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三代名臣的削藩之路，谁最有本事？

今天，边肖带给你西汉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和边肖一起看看。

自西汉建立以来，王侯大权一直是影响中央集权的重大隐患。汉高祖刘邦在位时，七个异性王侯中有六个以谋反罪名被整肃，刘氏被封。但是，同姓王侯的叛乱还是时有发生。为此，汉文帝、韩晶、汉武帝时期，都曾以削弱诸侯权力、加强中央集权为目的，进行过“伐诸侯”的活动。

在文、景、武三帝的背后，有一位著名的重要谋士:汉文帝贾谊，汉景帝晁错，汉武帝朱。

主张伐诸侯的西汉谋士们，都对诸侯的危害有着深刻的认识，提出了伐诸侯的策略，深受当时皇帝的重视和赞赏。但从过程和结果来看，贾谊和晁错伐诸侯之路并不平坦:贾谊生前伐诸侯毫无结果，最后抑郁而死；晁错伐藩造成“七国之乱”，被景帝下令在城中腰斩，虽然但还没来得及征服，就死了，伐藩半途而废。而朱却帮助汉武帝成功地削宗室，解决了困扰西汉多年的一个重大问题。

三大名臣的目标基本一致:减少王侯封地，削弱其权力，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但为什么只有主父偃能成功？综合分析当时的形势和三位谋士的削藩策略，与贾谊、晁错相比，朱的削藩策略确实更胜一筹。

为什么这么说？分析一下贾谊和晁错的伐藩策略及其失败的原因就能找到答案。

一、贾谊:矛盾，不合时宜，空野心勃勃，难以施展

贾谊对诸侯的土地和权力对中央的危害有着深刻的认识。于是，文皇帝对伐诸侯的必要性和措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明确指出，王侯的反叛并不在于他们与皇帝的疏远或密切关系。“疏者危，近者乱”，并提出“欲天下公序，则无其力而建诸侯”而且，皇帝不占寸土地，不占人口，只为天下安定。

贾谊伐诸侯的理由很好，方法看起来很简单，就是以国治国——多建诸侯国，把大的诸侯国分成几个小的，封给后代。这样诸侯国就会越来越小，权力自然也就越来越弱，有利于日后的治理，不会对朝廷造成威胁。

但文帝没有立即实施，导致贾谊在世时伐诸侯的策略失败。主要原因是缺乏文帝的支持，自身性格的弱点和伐藩策略的矛盾。

一个是政治原因。文帝即位前，一直是以王而不是太子的身份行事。吕后死后，朝臣们排除了吕家，欢迎文帝登基，但这不符合王位继承的法律制度。当时刘氏子孙对此不满，文帝政权不稳。此时削藩势必引起动乱，影响不稳定的皇位。所以当时文帝治国的重点是稳定统治，巩固皇位。

第二，性格原因。贾谊的小伙子很成功，也很有才华，他真的很想有所作为。他的一系列改革建议深得文帝赞赏，但也引起了一些英雄和权贵的羡慕，如周波和关英。但他并不注重缓和与达官贵人的关系，一些改革措施，如他提出的“列侯制”，直接损害了列侯的利益，于是他们联名向文帝谗言贾谊，说他是“少年初学者，想以权谋私，天下大乱”，影响了安定。

文帝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藩王，但在登基初期并没有在朝廷培养自己的政治权力，基础较浅，只能依靠达官显贵。与两者相比，贾谊在高官权贵的压力下不得不从北京降职，然后抑郁而死，他提出的伐宗室的建议自然受到影响。

第三，伐藩政策不完善，甚至自相矛盾。比如他强调“疏必危，亲必乱”，王侯将相不顾亲而造反；还建议实行“亲控疏”的原则，扩大彼此亲近的诸侯的权力，限制彼此疏远的诸侯。如果梁死后没有子女，则应废除封建国家，但他建议应改为，并扩大梁的封建国家。

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在后来的“七国之乱”中，虽然刘武为平定叛军做出了贡献，但他的权力越来越大，甚至争夺王位，滥杀大臣，几乎酿成了灾难。

二、晁错:激化矛盾，采取强硬措施，但还没来得及征服，就死了

晁错是景帝的宠臣，西汉第二大臣，极力主张伐宗室。早在景帝为太子时，就被景帝高度宠信为太子家训，先后多次向文帝和景帝求婚，文帝都没有采纳。

景帝即位后，深知诸侯国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影响，于是迅速提拔主张伐藩的晁错为内史家、古文家。景帝对晁错极为宠信，晁错越来越厉害。景帝两年提出“伐藩政策”，明确指出“今伐亦反，不伐亦反。砍了它，它就反对，灾难就小了；不切，就晚了，大祸临头。”——砍得越早，灾难就越小；越晚割族，伤害越大。

