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抗美援朝 中国为何以"志愿军名义"必须派兵参战抗美援朝

　　中国在这场战争爆发四个月后“以志愿军名义”派兵参战，确是迫不得已，不过最终还是达到了维护我国安全和履行国际义务的双重目标。斯大林等人在朝鲜战争前的决策虽有重大错误，毛泽东在战时的决策还是高明的。朝鲜战争是以平局结束的，抗美援朝战争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近些年来国内出现一些否定抗美援朝的论调，都是十分荒谬的。

　　整整60年前，即1950年6月25日，在中国东邻朝鲜半岛上发生了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的局部战争。朝鲜战争给半岛的南北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也改变了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

　　中国在这场战争爆发四个月后“以志愿军名义”派兵参战，确是迫不得已，不过最终还是达到了维护我国安全和履行国际义务的双重目标。斯大林等人在朝鲜战争前的决策虽有重大错误，毛泽东在战时的决策还是高明的。朝鲜战争是以平局结束的，抗美援朝战争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近些年来国内出现一些否定抗美援朝的论调，都是十分荒谬的。

　　朝鲜战争不该打，抗美援朝战争不能不打

　　熟悉历史的人应该知道，“朝鲜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是既有关联又有重大区别的两个概念。前者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后者从1950年10月25日正式开始。对6月25日开始的朝鲜战争，朝鲜政府一直称为“祖国解放战争”，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将那场战争统称为“朝鲜战争”，而韩国方面出于自尊则称为“韩国战争”。朝鲜战场的参战各方对战争有不同称谓，主要是因为参与此战的目标有重大差异。

　　对中国人而言，只是在每年10月25日这个志愿军参战日举行纪念“抗美援朝战争”的活动。抗美援朝战争的目标，只是援救危在旦夕的邻邦并“保家卫国”，对此前四个月的战事国内战史书中往往一带而过，因为有许多忌讳之事不便深谈。上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档案解密，国内许多人也比较清楚地了解到朝鲜战争的起因，自然更应该只纪念对中国而言有重大意义的“10·25”。 

　　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开始时，原来是北南双方的内战，两天后因美国参战变成国际战争。在此之前，李承晚为总统的韩国政府叫嚷要“北进统一”，金日成领导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则要实现“祖国解放”。现在国际上有人总想炒作“在朝鲜谁打响第一枪”，其实自1948年末苏军撤出朝鲜和1949年美军撤出朝鲜后，对峙的北南双方相互之间便枪声不断，三八线两边的战斗在1949年末至1950年初已上升至营级规模，最终演变为力量处于强势的一方发动大规模攻势以谋求实现统一。

　　回顾当初朝鲜民族的分裂和内战，恰是美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分势力范围的恶果。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美苏两国以北纬38度线为界在朝鲜划界而治，双方各自的占领区内都建立了宣布代表全朝鲜的政府，这便种下了内战的种子，美苏撤军后的南北争端仍未能摆脱两大国在冷战中对峙相争的影响。

　　美国鉴于李承晚政权的军事力量弱于北方，反对其“北进”而要求取守势。1949年末以前，斯大林也一直反对朝鲜人民军南进，看到中国革命胜利时美国并未干涉态度才有所改变。

　　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基本立场讲话”中谈到西太平洋防线从阿留申群岛、日本到菲律宾，未提到南朝鲜和台湾。据当年斯大林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这篇讲话斯大林研究了很久，后来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证明1月30日这天，斯大林致金日成的电报便改变了原来的态度。随后的事实却证明，斯大林等人对美国反应的判断出现了重大战略错误。2月14日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后，美国高层马上为“丢失中国”发生争吵，对于尚能控制的南朝鲜绝不肯放弃，并在积极寻找干涉朝鲜、台湾的行动借口。

　　对朝鲜内战前的战略决心，中国方面得到消息的时间已经很晚。现在已经公布的俄罗斯档案说明，1950年4月，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兼政府首相金日成、劳动党副委员长外相朴宪永访问苏联后，又于5月中旬到达北京，向毛泽东通告了斯大林已经同意的大致方案，并说不需要中国提供援助。随后斯大林虽在电报中说了一句应由中朝同志共同商量决定，实际是把既成事实摆在面前，毛泽东从当时的意识形态或国家关系出发都不便反对他人已经确定之事。金日成、朴宪永离开北京一个多月后，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1950年10月1日，金日成向中国请求派兵援助，斯大林的意向也要中国出兵，并愿意向中国提供武器并在费用上由双方“共同负担”。10月上旬美军越过三八线向鸭绿江边扑来，此时新中国已无法解决台湾问题，若在朝鲜问题上再次示弱，美国势必得寸进尺，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为恶劣，国内反动气焰也会增高。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毛泽东以其独有的魄力显示了“补天”之功，以出兵参战的方式扭转危局，达成了当时情况下对新中国最有利的结果。

　　历史证明“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朝鲜内战爆发后迅速演变为国际战争，是当时的世界战略格局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实行“一边倒”，使美国格外重视远东局势的变化，力图遏制所谓“共产主义势力”。在改变中国共产党内外政策的试探无效后，美国高层在1949年便开始筹划出兵干涉台湾，1950年2月的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使其下定最后决心，只待一个借口。同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两天后即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即发表声明宣布军事干预朝鲜，同时出兵台湾并大力支援侵越法军，从三个战略方向对中国构成了威胁。

