解放日报》就发表社论说:“军队国有化的根本意义是把专制独裁的军队变成民主制度的军队，而不是把民主制度的军队变成专制独裁的军队；要把党阀制、军阀制的军队变成人民军队，而不是人民军队变成党阀制、军阀制的军队。...以八路军、新四军为标志的解放区的军队，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这种军队除了国家和人民的公益之外，没有党的私人利益。”相反，国民党军队为少数人服务，其“党阀制、军阀制是国家民主化的主要障碍。”因此，要解决军队的民族化，首先要解决国家民主化的问题。

3月24日，毛泽东在胡乔木起草的《国民党二中全会宣言》的批示中进一步说:如果先搞“国家军事化”，国民党就“吞异己，夺权，不民主化。”。因此，刘少奇在1946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承认是“我们糊涂了”。

2.发动内战，实行“土改”

虽然当时刘少奇很困惑，但其他人没有跟进，而是保持“清醒”。

据薄一波回忆，抗战胜利后，CCP将“土地问题”与内战紧密结合。由于战争的需要，晋冀鲁豫边区早在1945年下半年就展开了反奸、清算、诉苦、报复的大规模反奸清算斗争。他认为，反奸清算的对象是汉奸恶霸地主，符合群众意愿，既能使群众政治翻身，又能使他们直接获得土地和财产。后来，“反奸清算斗争迅速转向减租减息斗争，斗争目标是整个地主阶级”，从而扩大了斗争范围。更重要的是，这些斗争的目的是动员广大农民以“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参军参战，进而夺取国家政权。因此，薄一波说:“到1946年3月，全区50%的贫农和雇农直接从地主手里获得了土地，实现了‘还田到户’‘耕者有其田’。中农也得到一些斗争的果实。上缴的农民积极搞好生产，参加基层政权和民兵建设，大量参加人民军队。”他还说，土改后，只在晋冀鲁豫边区。“截至1947年6月，参军农民24万人，出现了干部带头、兄弟争先、父母送子、妻子送郎的感人情景；游击队和民兵人数已超过100万。数百万农民工在得到军队支持之前承担了巨大的战争任务。”土地改革运动似乎在支持内战方面发挥了宝贵的作用。

基于加紧准备的考虑，受委托，开始与任、薄一波、邓子恢等人研究土地改革。1946年5月4日，他们把《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提交中央全会讨论通过，这就是著名的关于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发布了关于培训的指示。

“五四指示”是在薄一波等人的报告基础上形成的。它认为，消除“封建剥削”，解决土地问题，是“我们党当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当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最大的努力，发动和领导当前的群众运动”。它要求地方党委支持群众“直接向地主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同时还提出了争取中农参与、一般不动富农土地、不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相当照顾中小地主生活等十八项土地改革原则。可以看出，这份文件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左转，而且保留了较为温和的一面。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问题上的“战略”也体现在之前秘密传达的《关于如何实施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中。文件明确指出:“团结地主抗日，是我们党的战略方针。但是，执行这个战略方针，必须采取先打后拉、先打后拉、先打后打、先打后打、先打后拉的战略方针。在群众尚未动员起来的时候，普通地主坚决反对减租减息和民主政治。这个时候，必须积极帮助群众打击反动地主，破坏地主阶级在农村的反动统治，建立群众力量的优势，使地主阶级感到除了服从我们的政策之外，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没有别的出路。在这场群众的热烈斗争中，难免会发生一些‘左’的行动，而这些左撇子的行动，如果真的是绝大多数群众自愿自觉的行动，而不是少数人脱离群众的行动。在这种时候，畏首畏尾，捆绑人民兄弟姐妹，是右翼的错误。这是斗争的第一阶段。

3.“说明书”后面的说明

表面上看，“五四指示”比较温和。它要求:第一，“千方百计吸引中农参加体育运动，并使他们获得利益，决不侵犯中农的土地”；第二，对于富农要“保全自己的自耕部分”，“不要打击太大”；第三，要慎重对待土地，区别对待，在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中“适当照顾”开明绅士的生活；第四，保护工商业，“决不能用解决土地问题和反对农村封建阶级的方法来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此外，中共中央还向解放区提出，“地主土地超过一定数量的，由政府发行土地债券，以法令购买。”“地主留作免征地免购的名额，由各解放区政府根据各区情况规定，约为当地中农平均拥有土地的两倍。我们也要注意地主保留的土地的质量，不是所有的好土地，也不是所有的坏土地。“不过，因为指令后面还有更重要的指示，纸上的东西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据薄一波介绍，在“五四指示”发出之前，中共中央曾召开会议讨论这份文件。刘少奇在会上说:“土地问题今天实际上正在由群众解决。1942年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落后于群众。今天不支持农民，就给农民泼冷水，重蹈大革命失败的覆辙，农民可能不会“就范”。失去农民还是会得罪地主，这对我们是极为不利的。另一方面，要看到这是影响全国政治生活的大问题，可能影响统一战线，使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不配合我们。说服群众，只有遵守一切正确的原则，才能得到真正巩固的利益。中农必须坚决团结起来，富农不要过分侵入，一切需要照顾的地方都要照顾好，运动才能正确地进行。”这段话表明了刘少奇对土地改革的态度，也揭示了刘少奇的担忧。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做了总结发言。这篇讲话的要点被薄一波记录下来，他打电话给中共中央晋冀鲁豫支部，以“毛主席讨论土地问题的一些指示”为题传达。主要内容如下:“七大表示，今后要找到合适的方法，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这个指示是群众创造的，中央批准的适当方法。政治需要。因为强大的国民党，他比我大，所以我不得不依靠人民来对抗他。如果土地问题能在一千万人中解决，我可以长期支持斗争而不觉得累。这是最基本的问题，也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党的干部一定知道这一点。不要害怕农民会得到土地。土地均匀分布一次不要紧，但不能经常推倒。就像大革命时期，农民伸手要土地，共产党今天必须表明态度。土改时期，不要怕自由资产阶级的动摇。只要我们进行土地改革，农民得到土地，我们的力量更强，我们就能更好地巩固和团结他们。如果暂时不宣布土改，还是叫反奸清算，彻底减租减息。以后一定要宣传。区别于工商政策和工人运动，应该是劳资合作，劳资互利，制定共同生产计划，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和宋子文的垄断资本。”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阐述了不惜一切代价发动内战、平分土地进行土地改革的决心，而且还委婉地批评了刘少奇，认为他的担心是多余的。由于薄一波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启示，他回到晋冀鲁豫后，对土地改革运动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大整顿”，创造了“先进经验”。

“五四指示”发出后，刘少奇于5月13日起草了中共中央给中央局的电报。他在重申土改意义的基础上，对地方报纸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由于斗争策略的需要，除了“宣传反对强奸、清算、减租减息的群众斗争外，暂不宣传解放区农民的土地要求、土改行动和土地关系的根本变化”；第二，为了发动群众，“地方报纸要想尽办法揭露汉奸恶霸士绅的罪恶，控诉农民的冤屈”，多找一些像《白毛女》这样的故事，不断发表，以激起群众的阶级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