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为帅 以文制武 北宋一朝文武地位的转换 以儒为帅 以文制武 北宋一朝文武地位的转换

以儒为寇，以文制武；北宋军民地位的转变以下文字材料是边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大家快来看看。

中央集权 政归皇宋 宋代重文轻武，可谓老生常谈。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马背之上夺天下，取代了后周恭帝柴宗训自称皇帝。 宋朝虽然建立，但是宋太祖赵匡胤却并不放心，他是军人出身，兵变起家，亲眼目睹了军人干政、武将乱权的局面。因此，一上台后，赵匡胤就开始考虑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以保赵宋天下。这里的集权就是改变五代时期武人权重的不正常现象，收回分散于各股势力中的军权、财权、事权于己一身，维护皇权地位不动摇。 其曾问计赵普，表示「 ”欲息天下之兵”，而赵普同样看出了问题所在，那就是「 ”君弱臣强”，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 ”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简单点说就是要收回权力。 赵匡胤像 一、先说军权收归 举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 第一个是「 ”杯酒释兵权”。此事且不论是否真有其事，但皇帝要有权力必须手里要有兵权，这个道理谁都清楚。赵匡胤本人其实就是武人政治的受益者，他就是靠着身边的几个亲信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的支持而当上皇帝的。然而，身边的几个铁哥们仍然是军权在握，自然不能让他安心。于是，通过一种和平赎买的方式，让几位勋将主动交出兵权。 赵匡胤取消殿前都点检和副都点检，另设马、步、殿前三个都指挥使，并将权力转移至资历较浅的新人手中，以此来分化、削弱了禁军统帅的军权。而且还有所谓的「 ”更戍法”，即兵将分离制度，使「 ”兵无常帅，帅无常师”。 杯酒释兵权 第二个是「 ”后苑之宴”。 「 ”后苑”在宋朝是个特殊的地方，而且多跟赵匡胤有关，从这里产生过很多影响国家大政的举措。他先是从地方抽调骁勇之人补充中央禁军，这就是「 ”收四方劲兵，列营京畿，以备宿卫，分番屯戍，以扞边圉”。这一举措，使得各地的强兵健卒得以转入中央禁军序列，为天子直接掌控。时间一长，地方藩镇手中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最后沦为了厢兵，干起了各种杂役，这其是一种强干弱枝，逐步削权的策略。 969年时，赵匡胤又将「 ”杯酒释兵权”那一招故技重施，在后苑的一番酒宴之后，王彦超、武行德、郭从义等一批前朝的资深节度使兵权被收。此后，随着藩镇中实力派的消亡，到真宗时,节度使一职基本沦为虚职。 二、再说一下中央事权的再次划分 964年正月，赵匡胤是把同为后周旧臣的三相范质、王溥、魏仁浦同时罢免，让赵普来担任「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一职，这一干就是将近十年。 但仅宰相只有一位是不能让他放心的，后来又设立了一个副手「 ”参知政事”，到973年时，参政知事的职权、礼遇一度接近于宰相。后来，在宋朝的历史上，宰相的数量是不固定的，曾出现过二相二参、二相三参、二相四参等现象，这其中，参知政事与宰相的关系也体现了权力制衡的要则。 还有就是至元丰改制以前，宋朝的中书与枢密院同时为「 ”二府”，分执文武二柄，而财政权由三司使掌握，有效实现了对宰相权力的最大分割。 在军事指挥权的划分上，枢密院与三衙分握发兵权和管兵权，而领兵出征的将领则只有在外出打仗时指挥军队，战争结束，指挥权即收回，彼此相互牵制。这就使得枢密使或高级将领都没有可能发动军事政变。 