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财计领域 在国家财计领域 明成祖朱棣不是白痴就是强盗

在国家财政规划领域，明朝开国元勋朱迪不是白痴就是强盗。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整理。让我们快速看一下它们。

明成祖朱棣「 ”靖难”成功，干翻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正牌皇帝朱允炆，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藩王造反并成功夺取政权的范例。不过朱棣取代朱允炆当皇帝，对于大明朝肯定是件好事，毕竟后者就是个彻底被儒家洗了脑的书呆子。比如说当他四叔屡败官军、向着南京步步逼近之时，朱允炆和方孝孺还忙着埋首故纸堆中，研究如何复古改制。在他们的心目中，把承天门改叫韦皋门、端门改为应门、谨身殿换成正心殿，或者把方孝孺的官职由侍讲学士改叫文学博士，再或者恢复圣人主张的井田制等等这些事情，哪个都比步步紧逼的叛军更要紧、更要命。 我认为要是朱允炆没被朱棣撵下台，大明朝早就完犊子了 这样的皇帝还能指望他干点啥正经事？毕竟自打董仲舒搞出一套「 ”天人感应”的理论和谶纬之学盛行以后，但凡智力正常的皇帝都是挂着儒家的羊头卖着法家的狗肉。历史上唯一一个忠实践行儒家治国方略的皇帝是个什么下场——在晋惠帝时一场大火烧了国库之前，王莽的脑袋可是一直被收藏其中，作为反面教材示众呐。 一手打造出「 ”孝宣中兴”的汉宣帝刘询，曾替他的同行们说了句大实话： 「 ”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刘奭继位后果然把朝政弄得一团糟，刘询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出来的「 ”孝宣中兴”彻底玩完。 而朱棣，正是刘询口中的那种「 ”王霸道杂之”的有为皇帝。 朱老四的确是毛病一身，但不能否认他的雄才大略 朱棣在政治上首创设内阁，又迁都北京；经济上疏浚了大运河；军事上对外五次亲征蒙古，一度收复安南，强化了对于东北、西北和西南方向的统治；外交上多次派郑和下西洋，使得大明扬威海内；文化上编修了《永乐大典》。因此朱棣在位期间，后世有称为永乐盛世。 就像清朝的康乾盛世到了后期已经名不副实一样，永乐年间明朝对外保持了强烈的进取心和攻击性，但是对内统治就一言难尽了。谁要称其为盛世，如果当时的百姓有知，怕是要一人一口吐沫活活淹死他。 朱棣在政治上是个强人，军事上更是个狠人，但是在经济上如果他不是个二百五的话，那肯定就是个强盗加骗子。 先来说说朱棣的文治武功。 1、文治方面，朱老四很现实，最关注的就是自己的屁股坐得是否稳当。 历史上得位不正的皇帝，对于自身权力的正当性和来自外界的评价都更加敏感。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能开创贞观之治，并被后世称作「 ”千古一帝”，就不乏这方面的因素——他想向世人证明，他是一个优秀的皇帝，能带给大唐更美好的未来，起码要比废太子李建成强。而李世民为此做出最过分的事情，就是首开皇帝干涉起居注的恶例，不过这点手段比起朱棣来，可算是小巫见大巫。 李二虽然是我的偶像，但这件事他干得确实不地道 朱棣回应质疑的办法堪称简单粗暴：一个是杀戮，一个是威慑。 对于那些叽叽歪歪的儒生，朱棣手中的刀子从来不是摆设——方孝孺、景清、练子宁、陈迪、胡闰、董庸、卓敬、黄观、齐泰、黄子澄、王度、卢原质等建文旧臣不但统统被他砍了，而且动辄夷族，一直杀到没人敢对他说三道四为止。 方孝孺就是「 ”百无一用”的典型代表，但朱棣杀了他确实不得人心 作为一个通过武力走上权力巅峰的皇帝，朱棣自然深知藩王之害。