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试验区的经济发展 毕节试验区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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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是革命老区。

贵州省第一个地下党支部于1934年1月在毕节成立。

1935年2月5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交界的七星关区林口镇“吴极三省”村召开政治局常委分工会议。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毕节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三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8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提出在贵州省毕节市设立“发展、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并经国务院批准。此后，整个地区取得了可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以“贵碧”、“达那”级公路和“321”、“326”国道为骨架，由多条“省道”和桐乡公路交织而成的大型集约化道路交通网络，以及贯穿威宁县全境的“内昆”铁路，使全区交通四通八达，商务出行十分便利。

即将开通的“黄龙”铁路、织金“旅游机场”、毕节“熊飞机场”、全省规划的“两横两纵四联线”中穿越毕节试验区的“一横一纵一联线”，使整个地区一飞冲天。

毕节也是中国“西部大开发”拉开序幕的地方。

长江、珠江大面积覆盖，加上典型复杂的喀斯特地形，蕴藏着221.9万千瓦水能。

洪家渡水电站、索风营水电站、黔北热电厂二期工程、大方热电厂、纳雍一、二号热电厂、黔西热电厂、毕节头堡热电厂、织金热电厂等一批电站、电厂及输变电工程。，确保2010年发电量达到1000万千瓦，完成贵州送电广东任务。

充足的能源将加快整个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步伐。

贵州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将毕节试验区建设成为“贵州科学发展试验区”、“生态文明示范区”，并做出了加快毕节试验区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有效推进了该地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进程。毕节试验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喜人趋势。

“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是我国第一个为喀斯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参考的综合改革试验区。

1988年1月，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审时度势，倡导并推动了建立毕节试验区的战略决策，旨在通过在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人民极度贫困、生态环境极其恶劣的毕节地区进行试验，找到贫困地区科学发展的新途径。

毕节试验区成立于1988年1月，由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倡导和推动，包含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是国家在贫困地区实施科学发展的试验场。其改革实验为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如何发展、如何评价等与发展观相关的根本问题提供了科学答案，是科学发展理论的首次探索和实践。

1985年，胡锦涛同志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在这个贫穷的内陆山区省份，他不知疲倦地工作，走遍了贵州。

本文在深入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组织专家学者进行论证，得出结论:在相同的政策条件下，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存在利益差距，其结果将是地区间差距的拉大。如果不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贫困地区将更加落后。

如何加快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加快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步伐，成为他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鉴于贵州贫困面积大、贫困程度深，胡锦涛同志把目光投向了贵州省典型的毕节地区。

毕节地区位于贵州省西北部，是实验区建立前贵州省最贫困落后的地区之一。

直到1987年，全区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只有288.9元，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84元，人均粮食不足200公斤。温饱人口超过300万，农村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53.68%，人口自增率为21.29 ‰，森林覆盖率仅为8.53%。

由于历史、地理等多种原因造成的毕节地区生态恶化和人口众多，严重制约了毕节经济社会发展。

人口膨胀，粮食短缺，迫使陡坡开荒，严重破坏森林，灌溉，草地和植被，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土地面积的60%以上，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数百万农民生活贫困，往往依靠政府救济为生。

贫困和生态恶化互为因果，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而变得越来越严重。如果我们不采取有效措施来控制它，它将导致大面积土地的石漠化，从根本上失去人类在这里生存的基本条件。

针对毕节地区严峻的现实，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在毕节建立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构想，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批准。1988年6月，国务院批准在毕节建立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

1988年4月，胡锦涛同志代表贵州省委，邀请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在京开会，介绍建立毕节试验区的构想，期望得到中央统战部、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知识分子支援小组的支持。

试验区建立后，17年来，知识分子支持协调小组和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一直把毕节地区作为知识分子支持的重点地区，1989年9月20日，成立了以钱伟长为组长、常进士为副组长的北京专家顾问团。

此后，民主党派和专家顾问团与试验区广大干部群众并肩作战，紧密合作，走过了不平凡的17年。

与当时中国推出的改革试验区和开发区不同，毕节试验区是中国唯一以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试验区。

胡锦涛同志十分重视以创新的理念开展实验区工作。1988年6月8日，他强调:“要牢牢把握扶贫和生态建设的主题，必须采取一切有利于摆脱贫困落后的政策措施，加快资源开发，加快劳动力转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逐步实现广大农民脱贫的目标。

鉴于整个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已占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应采取有力措施，进行综合规划和综合治理，将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

尽快制止人为的生态破坏，逐步走向生态良性循环。

如果这两个目标能够如期实现，说明实验区的改革实验是成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如果没有实现，说明测试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这种明确的发展思路和决策包含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为毕节试验区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

