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地位最高的审判机构大理寺，为什么叫寺？
文献研究者大理寺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名字。在影视剧和阅读中都很容易看到。而大理寺的历史和作用，很少有人能讲出来，了解的也只是表面。下面，作者将带领你了解“大理寺”的历史。
大理寺，古代官方签名，类似于今天的最高法院，负责重大案件的审理。从功能性质来说，早在秦汉时期就出现了，但当时被称为“廷尉”。北齐时期，该机构被称为大理寺，至今仍在使用。那么，大理寺为什么叫“庙”呢？
“庙者，庭也。有法度者也。政府法院所在的地方，叫做寺庙。“庙”最初是由古代官员签署的。隋朝以后使用，意为大理:“古代说主刑是法官，也叫理。韩敬帝加了‘大’字，从天官之狱取大理之意。”唐代大理寺判决的案件，必须报刑部审批。明代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被称为“三法司”；清朝时大理寺改名为大理院，一直延续到民国。
回顾近代史，大理寺作为当时最高的司法机构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明太祖朱元璋非常重视大理寺的作用。洪武十四年，李时禄被任命为大理寺第一任官员，大理寺的官邸为五层，邵青隶属于五层。作为左的一个官员，是正六品。洪武二十二年，大理寺官员在明朝升迁。大理寺清由升格为正三教，升格为正寺，左祐寺成为。这一举动的背后，恰恰显示了朱元璋对大理寺作用的肯定。
他曾说:“大理寺卿就像古代的廷尉。只有我们心中正义，用正义讨论法律，在监狱里没有不公，才能传话，才能长生不老。这个时候，如果奉命担任大理寺，就要推己及人，确保允许自己把惩罚当成犯罪，这样才能不负众望。”显然，朱元璋之所以看重大理寺，是因为它属于国家最后的审判关，绝不能有冤假错案。
对于大理寺来说，公平公正的审理案件是我的职责。“监狱诉讼的每一件事都会随着诉讼而解体，寺庙不再审理，而是送到法院审理细节，同一个部门在朝上方。”但是，“以情定法”，“罚必有罪”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此外，“没有不公的监狱”也是对司法官员的巨大挑战。所以朱元璋的选拔很重要，除非他有突出的能力，否则他是没有资格做这个工作的。
《虞梦录》记载，吏部尚书担心大理寺的人选。他在给玄宗的最后一本书里说:“任何一个大理寺的人，都必然需要一个能力出众的人。选官的时候，首先他要从班里认真考。平庸固执的人是不能录用的。贪得无厌、苛求的，要按罪论处。其中，如果有弯曲法律的人，应该鼓励相互纠正和举报，纠正法律。”这封信的内容虽然能有效解决当时大理寺的问题，但最后并没有落实。
特别是明朝中叶，大理寺控制权落入庸人之手，导致误判频发，刑罚不明。这是选拔不当，平庸的官员掌权。更严重的是，这种平庸的官员往往对法律一无所知，以主观臆测来判断案件、判断罪行。许多无辜的人经常被折磨和监禁。此外，还有无数人讨论犯罪不当，被犯人严惩。当然，并非所有大理寺官员都是对与错，但还是有很多执法严明、公正为民的好官员。
比如仁宗时期大理寺卿为于谦，鲁升为。他们在任时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于谦会多次审阅法务部和四方提交的案件，防止错案发生。明代还有一个大理寺卿，名叫石匠。在任期间，他遇到很多可疑案件，选择不被定罪。由于执法严格，他在人民心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被刑部部长和杜的官员周廷称为“三平”。
总的来说，大理寺能否做到公平公正，能否完成朱茂的委托，最重要的是领导。此外，一些外部因素也会影响大理寺的刑罚。比如万历时期，大理寺受到朝鲜帝国官员的干涉。当时，王用汲是大理寺的邵青。在任职期间，偶然遇到胡颖、龙宗武杀害吴实的案件，法务部选择流放他们。然而，王用汲反对这一处罚。
他觉得:“官期之死不是主使者？宗吴菲听了上司的信使？”犯这样的罪，只是流放罪，是不尊重法律的表现。而且根据大明律，两个人要按罪论处，妻子要当奴隶，财产要没收。上帝觉得王用汲说的很有道理，并试图采纳它，但他被内阁部长申时行打断了。申时行认为官方规定的期限弄巧成拙，应该缩短。最后还是按流放罪处理。
可见当时的清官不可能是公平公正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大理寺作为“三大法科”之一，在明朝中叶以后逐渐失势，执法权逐渐被另外两个法科分割，平日只查阅档案。清光绪二十四年，大理寺一度并入刑部。清光绪三十二年，改为大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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