起初，为了维护「 ”靖难”的正当性，他还曾恢复了周、齐、代、岷诸亲王旧封，但很快便再次削夺，并波及其他诸王。在朱棣的手中，明朝宗室诸王失去了兵权和治权，但对于后来造成明朝衰亡的宗室藩王靡费巨大的问题，他要么是没有这个意识，要么是视而不见。由此可见，朱棣的削藩其实与朱允炆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的手段更高明而已。 为了加强皇权同时强化对于臣子的监事和控制，朱棣大肆信任和任用宦官，还恢复了被朱元璋裁撤掉的锦衣卫，并开设东厂。要说起在中晚明时期把国政折腾得乌烟瘴气的阉宦之祸和特务政治，朱老四绝对是罪魁祸首。 导致明朝衰亡的阉宦之祸，追根溯源都是朱棣惹的祸 洪武大帝朱元璋是个工作狂，所以他可以废掉宰相直接管理六部，可他儿子就没这个本事了。而且朱棣动不动就「 ”北狩”回他心爱的北方度假，心情不痛快了还经常跑到草原上砍蒙古人出气，朝政自然没工夫管。于是他为了偷懒，就选拔翰林学士入值文渊阁，替他批答奏章，后来逐渐形成了内阁制度。不过在永乐朝内阁大学士官不过六品，充其量只能起到替朱棣过滤垃圾奏章的作用，远没有后来形同宰相的威风。 剩下的就是迁都北京了，这个咱们后边再说。 2、对外扩张——这才是朱棣后来被称作「 ”永乐大帝”的主要原因。 早在朱棣就藩北平时，就多次率师北征，曾招降蒙古太尉乃儿不花，并曾生擒大将索林帖木儿，不但使他号称宗室第一名将，也算是为后来的靖难之役做了热身。不过这段经历更大的影响就是使得朱棣几乎对北伐陷入了痴迷。 从永乐八年到永乐二十二年，朱棣五次亲征蒙古，虽然给予了鞑靼、瓦剌和兀良哈这三个北元残余势力以较大的打击，但始终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同时频繁的征伐不但使得明朝的军力、财政接近枯竭，而且朱棣也在第五次亲征返回途中病逝。 朱棣单纯以军事手段解决蒙古问题，在战略上不明智，在结果上更是差强人意 元末时期中原战乱，安南趁机独立并屡次骚扰边境。从永乐四年到永乐十二年，朱棣派遣名将张辅两次南征安南，终于将其平定，并在安南设置州县，派军镇守。不过仅过了四年，安南叛乱再起，此时朱棣已无力发动三次南征，只能坐视。宣德二年，明宣宗朱瞻基以「 ”数年以来，一方不靖，屡勤王师”为由彻底从安南撤军，南征安南之役成果尽丧。 在开疆拓土方面，朱棣的作为没什么可说的 朱棣在位期间，于东北设奴儿干都司，在西北置哈密卫，在西南置大古刺、底马撒、底兀刺等宣慰司，又设贵州承宣布政使司。明朝在上述地区的统治虽然多属羁縻或军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边防，增加了战略纵深。 朱棣如此能折腾，那么问题来了——他哪儿来的钱？ 明初号称有「 ”永宣盛世”，为中国历史五大盛世之一，但实际上颇有名不符实之处。 明太祖朱元璋制「 ”鱼鳞册法”，宣称「 ”永不加赋”。但事实上自朱棣干翻了大侄子朱允炆之后，对于他老爹的「 ”祖宗成法”向来是选择性继承，比如说用不加赋这一条，朱老四就权当没听说过。 老朱定下的「 ”祖制”，他的子孙往往都是选择性的继承 比如说永乐三年，全国收缴的税粮就达到了3113万石，而且是连续3年保持在3100万石以上。按照当时的户籍人口计算，每户农民缴纳的田赋超过3石，还没算上各级地方层层的中饱私囊、肆意克扣。而在洪武十八年、也就是20年前，明朝全部的粮食产量才约为2089万担——这可是产量而不是田赋，而且是在一场靖难之役把大半个北方和一部分南方打得稀烂的情况下，莫非朱棣会变戏法、变出了这么多粮食？ 这肯定是胡扯，朱老四不会变戏法，但他会横征暴敛。比如从下表中，我们就可以发现，永乐年间在户籍人口还少于洪武年间的情况下，人均田赋增加了约2.4倍。 