试验区建立25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毕节市近700万各族人民，在历届地委、行署的具体领导下，在八大民主党派和中央统战部的共同协助下，紧紧围绕发展、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等主题，面对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与希望并存的现实。充分发挥“坚定信念、艰苦奋斗、求实进取、无私奉献”的精神，抓住机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加快经济发展，控制人口增长，坚持从以救济为主的扶贫向以发展为主的扶贫转变，把生态建设纳入经济发展之中，以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开始走出经济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的恶性循环，逐步实现人口、生态、资源、人口全面脱贫；生态建设成效显著，人口过快增长得到有效控制；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建设取得显著成绩的；改善人民生活；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2004年，全区GDP从1988年的23.4亿元增加到196.03亿元，粮食产量从1988年的103.8万吨增加到238.22万吨，农民纯收入从226元增加到1665元，贫困人口减少到56万人。五个国家级贫困县先后跨过温饱线；人口增长率降至9.8‰，森林覆盖率增至33.92%。

根据毕节市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毕节市已成为贵州省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毕节试验区的这些深刻变化，证明了胡锦涛同志的构想是前瞻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改革动力与发展思路的统一，局部突破与整体推进的统一。

从后来的发展实践来看，毕节为中国实施《21世纪议程》进行了先进的试验，具有跨地区、跨时代的重大价值和意义。

首先，关于什么是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毕节试验区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核心内容。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出现导致了发展观的巨大变化，这是20世纪发展观演变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世界上发生了一场关于发展概念的争论。在伴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下，简单地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受到了广泛的批评。

在1992年于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首脑会议上，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一个共同的愿望。

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指出，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将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结合起来，将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结合起来，并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政策和行动措施。

毕节试验区符合当时国际可持续发展理念，包含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具有前瞻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发展作为一个全面的社会目标。

与当时中国已经启动的经济特区和开发区不同，毕节试验区从一开始就不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为目标，而是把发展与扶贫、生态建设与人口控制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把物质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和人口生产力统一协调起来，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结合起来，作为一项综合性的社会发展试验。

发展扶贫，就是启动市场经济机制，遵循商品经济规律，把扶贫从“救济”、“输血”变成“自救”、“造血”；生态建设是采取一切有效措施进行环境治理，以退耕还林还草为重点的植物措施，结合“坡改梯”和耕作措施等工程措施，实施综合治理，形成生态系统中各要素的优化组合；人口控制是指兼顾人口数量控制、人口质量提高、人口结构优化和人力资源开发。在一定时期内，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为目的，以优化人口结构为关键，以人力资源开发为动力，使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生产最大限度地保持相容关系。

毕节试验区的三大主题和围绕三大主题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本质上都是把发展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目标，通过发展和扶贫探索经济建设、生态资源和社会发展的有效融合，通过生态建设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通过人口控制促进人的全面进步。根本目的是在追求全面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社会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为消除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奠定物质基础。在这一点上，试验区的干部群众有着广泛的共识。

然而，简单的经济增长并不等于发展。单纯追求经济发展和GDP增长往往适得其反，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目标本身并不能真正实现，毕节地区以往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在毕节这样人口过剩、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地区，经济发展应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人口增长、国民素质、文化教育等相协调。只有在人与社会、自然全面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这可以说是毕节试验区17年改革试验的一个基本经验。

二是生态建设被摆在突出重要位置。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秩序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鉴于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制约毕节经济发展的严峻现实，试验区在成立之初就把生态建设放在了突出位置。尽快停止人为生态破坏，逐步走向生态良性循环，是判断实验区成败的重要标准。要求各级干部对当前生态环境恶化的形势有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本着对后代负责的精神树立长远的战略眼光。17年来，保护生态、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理念在毕节扎根，深入人心。

与后发优势的理念形成了一种超前、早熟、广泛的共识。

生态建设这个现代名词已经被毕节农民所接受。每年冬天，大规模水土保持项目的农民都自愿参加。

“3356工程”、“长效防御工程”、“长治工程”等生态建设骨干工程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小流域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取得扎实成效。

毕节的生态成就为西部开发的生态建设树立了榜样。

可以说，在一个贫困地区如此重视生态建设，并制定完整的计划大规模实施，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

第三，要充分尊重法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尊重自然和社会规律是解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前提和基础。片面的发展观在实践中造成严重危害的原因，从根本上背离了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和客观规律。

在改革实验过程中，毕节实验区不仅注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还注重按照自然规律办事。

比如，针对当地山区面积大、立体气候明显、土壤类型多样的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立体农业，逐步形成“五子入部”的农业发展路径:“山上栽树帽，山坡种树扎带，山坡种绿肥，山下盖地膜毯，山下搞乡镇企业，庭院经济收票，基本农田收谷子”；再比如坡改梯、退耕还林、基本农田建设相结合，巩固和保证生态建设成果和经济效益等。这些都是尊重客观规律，辩证解决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矛盾的例子。

在实践中，根据经济规律，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注重经济效益，并与生态效益相结合，可以获得更好的综合效益，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在发展动力方面，调动各发展主体的积极因素，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是毕节试验区发展的不竭动力源泉。

改革实验不仅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要充分发挥最广大人民的创造精神。

毕节试验区从成立之初就努力营造社会氛围，建立制度和机制，调动各发展主体的积极因素，使最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改革和发展的主体。

