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是好是坏？古代中国“重农抑商”会带来哪些问题？

今天，边肖为大家准备了:中国古代“重农抑商”会带来什么问题？有兴趣的朋友来看看！

维持一个国家的运转需要资金支持。

显然，商业可以使社会更加繁荣。

古代虽然没有经济学，但是经济规律是存在的，古人不可能看不到发展商业的好处。随着商业的发展，税源当然丰富了。为什么中国历代拒绝这样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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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王朝是农耕文明，税收非常稳定。只要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王朝就会稳步延续。

如果有哪个朝代灭亡了，只要重新夺回以前的金融体系，我们就可以继续创造盛世。

在农耕地区，税收成本很低，能聚集的财富总量也很大。

但是，这个金融体系有一个不可逾越的困境。

农耕文明的财富，特点是刚性太大，弹性太少。毕竟要看天气，土地上的产出也是相对固定的，这就塑造了中国历史的一系列特征。

首先，中国王朝的财政是一种“量入为出”的财政。

财富总量这么大——土地这么多，土地产出这么多，能养活这么多人，无论是人头收税还是土地产出，变化都不会太大。

所以一个时代对应的帝国政府职能只能有这么多，用多少钱能做多少事，这和西方古代商业社会的财政原则是不同的。

在西方商业社会，我们可以“量入为出”，想收多少钱就收多少。

为什么？因为商战和外战，花在市场上和战场上的钱是有可能收回的，他们的财务状况非常灵活。

没有巨大商业利润的诱惑，西班牙和葡萄牙不会冒险进入九死一生的海洋

从这个角度，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文明对外扩张的动力很小。

无论王朝多么强大，财政收入也是其制约因素。有了这根线，风筝就飞不远了。

中国人年收入有限，对外战争收入不稳定，对外扩张极其危险。也许这个王朝会灭亡——杨迪皇帝就是这样，他的死没有改变到高句丽，最终毁了自己的国家。

因为钱多，目的提前定了。所以皇帝的权力虽然至高无上，但是可以任意操作的空并不多。即使是皇帝，也要看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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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好事，但也带来了问题。

用量入为出、轻缴税的金融体系来应对帝国的日常状态，没有问题。然而，当危机来临时，政府支出需要大幅增加时，我们该怎么办？

危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内部悄悄增长的因素正在耗尽财力。

比如明成祖朱元璋，对儿孙照顾得很重，一辈子不做任何工作，就能从国家拿工资。一开始这个大家庭能从国家财政里吃多少？所以问题不大。但是，两三百年后，这个问题就会变得严重。

按徐光启计算，明朝皇室人口每30年翻一番，朱元璋人口58人，永乐时期上升到127人，嘉靖32年上升到19611人，万历时期超过8万人。到明朝末年，人口已经超过了一百万。

皇室也没钱

事实上，清朝八旗子弟的铁杆庄稼在清朝成了严重的财政负担。

当然，“量入为出”的国家财政是难以承受的。

另一种危机是外部危机，比如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会大大增加军费。

钱从哪里来？这也超出了农耕国家僵化的财政负担。这个财政上的原因可以在宋明的灭亡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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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说呢？解决办法之一就是找灵活的税源。既然土地生产是刚性的，那么弹性是什么？

在农耕社会，最大的弹性收入就是所谓的暴利资源商品，主要指盐和铁，后来还有茶叶等上瘾商品。

历史上，这些商品由国家垄断，因为它们提供了金融灵活性。

但是，这种商品也有一个问题。让我们把它交给政府。效率太低，收入有限。让私营部门来经营，然后政府来收税。效率提高了，但危险性大大增加了。

毕竟谁控制了这些暴利资源，谁就很容易获得巨大的收益。

巨大收入的私有制可能不仅成为政治权力的威胁，而且成为强大的力量，导致社会失衡，社会矛盾加剧，如晚清盐商。

因此，这种解决方案不可靠。

富商盐商曾经逼死皇帝派来的钦差大臣查逃税

有人可能会说，既然刚性税收是一个基本的困境，我们就应该向西方学习，发展商业，而不是像中国古代政府那样愚蠢，几千年来一直从事“重农抑商”，财政弹性小到危机来临时没钱花。这不是自找的吗？