老朱吵吵着「 ”永不加赋”，他的子孙统统当做没听着 诸位不妨想一想——如果放在今天国家突然宣布对个人收税增加两倍半，那日子得过成什么德性？ 不仅如此，朱老四还非常小心眼。比如他的大侄子朱允炆曾改革弊政——明朝自开国以来就对富庶的江南地区课以重税，实为报复和压榨——建文帝刚予以调减，朱棣又分文不差的加了回来；还有对靖难之时反抗最重的山东，朱老四更是刮地皮刮出了火星子，导致了有明一朝山东民变不绝。 除了横征暴敛，朱棣更令人不齿的一个敛财手段，就是利用宝钞进行赤裸裸的抢劫。 中国最早的纸钞是北宋时期出现在四川的交子。两宋的商业高度发达，导致贵金属货币供应不足，政府不得不铸铁币代替铜币，并默认在因交通不便与外界近乎隔绝的四川地区流通纸钞。不过两宋的赵氏皇帝毕竟不傻，充分认识到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发行纸钞的危害，所以在全国范围内还是以金属货币流通为主。 元朝的中统交钞才是中国最早的全国通行的纸钞 之后的蒙古人心比较大，所以元朝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采用纯纸钞流通体制的朝代，并禁金银铜等贵金属流通。不过蒙古人虽然治国的本事让人头疼，纸钞的贬值问题也让他们自己头疼，但是元朝的蒙古人起码在责任心上比明朝的朱氏皇帝要强得多——蒙古人甚至将发行纸钞的准备金制度都搞出来了——虽然也就坚持了10几年就忍不住超发滥发，但也足以将从来就没操心过这码事的朱家皇帝甩出好几里地。 没有任何准备金也不能兑换的大明宝钞，实际价值还不如厕纸 朱元璋算是个关心民生的好皇帝，但是在继承蒙元以宝钞完全取代金属货币的政策这件事上，则是完全出自维护自家统治的财政需要，民生什么的就得往后靠了。 所以没有任何准备金、也不能兑换贵金属、甚至连想拿新钞换旧钞都没人管的大明宝钞从诞生的那天起，超发贬值就成了其不可避免的命运。比如在下表中的支出，就属于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而大肆超发的宝钞，动辄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锭。而以这种不能兑换的纸钞向百姓采购物资，无疑就是抢劫。 明朝初期的强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通过赤裸裸的抢劫百姓实现的 相比朱元璋还时不时的惦记一下百姓，朱棣的脑子里压根就没有这根弦，于是宝钞的超发就愈发的失去控制。他不仅大肆滥发宝钞搜刮民财，使得民间极度贫困，而且还将搜刮的目标又对准了官员——把洪武朝后期京官领取全部俸米的制度改为米钞兼支，使得日子过不下去的官员们不得不将手伸向公帑，吏治由此败坏。永乐七年，朱棣又增设北京宝钞提举司，使得宝钞印量成倍增长，当然其贬值的速度也就再无法控制。 要是没有夏元吉，永乐大帝朱棣怕是早就穷得要当裤子了 堪称整个大明朝最能干的户部尚书夏原吉拼尽老命给他搞钱，最后仍是左支右绌、束手无策，还被没良心的朱老四下狱治罪。直到朱棣临死之前才后悔，不过为时已晚： 「 ”十九年冬，帝将大举征沙漠。命原吉与礼部尚书吕震、兵部尚书方宾、工部尚书吴中等议，皆言兵不当出……召原吉问边储多寡，对曰：‘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乞遣将往征，勿劳车驾。’帝怒，立命原吉出理开平粮储……帝益怒……遂并籍原吉家，自赐钞外，惟布衣瓦器。明年北征，以粮尽引还。已，复连岁出塞，皆不见敌。还至榆木川，帝不豫，顾左右曰：‘夏原吉爱我。’崩闻至之三日，太子走系所，呼原吉，哭而告之……太子令出狱，与议丧礼，复问赦诏所宜。对以振饥、省赋役、罢西洋取宝船及云南、交址采办诸道金银课。悉从之。” 