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问题 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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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方面:

1.首先，它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农民起义的领袖成了后来的君主。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体系。农民战争成为政权更迭的工具，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

2.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战争无论成败，都在很大程度上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迫使封建统治阶级采取措施减轻农民负担，休养生息，减税，恢复生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3.阶级矛盾的缓和，特别是从农民战争和其他统治者的登基，他们很清楚农民起义的力量。他们容易拉拢地主阶级，安抚农民阶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阶级矛盾

负面:

它破坏了农业生产，造成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损失，人民生活遭到破坏，生活水平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社会的经济发展

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贯穿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其规模和持续时间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它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论点和观点。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讨论如下:1)关于农民战争的性质，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否具有反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的性质，是农民战争史讨论的重大分歧之一。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农民战争自始至终只反对个别朝代、皇帝、官吏和地主，不反对封建制度和整个地主阶级。

因为农民群众作为个体小生产者和小私人所有者，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不能理解自己阶级利益的一致性，不能理解自己被剥削和压迫的根源，不能用推翻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农民希望有好的官员，好的皇帝，好的朝代，让地主阶级能够减轻一些剥削和压迫，使他们能够生活下去。

近年来，有同志指出，农民战争不仅从来没有反对过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而且使农民战争只充当了封建制度的修理工，不管当时农民怎么想。

另一种观点认为，封建社会早期的农民战争不是反封建的。

因为封建社会处于上升阶段，所以封建生产关系仍然是进步的。

如果说此时的农民起义是反封建的，那实际上是否定了此时农民战争的革命性质。

只是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封建制度没落了，然后农民战争才有了反封建的性质。

农民起义提出的“分贫富”、“分田地”等口号，是农民战争反封建性质的重要标志。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始终具有反封建制度和反对地主阶级的性质。

因为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

他们之间的这种对立矛盾，决定了农民战争必然具有反对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的性质。

陈胜、起义提出了“垂死的秦”的口号，这就是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反对“秦律”，就是反对封建制度。

封建土地问题是阶级矛盾的症结所在，解决土地问题不能不体现在农民战争的意图和要求上。

宋代农民战争要求的是否定地主阶级的“法”，反对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和财产制度。

明末农民战争的纲领性口号“均田忌粮”，是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地主的私有土地制度。

其他同志在承认农民战争自始至终的反封建性质的同时，反对农民战争是否应该改变封建制度的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

他们认为，农民虽然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提出了对土地的要求，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在理论上有意识地认识到土地所有制作为封建制度的问题，从而要求废除土地所有制。

所以，农民战争过程中农民个人和从人民手中夺取土地，起义军支持农民夺回地主占有的土地，作为农民阶级要求改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现象，是不可能夸大的。

农民要求和夺取的只能是物质生产资料本身——土地，而不可能有意识地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

2)关于农民战争中的思想武器，一种观点认为，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加上封建地方阶级传统观念的长期腐蚀和影响，不可能有自己的思想。

因此，在农民战争中，农民起义领袖不得不以封建思想和理论为行动指南；用封建理论和纪律反抗封建统治。

农民摆脱不了封建迷信、宿命论、天命等思想。

农民阶级的思想还是封建的。

另一种观点是，地主阶级有封建思想；当然，农民阶级也有自己的思想，就是反封建民主思想。

这种反封建的民主思想体现在政治上反对封建等级制度，主张贵贱平等；经济上反对封建财产制度，主张贫富平等。

其他同志指出，农民阶级在战争中有自己的“纪律”、“思想理论”和朴素的政治理想，与地主阶级的思想相反，农民有自己的阶级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等。

大多数同志认为，平均主义和平等是中国农民战争的思想武器。

在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农民战争中，农民的革命要求和农民领袖的思想倾向尤为明显。

到了宋代，王小波和李顺闹革命，提出了“分贫富”的思想，即“我的病是贫富不均的”。南宋时，钟祥、杨沫起义:“贫富分法不好。

当我执业的时候，我会等待富人和穷人。

明末李自成起义提出了“平地”、“平地无粮”的口号，中心是“平”。

此外，农民领袖的称号也体现了这一思想。

明末农民起义，有“铲王”、“济贫王”、“改变世界王”等称号。

农民平均主义到底包括什么？一种观点认为，农民的平均主义仅限于经济上的平均财富。

第一，要求将封建国家和部分地主的财富平均分配，即“割富济贫”。

第二，一定程度上要实行“公有制”、“公有财产”。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民的平均主义不仅是经济上的平均，也是政治上的平等。