　　美国以朝鲜爆发内战为理由出兵控制中国领土台湾，完全是践踏国际法准则的侵略行为。同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时，又针对其荒谬借口批驳说：“能不能设想，因为西班牙内战，意大利就有权占领法国的科西嘉？能不能设想，因为墨西哥内战，英国就有权利占领美国的佛罗里达？这是毫无道理的，不能设想的。”

　　美军入侵台海，使中国的统一大业就此受阻，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又使东北工业基地受到威胁，刚刚解放并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自然不能没有反应。面对朝鲜、台湾、越南三个战略方向出现的威胁，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强调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原则，选择了合适的反击地点。当时中国因没有海空军而难以在台海作战，出兵越南后勤供应又极其困难，只有在朝鲜战场同侵略者较量才最便于发挥自身的陆军优势。正如在中国从朝鲜撤军前夕周恩来在志愿军干部大会上对此总结的那样：“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较量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看选择在什么地方。这个当然是决定于帝国主义，但同时也决定于我们。帝国主义决定在朝鲜战场，这个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也决定来抗美援朝。现在我们想一想三个战场，大家会懂，不论从哪条来说，如果在越南作战，更不要说是在沿海岛屿的作战了，那就比这里困难得多了。”

　　将抗美援朝战争的花费与当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总量相比，其总量并不算太高。战争期间中国的整个国民产值达2000亿人民币，国家财政支出为600亿元人民币，抗美援朝战争的开销只占同期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一。正因为如此，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内顺利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每年经济增长率平均在15%以上。至1952年年底，我国工农业生产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并于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新中国站在“第一线”出兵朝鲜，让苏联站在“第二线”，这种民族牺牲也换来巨大的经济回报。在中国出兵朝鲜后，苏联领导人才改变了过去援华不大慷慨并有怀疑的态度，中国得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来经济援助。1952年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141个大型工程项目，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时又增加15个项目，形成了后来通称的“一百五十六项”。这些援华项目的设备虽然还算成本费，技术转让却全属无偿，就此中国能以堪称世界上最低的成本奠定了工业化的最初基础。上世纪80年代时，解放初期主管经济工业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对此曾回忆说：“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诚意的。比方说，苏联造了两台机器，他们一台，我们一台……那真是援助，体现了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苏联能够在援助中体现这种情谊，受中国抗美援朝的精神所感动可谓重要原因。有了这种援助，也使中国众多老一代人有那么深的“苏联情结”。不过一切事物往往带有两面性，若全面地看，在接受苏援时全面照搬苏联模式，也给后来中国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中国出兵朝鲜，与世界头强美国在战场上取得均势，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辉煌胜利，这在政治上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与苏联真正形成了基本平等的兄弟关系。在旧中国，2万八国联军就能长驱进入北京，60万日军就能占领大半个中国，而朝鲜战场上的百万“十六国联军”在境外便被打退，此战又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扬眉吐气的一场对外战争。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政协会上，毛泽东宣布“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豪言，在朝鲜战场上变成了现实。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终于被公认为强国，获得了近代从未有过的地位，美国也承认自此才把新中国看成一个平等的对手。过去日本社会上都轻蔑地称中国为“支那”，看到自己最敬佩的美国居然被中国人在朝鲜打败，才心服口服地改称正式国名。

　　刚刚站起来的新中国敢于出兵朝鲜同美国作战，还能战而胜之，这对当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及其领导人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使他们相信毛泽东的论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就在朝鲜停战的前一天，古巴的卡斯特罗开始了武装斗争。越南人民军受中国抗美援朝胜利的鼓舞，也对法国殖民军展开了全面攻势，沮丧的法国政府在翌年不得不宣布撤军，越南军民随后又敢于同美国展开持久战争。1954年秋，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又开始了抗法民族解放战争……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彻底动摇了西方列强的殖民体系，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通过朝鲜战争，美国认识到自己的实力难于打赢地面局部战争，战争结束后便实行“大规模报复战略”，把军备重点转到发展核武器和空军方面。美国的年度军费，由朝鲜战争前的150亿美元，飚升至战争期间和战后的年400亿美元以上，同苏联展开了持续的军备竞赛，导致冷战局面进一步加剧。

　　从某种意义上看，苏联在朝鲜战争中却成了受益者。虽然援朝和援华花费了一些经费，在其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却很小，中朝牵制美国的主要力量还使其能处于安全地位，新中国也更坚定地站在苏联阵营一边。正由于看到这一点，斯大林希望朝鲜战争长期进行下去，1951年6月他接见中国派出的高岗和朝鲜的金日成时曾表示：“你们打得很好，为什么要谈判呢？”看到中朝希望和平建设的愿望，斯大林不能不同意和谈，却不希望马上停战，于1952年秋天支持中方在战俘问题上的态度，以便继续拖住美国。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新的苏联领导人忙于解决内部问题，才表示希望尽快停战，为此提出应在战俘问题上让步。苏联通过朝鲜战争虽巩固了自身阵营，却也加剧了同美国的冷战气氛和军备竞赛，后来一些苏联和俄罗斯学者认为，从长远角度看这对本国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国随之出兵台湾，使垂危的国民党当局十分欣喜。此前美国虽筹划干涉台湾，其打算却是排除蒋介石而支持岛内地方势力，后因对抗新中国的需要使其由“弃蒋”改为大力“援蒋”，在一段时间内不再支持“台独”。上世纪50年代台湾当局得到美国20亿美元以上的无偿军事、经济援助，在台湾站稳脚跟，并为后来的“经济起飞”奠定了主要基础，也成为朝鲜战争的主要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