到了永乐末年，形同废纸的宝钞已经在事实上退出了流通，朝廷又以严刑苛法禁止使用贵金属作为交易手段，使得民间商品交易不得退回到原始的以物易物的状态，这岂是盛世应有之相？ 到了洪熙以后，为了挽救国家财政，明朝政府不得不以增税、罚钞手段等形式回笼宝钞，但这种手段仍是是对百姓赤裸裸的抢劫。明宣宗时的吏部稽勋司郎中、曾巡抚江西的赵新就曾说过： 「 ”近因钞法，江西各府计口征纳盐钞，有司但依黄册所编丁口征收，有死亡无从征收者，有老疾贫难及居深山穷谷无钞纳者，有将男女典雇易钞者。” 所以到了明代宗景泰年间，朝廷不得不默认宝钞在事实上已经完蛋：「 ”宝钞局近已停止造钞。”若不如此，要完蛋的恐怕就是大明朝了。 在开国之初就搞得民不聊生，还敢号称盛世，这脸皮得有多厚？ 与延绵中晚明的阉宦之祸一样，明朝宝钞政策的破产和没完没了的财政危机，究其罪魁祸首，还是朱老四。 再说回迁都——朱棣为啥非得要迁都北京？ 提起朱棣迁都北京，最常被人提起的就是「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个让人十分热血的理由。但其实吧，这基本属于胡扯。 这种说辞除了撒狗血，对国家民族并非幸事，不服的想想汉唐是怎么干的 朱棣之所以非得迁都，而且无论是太子还是大臣怎么苦劝都没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南京呆得不爽。朱老四不爽，就得全天下的人都跟着他不爽。 朱棣不喜欢南京，一则是因为靖难之后他在南京杀人太多，尤其是杀了方孝孺、练子宁、黄子澄等人之后，结怨于江南士林和大族；二则是他改变了朱允炆取消江南重税的政策，继续在当地横征暴敛，江南百姓对他普遍反感；三则朱棣担心南方有反对他的势力与朝野百姓相勾结颠覆他的统治；四则是我在瞎猜——朱棣亲手干掉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接班人朱允炆，还继续住在南京的皇宫里的话，朱老四就不怕老朱半夜来托梦？ 朱棣和江南的官民相看两相厌，才是他执意迁都最主要的原因 相比于处处跟他作对，而且遍布朝野的出身于江南的大臣以及南京百姓，朱棣对于北京的好感简直爆棚。 在靖难之初，朱棣被他大侄子的几十万大军围攻、几乎陷入绝境之时，唯有北京军民坚定的站在他身后，与他生死与共。朱棣当上皇帝之后，北京军民与有荣焉，每次他「 ”北狩”都受到热烈欢迎。一南一北一冷一热，这种巨大的差异，很难说不是使得集权之欲、逆反之心与朱元璋相比更甚一筹的朱棣非得迁都的动机之一。 若不是有北平这个坚强的后盾，朱棣的靖难之役能打成啥样真不好说 朱棣坚持迁都的主要理由是南京距离北方太远，不利于加强对于北方边境的控制和抵御蒙古人的攻击： 「 ”伏惟北京，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俯视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势，足以控制四夷，制天下，成帝王万世之都也。” 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理由其实是不成立的。 一个最为明显的证据就是明朝以南京为都城时，始终对蒙古人保持着攻势，及至蓝玉在捕鱼儿海一战之后，事实上已经摧毁了北元朝廷。等到朱棣五次北伐之后，蒙古人几乎处于数百年间最为虚弱的状态，只要继续对其保持一定的压力，蒙古残余势力可能就要自行崩溃了。 可是明朝迁都北京之后，与蒙古人之间一下子减少了近2000里的战略纵深。为了保证京师的安全，明朝不得不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修建「 ”九边”防线，与蒙古人之间的攻守之势彻底逆转。从明英宗到建州女真崛起的百多年间，蒙古人始终是明朝的心腹大患，而且一直是前者按着后者猛揍，京师闻警、告急次数之多简直让人麻木。