一是充分发挥试验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创造精神，注重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

在指导和领导改革试验的过程中，胡锦涛同志强调:深化改革最根本的是谁？还是靠群众，他们才是改革的主人。

能不能代表群众利益，被群众接受？制定的计划要征求群众特别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群众的意见，使制定的计划可靠可行；同时，他强调，实验区工作逐步开展后，人才短缺的矛盾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将从根本上制约实验区工作的进展，加强智力开发，注重培养和引进各类人才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对于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商品生产者和企业家，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他们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领导者，是新生产力的代表。

我们必须正确对待他们，充分肯定他们在商品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开拓精神。三要发挥“能人效应”带动周边，形成有利于改革探索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良好社会环境。

这些重要思想明确回答了改革试验中谁信任谁依靠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应用和发展，对毕节试验区的工作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

17年来，毕节试验区坚持富民、紧密依靠群众的原则，创造了许多适应试验区条件、具有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的工作方法和发展路径，有效地促进了试验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比如“五子进部”的农业发展模式，以集体承包的形式推进改革试验，建立试验开发社区，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这些都源于群众在实践中的开拓精神，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成为试验区改革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优势，推进试验区建设。

毕节试验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共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和跨越式发展的成功范例。

毕节试验区的发展体现了各民主党派的智慧，显示了统一战线的强大力量。

17年来，民主党派中央、中华全国工商联、中央情报支援协调组、支援毕节试验区咨询组深入毕节地区，指导试验方案的制定，协调解决改革试验中的重大问题。

17年来，民主党派中央和中华全国工商联为毕节引进资金3.4亿元，挂靠项目80多个，资金300多亿元，直接投入各类资金7000多万元，培养干部8600余人，帮助输出富余劳动力1.1万人，兴办各项社会事业，直接推动了毕节地区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发展，有效推动了试验区各项工作。

毕节试验区的发展经验表明，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政治制度的优势，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充分发挥这一制度的优势，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民主党派的专家学者数量众多，人才济济。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智力优势，为他们创业提供更大的舞台。

牢牢把握发展的根本任务，不断推进基层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发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体制机制，凝聚各民主党派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增添新的动力。

17年来，毕节试验区一直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开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多党合作共同促进发展的制度和机制，积累了提高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化水平的经验，进一步完善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和程序，推动了基层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实践，对充分发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优势，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第三，以发展为目的，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各族贫困人口。

虽然发展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永恒的主题，但每个时代发展成果的分配最终都会涉及到复杂的利益。

因此，不同的阶级和政党会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为什么要发展发展观这个根本问题给出答案。

让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最广大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政治立场和执政理念的本质要求。

早在试验区建立之初，胡锦涛同志就明确指出，毕节试验区必须坚持以改变贫困、解决温饱为目标，以能否如期使大多数农民脱贫为首要标准来衡量试验的成败。

毕节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贫困地区。全区有汉族、彝族、苗族等35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区贫困人口的比例较高，少数民族乡占全区重点贫困乡的比例较大，这是毕节贫困的主要特点。

针对这一特点，17年来，毕节试验区坚持以发展促扶贫的大局，变救济扶贫为发展扶贫。

在扶贫项目安排上，优先解决人民温饱，优先投资见效快、覆盖面广，优先安排少数民族贫困村农户，优先安排配套技术材料，优先安排能带动养殖业发展的项目；同时，要把发展扶贫与生态建设结合起来，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培育和发展支柱产业，促进农民增收等。

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扶贫工作有效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贫困地区人民自我积累和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1988年的312.2万人减少到2004年的56万人。试验区扶贫工作取得的成绩，促进了毕节地区的社会稳定和谐和民族团结。

当前，加快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党和国家整体工作中占据日益突出的战略地位。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我们扭转地区差异扩大的趋势，切实解决部分地区、部分人群的贫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

毕节试验区扶贫的经验告诉我们，首先要明确发展的目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把完成发展任务与实现发展目标统一起来。

我们发展不是为了发展，不是为了GDP，而是为了富人的利益。

人是否得到利益，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是否提高，人是否幸福和满足，应该是我们考虑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为检验我们发展的最高标准。

25年来，毕节试验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经验和启示。最根本的是: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一个地区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影响，不同的发展观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要实现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毕节试验区的发展经验证明，即使在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贫困地区，只要勇于面对现实，创新发展思路，善于吸收人类认识发展问题的科学成果，坚持人口、资源、环境的综合治理，也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毕节试验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广阔的世界视野和深刻的战略思维观察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生动运用和体现。也是对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人类对发展的认识是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不断完善和深化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长期探索和实践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产物，毕节试验区就是这种探索和实践的典型。

17年来，毕节试验区在贫困地区走上了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也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道路。

在新的改革实验中，要更加自觉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让这个“具有国际意义和大方向的小实验”能够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1.胡锦涛:《在毕节地区发展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1988年6月8日。

2.毕节市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规划组编制:《毕节市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发展规划》，1989年5月，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