晁错伐诸侯得到了景王的大力支持，景王和晁错迅速抓住群臣的过错，下令伐除赵浩棋的几个郡县、交熙王和楚王。

首战告捷，景帝与晁错直接下令，将吴王两郡割据。这种强硬的伐诸侯手段，直接刺激了朝廷与部分诸侯的冲突。几天后，以吴王、楚王为首的七个诸侯国联合起来，以“治晁错，清君侧”的名义造反，从而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

为了尽快平息叛乱，景帝听取了老臣袁盎的意见，将晁错腰斩。但是，叛军并没有因此而撤退。最后，他们不得不派周亚夫为将军，倾其所有为全国效力，苦战三个月，叛乱才平息。

晁错和贾谊一样，认识到诸侯权力过大对中央政府的影响。但他过于强硬的伐藩手段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激化了朝廷与地方诸侯国的矛盾，使双方矛盾的隐患公开化，引发了西汉建国以来最大的内乱。

靖帝虽然在平定叛乱后采取了一系列打压藩属国势力的措施，但藩属国势力对中央政府影响的隐患并没有完全解决，晁错作为宗室最大的策划者也以失败告终。

三、朱:转移矛盾，顺势而为，一举多得

困扰文帝和景帝的诸侯国并不能解决问题，但在汉武帝时期，由于一个人朱的出现，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朱出身贫寒，早年曾在燕、赵、中山等国求学，但一直无人喜欢。但多年的学习经历让他对诸侯国的情况了如指掌，为他日后顺利帮助汉武帝削藩奠定了基础。

后来，朱直接上书汉武帝，公开谈自己对时政的看法，当天就被召见。汉武帝哀叹与他相识甚晚，一年四次升迁，成为汉武帝极为器重的谋士。“书上演天子，天子召见三人，说:‘公平安？“多晚的会议啊！”因此，尚乃拜朱、、、延安为贤士。见数，疏言。一岁，四人迁居燕。”

公元前127年，主父偃写了《学费令》，建议朝廷下令所有王侯执行仁慈，把过去只有长子才能继承王位和封地的权利扩大到所有王侯的子女，把王侯的子女封为侯，和长子一样享受宗地。

这样，诸侯国就把恩情给了子女，子女得到了封地，也体现了皇帝的仁义政治美德，大家都很高兴。诸侯国土地分封后，势力越来越小。“愿陛下令诸侯得推其子而候之。每个人都乐于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会被以德相待，就会被分国家。他们不会被削减，而是略弱。”汉武帝很快采纳了这个建议，在全国推行了提携令。

看来文帝当政时的升迁顺序与贾谊“以国治国”的策略，即“皆建诸侯而削弱其权”并无区别。但实际上，朱的授特权法令比贾谊的“治国”方略好得多:

首先是“国”与“侯”的区别。贾谊分而治之的思想是把诸侯国分成几个小国，分给后代。但得到土地的后代仍然是诸侯王，政治地位甚至高于当时中央直接管理的“郡县”，仍相当于独立王国。法院没有增加直接管辖权。

然而，晋升的法令明确将王子的孩子命名为“侯”。在当时的制度下，“侯”国属于“郡”，地位等同于郡，由朝廷直接管理，相当于减少了藩属国的管辖面积，大大增加了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面积。

二、“浅”与“深”的区别。贾谊的治国方略主要是砍掉诸侯国的土地，属于“浅”的层面，没有触及诸侯国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小国仍然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力，如任免官员和制定税收政策。

晋升令实施后，王侯子弟分为王侯，侯国由郡治。官员的任免权、税收权、财权由朝廷直接管理，在经济上削弱了藩属权力，增强了朝廷的控制能力和经济实力。

三、“难”与“易”的区别。无论是贾谊分而治之，还是晁错强行伐诸侯，都是朝廷主动伐诸侯之地，很容易引起冲突。节奏尺度很难把握。晁错伐诸侯造成的“七国之乱”的悲剧，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而晋升的顺序是以皇帝弘扬仁义为名的分封制，受益最大的是许多未被封爵封地的诸侯国后裔，从而潜移默化地将朝廷与地方政府的矛盾转移到诸侯国身上。面对期待已久的家族后裔，诸侯国不得不主动封地，大大降低了实施特权授予令的难度。

当然主父偃授特权的政令之所以能够顺利实施，诸侯国权力过大的问题能够彻底解决，也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比如到文景皇帝伐藩和武帝到来的时候，藩属国的影响力已经被削弱了，客观上为推行升官令创造了条件。汉武帝为了配合赐特权的法令，还先后颁布了《附利法》、统一货币铸造、盐铁专卖等法规，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加强了对藩属国的限制，促进了伐藩政策的高效推进。

但从文、景、武三代三大名臣所制定的伐藩策略来看，朱的升迁次序无疑是优越的，是最巧妙的设计，最容易实施，也是最彻底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