最后也正是庞大的九边靡费成了压垮明朝的重要因素之一。 要不是于谦，大明朝的君王真的要死社稷了，而且提前了将近200年 可以说朱棣迁都非但没起到加强北方边防的目的，反倒是起了反作用。 可是朱棣从来不是个虚心纳谏的主儿，在他的坚持下谁反对迁都谁倒霉，甚至还砍掉了不少脑袋。而且因为迁都的问题，朱棣与太子朱高炽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以至于朱高炽在临终遗诏中都不忘嘱咐他的儿子朱瞻基，赶紧把京师再迁回南京去： 「 ”呜呼，南北供亿之劳，军民俱困，四方向仰咸南京，斯亦吾之素心，君国子民宜从众志。” 可惜朱瞻基还是跟爷爷亲，根本懒得搭理他爹，所以大明朝的京师最终还是定在了北京。 明仁宗朱高炽要是能多活几年，大明朝可能会走向另一条不同的道路 在朱棣的一意孤行之下，迁都不可逆转。 永乐元年，朱棣擢升北平府为顺天府，称「 ”行在”，同时迁发山西商人和江南富户以充实北平。 永乐四年，下诏以南京皇宫为范本兴建北平皇宫和城垣。 永乐七年，朱棣在北平修建自己的陵墓——长陵。 永乐八年，朱棣下诏开会通河，打通南北漕运，欲以江南财富支撑北平作为国都的经济基础。 当一切准备就绪，永乐十四年，朱棣正式提出迁都动议并召集群臣商议。不过名为商议，凡事敢反对的大臣要么被摘帽要么被打屁股，于是迁都之事全票通过。 永乐十八年，北平皇宫和城垣建成，朱棣下诏正式迁都，并改北平顺天府为京师，金陵应天府为南京。 事实证明，永乐迁都不但消耗了国力，而且破坏了国防 永乐十九年夏，北京紫禁城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遭雷击，烧成一片白地。本就反对迁都、只是被皇帝强力压制的群臣一片哗然，非议之声再起。于是朱棣大怒，宰了蹦得最高的礼部主事萧仪，朝野上下这才再次消停。 不过朱棣管得住大臣的嘴，却没法凭空变出钱财，于是大明朝的脸面——皇宫三大殿的火灾现场——就这么一直躺在地上被踩到正统五年，也就是到了20年之后才得以修复。 三大殿这把火，彻底将朱棣的里子面子都烧没了 鉴于中国历史上糟糕的统计习惯，所以营造北京到底靡费多少国帑已经无法统计，但可以肯定是造成永乐末年严重的财政危机的罪魁之一。比如前边提到的夏原吉就曾经提出过警告： 「 ”十八年，北京宫室成，使原吉南召太子、太孙。既还，原吉言：‘连岁营建，今告成。宜抚流亡，蠲逋负以宽民力。’” 而在三大殿火灾之后，左中允、署国子监事邹缉曾上《奉天殿灾疏》，便把迁都之害说得比较清楚了： 「 ”陛下肇建北京，焦劳圣虑，几二十年。工大费繁，调度甚广，冗官蚕食，耗费国储。工作之夫，动以百万，终岁供役，不得躬亲田亩以事力作……大青一斤，价至万六千贯。及进纳，又多留难，往复展转，当须二万贯钞，而不足供一柱之用……自营建以来，工匠小人假托威势，驱迫移徙，号令方施，庐舍已坏。孤儿寡妇哭泣叫号，仓皇暴露，莫知所适……贪官污吏，遍布内外，剥削及于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养活之计。虐取苛求，初无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水旱相仍，民至剥树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颠踣道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今天意如此，不宜劳民。当还都南京，奉谒陵庙，告以灾变之故。” 如果邹缉所言为实，那么永乐末年苛民残民之恶堪比汉武、隋炀、乾隆之末，称之为盛世实在是太过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