三、地方行政的建立与财权的集中 唐末藩镇拥兵自重，五代十国更是唐末藩镇割据的延续。其「 ”率令部曲主场务，厚敛以入己，而输贡有数。”于是，赵匡胤规定，各路、州、县除「 ”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悉送汴都，无得占留。每藩镇帅缺，即令文臣权知所在场务。凡一路之财，置转运使掌之，虽节度、防御、团练、观察诸使及刺使，皆不预签书金谷之籍。于是，财利尽归于上矣。”这就严格限制住了地方上的财政支配权。 宋朝的地方是州、县两级结构，地方州县的知州、知县等长官由皇帝「 ”差遣”京官去担任。实际上在中央和州之间还有一个「 ”大区”级单位：路，这是宋朝新型地方监司机构，后来逐渐成熟，可以视为是正式的一级行政区。其数量多次调整，宋太宗时初分为十五路，后析为十八路，其后又析为二十三路。 与路一级的相应职官至少有四个：安抚使司、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诸司并列组成。其中，转运使的权力最重，于965年设置，以致「 ”一路之事，无所不总”，成为事实上的路级最高行政长官，由其负责管理征收转运一路的财赋，直接输送到中央。 四、台谏成势，风闻弹人。 《宋史》中有「 ”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之说。宋朝提高了给事中、谏议大夫等台谏官的地位，作为君主的耳目，不再是宰相的属官，因此，宰相大受牵制。真宗天禧年间又设立了谏院，可以任意弹劾执政大臣，以致于在后后来的党争中，成为打击政敌的工具，对北宋政治和文化产生过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 总体来说，宋朝建立之后，赵匡胤及其后人在中央集权措施是日趋严密，行政、军事、财政、监察这四大权全部总之于皇帝，种种官场制衡之术，悉数纳入「 ”祖宗之法”，以确保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 「 ”崇文抑武” 的背后 文武地位的转换 通过前面的「 ”杯酒解兵权”和「 ”后苑之宴”的例证，不难看出，赵匡胤时期，还是介于重武轻文与重文轻武两者之间，处于从武人政治到文臣政府的转换阶段。他通过各种方法清洗身边的人、事、权，其首先要防范的是那些资深、位高、权重，让他睡不踏实的有实权的武将和一些前朝旧贵，就是防止「 ”黄袍加身”的旧戏重演。 就整个时代背景来说，赵宋皇帝是心中「 ”惧武”，导致皇帝与武将之间拉开了距离。为了有效统治，就必须选择文人士子作为加强统治的根基。因此，赵匡胤及其后人是一直向文官治国方向努力的，而且这种文武地位的转换，它并非是明规矩而是一种潜规则，统治者往往是只做不说。 一、信任培育士大夫 在前朝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一反五代武治的纷乱状态,必须实行文治、吏治。所以宋太祖强调说：「 ”宰相须用读书人”。但「 ”欲更用士人，而有司所选终不及数”。这样的局面,势必要求摧用人才不问资历。因此，北宋大量提拔重用文官,也不单单是由帝王们一时的兴趣、性格或爱好所决定,而是迫于现实形势、安邦治国之需要。 首先就是改革科举制度，在官员选拔途径上，宋代以科举为正途。大量从社会下层选拔「 ”寒俊之士”，文官绝大部分都是科举出身，其中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 根据张希清教授的统计：北宋167年共开科举考试81榜，其所取文士：正奏名进士19628人，诸科16772人，合计共36400人，平均每年218人。 北宋建国伊始，科举取士还并不多，但此后，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到开宝六年时，一次性取进士和诸科达127人。到宋太宗时，登基仅两个月就在科举考试中录取近500人，其中进士190人，诸科270人。 宋真宗咸平三年时，「 ”放进士414人,并九经而下共1546人;景德初,进士遂至783人,自是取人日益盛矣”。 