问题没那么简单。把商业引入庞大的中国，会带来两个效果:一个正面，一个负面。

第一个效果是，如果不提升社会管理能力，比如引入代议制，建立强大的远洋舰队，根本收不到商业税——如果商人不能参政，就不敢发财；没有舰队的保护，商人不敢冒险扩大海外贸易。

英国海上贸易养活海军，强大的海军保护英国商人的海外贸易

第二个影响是，如果能力建设完成，就可以征收营业税，这意味着社会结构已经完全改变。

我们想想，这一定是好事吗？或者更准确的说，在古代的社会条件下，这一定是好事吗？不一定。

商业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网络，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不断扩大的秩序。这句话很重要。

是网络，不能一个人住。商业社会的兴衰取决于周边环境及其在网络中的地位。随着网络的变化，商业社会的生活条件也在变化。

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扩张秩序，意味着一个商业社会不是在扩张就是在萎缩，难以维持稳定。

在人类古代历史上的商业社会，发达的时候就像是火烧油，没落的时候就像是楼房倒塌，所以文明的稳定性很差。

你看，丝绸之路上曾经发达的绿洲国家，就像古代的楼兰国，现在在文明上已经灭绝了。

比如中国那些著名的商业城市，比如扬州，在运河的商业网络中极其繁荣，但当运河衰落的时候，扬州的衰落已成定局。

其实西方文明也是如此。罗马帝国内部商业非常发达，但一旦崩溃，就很难复兴。

前几年有很多人看过著名纪录片《列强之崛起》，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西方列强的崛起，就像接力赛一样，一个国家崛起之后就衰落了，再也不会复兴了？——曾经被地球统治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曾经拥有世界商船一半以上的荷兰，充其量都是小而美的国家，与过去的鼎盛时期相去甚远。

由于航海和商业都是复杂的合作体，人与人之间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合作关系。

这种复杂的合作关系一旦被战争等强大力量破坏，几乎很难在原地重建，因为很难保证原有的复杂条件能够恢复，帝国就会分崩离析，消失在历史中。

西班牙无敌舰队战败后，西班牙再也没有崛起

再看看中国，虽然农耕经济看起来有各种缺陷，比如上面说的金融灵活性很差。但它的结构简单，生命力极其顽强。

末代王朝灭亡后，只要新王朝把土地分给小农家庭，经济社会结构很快就会重建恢复，帝国就会复兴。

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所有文明中历史延续性最好的。不管是什么乱象，总可以重新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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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中国历代都使用农耕经济的金融体系，所以重农抑商自然成为皇帝最理性的选择——我的目标是延续帝国，而不是创新发展威胁我统治的商业经济。

然而，后果是中国社会参与其中。

你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中国人对这种金融体系很舒服，不想用其他的体系，完全把自己锁在制度和技术里，不发展农耕文明以外的经济和技术。

中国农民千百年不变的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将从奴隶制到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但是，一旦涉及到一个文明，它本身是无法突破这个困境的。没有外来冲击，中国的封建帝制还会继续。

通过农耕经济的金融体系，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汉武帝最后推崇儒家，后来的朝代也选择儒家作为社会的指导思想——儒家，其中之一就是重农抑商。

所以，不是因为我们信仰儒家，社会重农抑商，而是因为我们选择了这样的金融体系，我们选择了重农抑商的思想，我们也选择了儒家。

没有儒家，就不会有其他学校提供这样的思想。帝国需要的是这样的思想，不是儒家思想，而是儒家思想提供了这样一套完整的思想解决方案。

是历史选择了儒家，而不是儒家选择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