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女人的穿衣风格 二次大战前的欧洲女人这样穿衣服

文字|凯利·布莱克曼

摘自|《时尚百年》

20世纪初，巴黎高级时装屋主导了时尚界，其中最著名的是19世纪中期英国人〈查尔斯·弗雷德里克·沃斯创办的时装屋，其顾客来自上流社会，包括皇室、贵族、富家小姐、“名媛”以及当时时尚界的名人。

那些买不起沃斯时装屋高成本的人，就得去其他高级时装屋，比如《Doucet》、《Doeuillet》、《Laferie》、《Jeanne Paquin》或者《the Callot Soeurs》。

圣彼得堡和伦敦都有专门的裁缝来缝制宫廷礼服和传统礼服，而伦敦的“雷德芬”和“信条”等服装公司在巴黎都有分号，它们不仅以剪裁考究的制服而闻名，而且在女装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1902年，“雷德芬”时装屋设计的正式晚礼服

当时，美国社会的达官贵人，那些被列为阿斯特夫人的“400名成员”的上流人士，频繁地横渡大西洋到欧洲购买衣服。其中，被称为“美元公主”的富家女，不仅是高级定制时装屋背后的大财主，还嫁给家庭日渐衰败、资金充裕的欧洲贵族，以换取头衔和地位。

嫁妆总是给年轻的新娘，为了满足繁忙的社会生活的需要，一天中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程度的礼节都需要相应的礼服，在定制礼服上花费的钱多得惊人，有时是几十件。

从早到晚——早上骑马、下午休息、出国、家庭聚会、吃饭、晚上、舞会、节日、听歌剧、看戏、参观宫廷——所有场合都需要合适的服装，至少要更换三四套。哀悼需要一系列黑色服装。这些华丽的服饰上装饰着大量的刺绣、珠子、罕见的蕾丝和薄纱，并以毛皮装饰，极其奢华。

S型束腰马甲将胸部撑得高高的，臀部也抬得圆圆的；领子会嵌上金属线，让它挺拔挺拔，胸口会铺上蕾丝和雪纺，持久的宽边帽会用花朵和羽毛装饰，有时甚至是整只鸟。这些现在都是为了营造一个庄严的外观，最好是像雕像一样优雅。

上流社会的生活随着时间而变化。初夏，一轮忙碌的社交活动走上舞台:从名媛的成人礼，到在皇宫会见皇室显贵——这些华丽的场合需要穿最正式的礼服，佩戴最闪亮的珠宝——再到《阿斯科特》、《尚蒂伊》、《考伊斯》等赛马会。赛马活动之间穿插着无数的招待会、晚宴和舞会。

赛季结束后，他们搬到比亚里茨的比亚里茨或杜维尔的《多维尔》等时尚度假胜地的别墅避暑，或乘坐豪华游艇出海，或在苏格兰庄园狩猎，或在长岛的私人住宅中夜复一夜地唱歌，然后在秋季回到“城市”参加另一轮社交活动。

晚礼服大多由天鹅绒、缎子或丝绸制成，露出肩膀和手臂，长手套用麂皮包裹。露出脖子和肩膀的设计是为了充分展示华丽的珠宝。日常着装多为定制西装或精致长袍，佩戴过多配饰，包括宽边帽和阳伞。款式简单的夏季连体裤、上衣和裙子大多采用棉、细麻和亚麻材质，也有苏格兰刺绣或蕾丝装饰。

这些大量的服装包括许多巴黎时装公司的精选服装，其中几家在纽约和伦敦设有分公司，这些制服将被授权给制造商和裁缝。配饰和内衣都是从专卖店或更高端的百货商店购买的。

有些女性选择独立，喜欢“艺术化”的着装，脱离主流时尚。这些“波希米亚人”进入了前卫圈，他们在伦敦的《自由》百货公司或威尼斯的《欧米茄工坊》或《维纳·沃克斯塔特工坊》购买服装，其中维也纳工坊是维也纳艺术家和设计师共同经营的工作室，试图创新服装，虽然规模不大，但影响力不容小觑。

一些女性艺术家旨在将艺术与时尚相结合，如画家索尼娅·德伦，而另一些女性艺术家则在时尚设计中表达了她们的新思想，如俄罗斯建筑家《柳波夫·波波娃》和《瓦瓦拉·斯捷潘诺娃》。

这些女性是20世纪初“新主义”思潮席卷欧洲时艺术实验热潮的标杆人物:巴黎有野兽派和立体主义，奥地利有分离主义，德国有表现主义，意大利有未来主义，俄罗斯有建构主义；然后是超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

画家、诗人、音乐家、作家和建筑师生活在被称为“波西米亚”的神秘基地、法国的蒙马特还是德国的﹝Schwabing﹞er 。它也象征着一种尝试，试图将艺术和设计的各个方面融合在一起，并将其带入日常生活:所谓“总剧场”的概念，意思是各种艺术成就的集合。

1909年，《迪亚吉列夫》带领芭蕾舞剧在巴黎首演，引起轰动。他们革命性的音乐、舞台设计和舞者的服装进一步给当代文化注入了巨大的影响，当然也在时尚界掀起了一股浪潮。

在巴黎，1903年开了一家时装沙龙的《保罗·波烈》在他的作品中率先对抗了这种东方狂热。他简化了服装的轮廓，不再专注于复杂的结构堆叠，改为亮色配色，用精美的刺绣装饰服装表面。