宋仁宗庆历六年时，取进士、诸科士共992人。年年如此大规模取士，结果走向了另一个冗官成灾的极端。 其次，宽厚待人，对所取的文士授官优渥。宋太祖赵匡胤曾立下誓碑，有「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之承诺。因此，宋太祖及其后人，确实比较严格地遵守着不杀大臣和言官这条誓言，对臣下较为宽容，和各朝相比，诛杀很少。而且，初授官职从优，升迁较快。整个北宋的71名宰相中，除赵普等4人为开国功臣担任宰相外，只有3人不是科举而任宰相，其他64名均为进士或制科出身。 二、扩军变冗兵 宋朝建立之后，大多数的时间是在血雨腥风的边地战争中度过的。在宋太祖、宋太宗二帝之时，宋朝还是积极主动进攻状态的。因此，至少在赵匡胤、赵光义兄弟二人身上还是比较重视武备的。虽然皇帝在想方设法削夺武将职权，但其根本目的是把军权能够紧紧攥在自己的手中，所以说，宋朝的抑武，指的是武将而非武备。 前面我们提过，宋朝军队由禁军、厢兵、乡兵组成。其中禁军是中央军，是维护封建政权的主要力量，也是天子的卫兵，用来保卫皇室京城，镇戍地方。这部分兵源由政府从地方选拔壮丁充当，相对训练较严，装备较好，粮赐优厚，人数最多。 此外，还有厢兵，本来是诸州镇之兵，是精兵抽调中央后﹐剩余下的老弱残兵组成的，承担各种杂役，缺乏教约，军俸微薄。 再有就是一些乡兵、蕃兵等。 事实上，宋朝的军队数量一直保持较高的数量，而且是一种恶性膨胀。《九朝编年备要》中记载「 ”太祖蓄兵不及十五万，太宗朝不过四十万人。”到了宋真宗时兵丁数额上百万，宋仁宗时更是达到了一百四十万之众，形成了冗兵成灾的局面，「 ”军旅之盛，近世无比矣”。 这是因为，宋朝推行的是募兵制，常常采取在灾年招兵的办法，其目的是将「 ”天下失职犷悍之徒”招收为兵，以防范内部起义。同时，还鼓励营伍子弟接替父兄充军，或者采取罪犯充军的做法，以充实国防力量。但实际上，到了真宗澶渊之盟后，宋军训练日趋减少，不识战阵，习于骄惰。而军费开支却十分庞大，《宋史》记载，用来养兵的费用，竟达全国财政收入总数的70-80%。 三、分权制衡 文官治军 在军事部署上，宋太祖时期，创设了「 ”内外相制”的原则，就是把禁兵各半分驻于京畿地区和外地，以此来互相牵制。目的是「 ”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 在军事指挥权上，前面我们说到，枢密院与三衙分握发兵权和管兵权，但枢密院的最高长官，必须由文官担任。从宋真宗后期开始，是逐渐参用文臣指挥军队。到宋仁宗朝以后，干脆军事指挥权也归属了文官，形成了文官主持所有战区的规矩。 自上而下，「 ”以文驭武”方针盛行，地方的知州、府、军、监，知县之类，也多由文臣充任。在边务繁重的河北、河东、陕西各路，一些知州和知府兼任各路安抚使、经略安抚使，又兼马步军都总管，而武将只能担任副职，接受文臣节制，甚至连一些知县和县令，也兼兵马都监和监押。正如宋人所说:「 ”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麾”。这里实行军政分离,军不代政是对的,但发展到文臣治军就不对了。 丧失指挥权的武将地位也发生了变化。「 ”杯酒释兵权”后，赵匡胤将禁军两司分为了三司，均设置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侯。其中，殿前都指挥使为从二品，副都指挥使为正四品，侍卫马、步两司的都指挥使和副都指挥使仅为正五品，三司的都虞侯仅为从五品，职级明显降低。 这种军政交错分权，文武过度制衡的结果，对于皇帝而言，是有效防止了军队对皇权构成的威胁。但却导致了最高军事决策上的分化，而且「 ”武臣在边,多被文臣挚肘”，军队中的文武矛盾不可避免，难以有效地发挥国家的总体动员能力，直接影响了宋军的作战效能。以致在边防上常常处于劣势，打起仗来拖泥带水，先是北方的对辽战事，后是西北线的对夏作战，包括后来的金军，宋军是败多而胜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