关于平均主义的性质，一种观点认为，平均主义是小农经济和农民阶级烙下的封建思想的产物。它不是反对封建学科和理论，只是对封建学科和理论的补充。

另一种观点认为，平均主义是农民的进步思想，是革命的空思想，与封建主义的原则和理论是对立的。

平均主义在历史上的作用还是有很大分歧的。

一种观点充分肯定了平均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积极作用。

它被认为是农民反抗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强大思想武器。

它提高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迅速扩大了起义队伍，起到了号召和动员人民的作用。

起义初期，农民领袖保持了艰苦朴素、更加民主的阶级品质，促进了革命队伍的团结，增强了战斗力。

它冲击了封建统治，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消极的一面，是不可能彻底战胜封建主义，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

但这是次要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平均主义是小农思想，不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

只有在反封建的意义上才能肯定，不能高估。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农民战争的准备和初始阶段，平均主义对封建统治秩序具有“破”的作用；革命高潮的时候，平均主义在人民内部使用，解决社会生产，比封建主义危害更大。

平均主义在农民战争初期是兴奋剂，后来成为腐蚀剂，导致黄巢、李自成、太平天国起义失败。

3)论农民政权的性质农民起义能否建立自己的政权？他们建立的政权性质是什么？这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关键。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封建制度下，农民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政权。

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权力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农民是小生产者、小私有制，他们的经济还是属于封建经济的范畴。

这个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关系，不能看作是新的经济基础，从而建立了与封建制度相对立的农民政权。

农民战争中的政权只能是封建的。

叛军建立的机构和组织不是政权，而是暂时为军队服务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

大多数同志认为，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是可以建立农民群众专政的短期政权。

尽管受到阶级和时代的限制，这些政权在组织形式、设置官员和授予爵位等方面都模仿了地主阶级的一些东西。

但本质上和它完全不同，它敌视封建地主政权。

这种农民政权是短命的，它的结局要么是直接失败，要么是被混入自己行列的地主贵族篡夺，逐渐脱离了原阶级的轨道，变成了地主阶级的轨道，最终失败。

其他同志认为，判断一个政权的阶级性质，根本上取决于它保护哪个阶级的利益。

历史上大规模农民战争建立的政权，保护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利益，打击地主阶级。

在农民政权统治的地区，它在政治、经济、阶级关系和所有制形式上与封建王朝的农民政权有着根本的不同。

4)关于农民战争中的皇权思想，一种观点认为农民是皇权积极分子，这是封建国家历史上的普遍现象。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农民战争没有皇权，与俄罗斯农民战争不同。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不仅是针对地主、贵族和贪官的，也是针对皇帝和封建中央政府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农民战争中有皇权。

它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只反对贪官，不反对皇帝。

二是假借皇族后裔之名，捧或伪造一个“正统”皇帝，反对皇帝掌权。

第三，农民革命领袖自己称王称帝。

农民皇权思想是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产物。

其积极的一面是，农民在反对地主阶级统治的时候，往往以皇权为旗帜，自称帝王，作为组织号召群众斗争的精神武器。

消极的一面，皇权观念往往使农民对封建帝王产生幻想，容易被敌人利用。

其他同志把皇权分为农民皇权思想、地主阶级皇权思想和地主阶级皇权思想。

认为前者在农民改造后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地主阶级的皇权思想有本质的不同。

在农民阶级能否改造皇权的问题上，有同志提出了否定意见，认为皇权思想是特定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和封建伦理道德的产物，是封建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除非首先摧毁它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否则就不会有转变的问题。

5)如何评价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是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分歧最大的问题之一。

争论的关键在于中国的农民战争是促进了历史的发展还是阻碍了历史的发展。

一种观点认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对促进封建生产关系的变化和摧毁封建制度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封建社会早期，农民通过起义停止了奴隶制。

魏晋以后农民斗争的大趋势是反对农奴制，把个体经济从封建农奴关系中解放出来，导致唐宋以后封建租佃关系的发展。

唐宋以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打破了封建租佃关系，为资本主义的出现扫清了障碍。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大规模农民战争爆发前夕，土地往往高度集中，地主势力恶性膨胀，封建政府捉襟见肘，各种矛盾日益激化。

经过农民战争的沉重打击，新王朝的统治者不得不在政治和经济上对变化了的现实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制定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

农民战争起到了调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其他同志承认农民战争本身所起的积极作用，否认地主阶级有“租界政策”。

他们从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理论出发，认为农民起义失败后，地主阶级只能“反攻倒算”农民，重新给他们戴上封建枷锁。

这就是所谓的“反攻”论。

近年来，少数同志对农民战争的作用持否定态度。

一种观点认为，农民战争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

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国历史上战争太多，造成的破坏太大。农民战争虽然解放了生产力，但对社会生产力的损害是严重的。

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延续时间长，未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与阶级斗争激烈、农民战争频繁有关。

另一种观点认为，农民战争严重破坏了社会的人力物力，每一次大的农民起义都严重中断了封建化的进程，断送了封建化的成果，把社会拉回了封建化的起点。

客观上，农民战争的负面影响远大于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