他的早期设计带有法国大革命后时期的服装痕迹。进入20世纪10年代后，他的设计转向东方民族服饰的剪裁和装饰风格，如带有波斯装饰图案和中国习俗的长袍式宽松女式大衣，或下摆带有金属丝、毛皮滚边或金流苏的束身上衣，下半身带有土耳其灯笼裤。

出生于英国的露西尔也是一位成功的设计师。她设计的每一件精致优雅的“情感长袍”都恰如其分地被赋予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名字，如“不满意的嘴唇的叹息”，呈现出雕像般的外观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妇女已经能够进入某些大学，并积极争取投票权，尽管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妇女才赢得普选权。自行车和公共交通工具的出现，让公众可以独自出行；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工作场所，尽管对大多数女性来说，家庭佣人和工厂工人是唯一的选择。

女性的生活方式迅速改变，一战的爆发加速了这一进程。一些妇女到前线去当战地医生、护士、司机或后勤部队；留在家乡的妇女取代了工厂、交通工具和农业用地上的男性空缺。在这些工作中，很多工作要求女性穿传统上只有男性穿的服装:实用的马裤、休闲裤或连体裤。

▲埃德蒙·德鲁克1917年画的《姐妹》

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几乎没有减缓高级时装业:许多巴黎设计师继续推出新系列，尽管穿越大西洋的危险阻止了外国买家的到来，也限制了报纸的时尚版面和出口到北美的商品。

然而，北美的百货公司嗅到了商机，开始力推本土设计师。然而，法国时尚的魅力是无法阻挡的。即使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依然难以掩盖它的光辉。战后，巴黎轻松夺回时尚之都的领先地位。

战争期间，在服装上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改变，他们也恢复到了战前的状态。多年来，女性很难接受裤子，只有少数大胆先进的女性穿裤子，直到二战结束。真正改变的是社会本身。旧社会的阶级制度因为战争革命、政治动荡、经济萧条而开始瓦解。有钱有势的贾大量雇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战前，新女性喜欢打扮成艺术装饰时代的亚马逊女战士或独立的现代女孩。他们剪鲍勃的短发，喝鸡尾酒，很可能吸毒，在公共场所肯定会抽烟，经常去时髦的舞厅、夜总会或波西米亚小酒馆通宵跳舞。

当然，绝大多数女性并不是过着这种生活；现代女孩的存在其实是人们迷恋的怀旧幻想，虽然媒体总是特别关注“年轻貌美的Tit”丑闻，让人相信这样的女人存在。

20世纪20年代，阿尔伯特·诺布斯中的狂野女孩风格出现，不再突出胸腺和腰线，而是露出腿部。连衣裙的轮廓被简化为短直的形状，戴上包头风格的钟形帽子很时尚。束身背心并没有被完全抛弃，而是将女性的身体塑造成了男孩般的扁平身体；弹力带、拉链等新型布料的研发，让束身衣不再那么笨重。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裙子下摆的设计又长又短；手帕裙或不同高度的裙子的流行，说明时尚已经从现代少女风格转变为30年代倡导的妩媚婉约风格，女装的轮廓更加女性化，力图展现身材曲线。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电影是时尚的主要推动力。百货公司设立柜台出售仿电影服装。好莱坞声称他们对女性时装的影响超过了巴黎时装屋，但后者惊讶于他们对好莱坞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香奈儿和伊尔莎·斯奇培尔莉被委托为电影设计服装，但他们不明白服装不能受时间的影响。电影上映时，演员的服装看起来已经过时了。

好莱坞的时装设计师确实对时尚有影响，比如阿德里安为电影《莱蒂·林顿》设计的服装很受欢迎，但好莱坞最持久的影响其实是在化妆方面。

只要每个女人都模仿明星偶像的妆容和发型，就可以花相对少的钱，让自己和心目中的偶像有几分相似。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身上表演明星风格，在这方面，电影使时尚帝国民主化。

1939年，整个世界再次陷入战争，许多女性开始以同样的方式穿衣。大后方的人要节俭，回收材料，知道“修修补补会用到”。从1941年开始，英国和法国就按照L-85节俭规定对衣物进行定量配给，美国也在1942年效仿。定量配给限制了人们可以购买的布料数量，也限制了可用布料的质地和种类。

▲1942年，美国陆军女子服务团展示制服

美国陆军女子服务团的女兵穿的制服是从男式制服改进而来的。美国于1941年参战。由于材料短缺，衣服上的徽章和纽扣由象牙或塑料制成，而不是黄铜。然而，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女性的制服比英国女性的好。

1941年，英国率先实施“实用计划”，对包括服装在内的许多物品的生产做出了严格规定。伦敦时装设计师协会成立于1942年，负责设计各种符合配给制严格限制又不失时尚和格调的实用服装。纳粹入侵占领法国后，1940年以来物资短缺迅速加剧，服装黑市交易猖獗。

有些物品不受配给制的限制，帽子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尤其是在巴黎，帽子成为了展现个性的管道；在意大利，材料的短缺鼓励了鞋子设计的创新。战争期间，人们别无选择，只能遵守政策，但他们仍然尽最大努力让自己的外表保持一点时尚。

多亏了法国服装协会主席兼时装业负责人吕西安·勒隆，他成功阻止了希特勒将高级时装业迁往德国的计划。巴黎的时装业幸存了下来，100多家时装屋在战争期间继续开放。

一些非法国出生的设计师，比如《美因波切》回国后，艾尔莎·夏普·瑞丽也避开了美国，而可可·香奈儿在战争期间关闭了自己的时装店，住在巴黎的丽思酒店。战后，她流亡瑞士十年。1954年，70岁的香奈儿回到巴黎，继续将自己的标志性风格推向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