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来信 毛泽东：《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原文

我们党的一些同志对当前形势和我们的行动还缺乏正确的认识。虽然他们相信革命高潮必然会到来，但他们不相信革命高潮可能会很快到来。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只支持闽粤赣三边的流动游击运动。同时，他们没有在游击区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思想，也就没有利用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思想。他们似乎认为，在远离革命高潮的时期，做这样艰苦的建立政权的工作是徒劳的，而是希望用比较轻的机动游击战的手段来扩大政治影响，等到争取全国群众的工作完成，或者达到一定程度，然后就会发生全国武装起义，当红军的力量加起来的时候，就变成了全国性的革命。他们建立政权前争取群众的全国范围包括一切地方的理论，不适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他们理论的主要来源是他们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被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半殖民地。

如果认识到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半殖民地，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统治阶级之间长期混战这种怪事的国家，为什么混战一天比一天激烈，一天比一天扩大，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第二，我们将理解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此，我们将理解为什么农村起义发展到如此大的全国规模。

第三，我们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口号的正确性。

第四，从世界上只有中国在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怪事中，我们会了解到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红军和游击队在周边白人政权中成长起来的红色小区域的存在和发展。

第五，我们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和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这无疑是推动国民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第六，要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完成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的，而朱德的毛泽东式、方志敏式的根据地建设政权、深化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的政策，通过乡镇红卫兵、区红卫兵大队、县红卫兵、地方红军乃至正规红军等一整套方法，无疑是正确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扩大的。

只有这样，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建立起来，就像苏联之于全世界一样。只有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带来极大的困难，动摇其根基，促使其内部瓦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创造红军，成为未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综上所述，这是推进革命高潮的必由之路。犯了革命急性病的同志，过分强调了革命的主观力量，忽视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计大多是基于主观主义。因此，无疑有必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另一方面，如果低估了革命的主观力量，高估了反革命力量，也是不恰当的估计，另一方面必然产生不好的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的政治形势时，我们需要知道以下几点: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一切建立在中国落后而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基础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组织，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说明，西欧国家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可能比中国强大，但其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却比中国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立即爆发。虽然目前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较弱，但反革命力量相对较弱，所以中国革命的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1927年革命失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大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力量，如果仅仅建立在某些现象上，自然会使同志们产生悲观的思想。但本质上，这远非事实。这里有句中国古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就是说，虽然目前只有一点动力，但它的发展会很快。在中国的环境中，它不仅有发展的可能性，而且有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后的大革命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待事物，一定要看其本质，而只把它们的现象作为入门指南。一旦进门，就要把握其本质，这是一种可靠科学的分析方法。

反革命力量也是如此。我们不仅要看它的现象，还要看它的本质。湘赣边割据初期，有些同志确实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估计，认为阶级敌人一文不值；时至今日，仍作为笑话流传下来的“非常动摇”和“人心惶惶”这两个词，是当时湖南省委估计的湖南统治者陆迪平的形容词。在这种估计下，政治盲动主义必然会出现。但是，在同年11月至去年2月敌人第三次“剿总”来到井冈山的四个月期间，有同志提出了“红旗还能立多久”的问题。

事实上，当时英美日三国在中国的斗争已经到了非常明确的程度，与冯混战的局面已经形成。本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回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期。但当时不仅红军和地方党内有悲观的思想，中央也不可避免地被表面的情况所迷惑，导致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是当时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现在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把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而不观察本质的同志搞混。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被打败，被四面围攻，或者被强敌追击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暂时的特殊的小环境加以概括和扩大，好像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形势都不乐观，革命胜利的希望相当渺茫。所以说，抓表面、弃本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没有科学地分析大局的本质。如果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即将到来，只能通过详细考察引起革命高潮的矛盾是否真的向前发展来作出决定。由于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与自己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国际矛盾已经发展，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加迫切了。

只要帝国主义为中国紧急斗争，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发展。于是，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日复一日的扩张和激烈混战愈演愈烈。伴随着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将促使广大纳税人与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来源于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从而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与中国工人阶级的矛盾。中国资本家拼命压榨工人找到出路，中国工人反抗。

随着帝国主义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政府赋税的加重，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加深，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严重，农民更加痛恨地主。由于洋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税收的加重，国内商人和独立生产者越来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工资薪金不足的情况下无限增加兵力，结果战争持续了一天多，士兵和群众往往处于困难的环境中。由于国家税收的增加，地主地租率的提高，战争灾害、饥荒、土匪灾害的增加，在全国普遍存在，使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了生存的道路。因为没钱开学，很多学生担心辍学；由于生产落后，许多毕业生没有就业的希望。知道了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处于什么样的混乱状态。我们就知道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地主的革命高潮是多么不可避免，而且很快就会到来。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话是对当前形势发展的恰当描述。只要看看各地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兵变、学生罢工的发展，就知道这“星星之火”离“燎原”时期不远了。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已经有了上述话的大意。信上说:

“中央政府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评估过于悲观。国民党三次“剿”井冈山，代表了反革命的高潮。然而，到目前为止，反革命趋势逐渐衰落，革命趋势逐渐上升。党的战斗力和组织力虽然像中央说的那样弱，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式微的情况下，必须迅速恢复，党内干部和党员的消极态度将迅速消除。群众必须向我们求助。而屠杀是把鱼赶出源头，改良主义不能再号召群众。必须迅速消除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在未来的形势下，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以和共产党争夺群众。

党的六大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正确的:当前的革命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当前的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立即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迅速的，在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方面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当前大乱的形势下，只有积极的口号和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在这种积极的态度下，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一定是可能的。.....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建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在中部地区创建工业支部，是党当前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与此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地区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建和壮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和推动革命潮流上升的主要条件。因此，放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害怕农民力量的发展，认为农民力量会超过工人力量，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有这样的意见，我们认为也是不对的。因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中，没有工人的领导，只有农民的斗争失败了，没有农民的斗争发展得超过工人的力量，不利于革命本身。"

“中央要求我们把队伍分小，分散到农村去。朱、毛离开队伍，隐蔽大目标，目的是挽救红军，动员群众。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就计划了，执行了多次，但是没有用游击战术去发动群众，避开目标。这是因为作为主力的红军，大部分不是本地人，和本地的红卫兵出身不同。如果小，领导不完善，环境不好应付不了，很容易失败。很容易被敌人分割。环境越差，队伍必须越集中，领导者必须越坚决地斗争，才能团结内部，对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下才能把部队分成游击队，领导不如环境不好不能离开的人。”

这段话的缺点是，所有给出的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负面的，这是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原因是，只有集中才能消灭更大的敌人，占领城镇。只有消灭较大的敌人，占领城镇，才能动员广大人民，建立几个县联合起来的政权。只有这样，才能激起远近视听，才能促进革命高潮的实际成效。比如前年打的湘赣边政权，去年打的闽西政权，就是这种集中兵力政策的结果。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至于什么时候有短半径？也有。前委给中央的信，说明了红军的游击战术，其中包括短距离的分兵:

“我们从这三年的斗争中获得的战术，确实不同于古今中外。在我们的战术下，群众斗争的展开日益扩大，没有强大的敌人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的战术是游击战术。要点是:‘分兵动员群众，集中力量对付敌人。’“敌进我退，敌留我扰，敌疲我战，敌退我追。”固定地区的政权，随着政策的推进。强敌尾随追击，采用打圈圈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式，调动了一大群人。这种战术就像打一张网，要随时打开，随时关闭。公开争取群众，近距离迎敌。这种战术已经使用了三年。"

比如湘赣边界刚打下永新的时候，29团和31团就在永新分。又如永新第三次打下时，第28团去安福边境，第29团去莲花，第31团去吉安边境分兵。再比如去年4-5月赣南县的抄近路，7月闽西县的抄近路。至于远距离的短分合合，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有可能:较好的环境和相对健全的主导机关。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争取群众，深化土地革命，建立政权，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如果达不到这些目标，或者红军被短兵相接造成的失败削弱，比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不如不分。如果这两个条件都满足了，我们无疑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中央二月来信精神不好。这封信给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当时中央也有通知，说蒋和桂的战争可能不会爆发。但从那以后，中央政府的估计和指示基本上是正确的。中央已发出通知，纠正这一估计有误的通知。红军的这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在随后的指示中没有悲观的论点，对红军行动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中央来信对一些同志的恶劣影响仍然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有解释的必要。争取一年江西的计划，也是前委去年4月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大家都做了决定。从给中央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时指出的理由如下:

“桂江部队正在九江一带逼近对方，而战争的爆发指日可待。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可能使革命高潮很快到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广东、湖南两省的买办地主在南方几个省的军事力量太大了，在湖南就更大了，因为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的群众几乎都丧失了。福建、江西和浙江省的情况则不同。第一，三省敌军最弱。江伯承在浙江的省级防卫军只有少数。福建五部虽十四团，郭旅已破；和鲁都是匪军，战斗力很低；海军陆战队的两个旅以前从来没有在沿海地区打过仗，战斗力不会很大；能打仗的只有，但据福建省委的分析，张也只有两个团有很强的战斗力。而福建现在完全混乱，不统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辉有十六个团，比福建、浙江强，比湖南差得多。第二，三省盲动主义的错误比较少。除了浙江的情况，江西、福建两省的党群基础比湖南好。江西方面，赣北的德安、修水、铜鼓仍有相当的基础；在江西新港、永新、莲花、遂川，党和红卫兵的势力依然存在；甘南更有希望，吉安、永丰、兴国三县的红军二、四团日益发展；方志敏的红军没有被消灭。这就造成了包围南昌的局面。我们建议，在国民党军阀的长期战争中，以蒋、桂为江西作战，同时兼顾闽西、浙西。扩大三省红军数量，造成群众分离，一年内完成这个计划。”

如果我们争取江西以上，规定一年期限是不对的。至于为江西而战，除了江西自身条件外，还包含着全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马上就要来了，一年之内永远得不到为江西而战的结论。该提议的缺点是，不应将其定为一年。所以，影响革命高潮到来的所谓“迫在眉睫”，必然伴随着一些急躁情绪。至于江西的主客观条件，值得注意。除了给中央的信这样的主观条件之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确地指出三点:

第一，江西的经济以封建为主，商业资产阶级力量较弱，地主武装力量比南方任何一个省都弱。

第二，江西没有自己的军队，但一直是外省的军队驻扎在这里。外军对“剿共”“剿匪”的情况并不熟悉，与省军的关系也远没有那么密切，往往也不是很热心。

第三，它远离帝国主义的影响，不比广东更靠近香港，几乎一切都由英国主导。通过了解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农村起义比外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外省多。

在所谓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如何解释“差不多”这个词，是很多同志的共同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的。未来的发展变化应该只讲一个大方向，不应该也不能机械地设定时间。然而，我提到的中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它绝不是一种空完全没有意义和难以捉摸的，有人称之为“到来的可能”。这是一艘站在海岸上眺望大海的船，在那里可以看到尖尖的桅杆。它站在山顶上，眺望着东方，在那里它看到了灿烂的日出。它是一个在妈妈肚子里不安分的成熟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