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下乡:毛主席收到他的信，立即从稿费中拿出300元，把以下文字材料送去，由边肖为大家收集整理。让我们快速看看！

1968年12月21日晚，中国国家广播电台播出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有必要到农村去接受贫穷中农的再教育。”于是，知青下乡运动掀起了全国性的热潮。

知青下乡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一场引起强烈震动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它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根源。这场运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广阔的世界，伟大的成就”

知青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下乡。当时党和国家号召和鼓励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目的是解决城市青年学生就业问题，加强农业生产。

1955年9月，毛泽东“广阔的世界，伟大的成就”的最高指示，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知识青年下乡的开始。1956年，近20万城市青年自愿或被动员加入垦荒队。

整个20世纪50年代，中央政府没有一个专门机构进行整体管理。当时城市知青下乡，基本都是地方安排组织的。1962年，农垦部成立了安置办公室，随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

数据显示，“文化大革命”前，有196.9万城市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下乡。其中，知青人数达到129.28万人，占上山下乡总人数的65.6%。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初，在返乡农民工中，影响最大的是河北的邢延子、侯娟和江苏的董加耕。1964年12月26日，董加耕和邢延子应邀参加了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小型生日宴会。他们的座位靠近毛的左右两边。席间，毛泽东问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并多次给他们食物和建议。侯娟的增长也吸引了周恩来的注意力。他们是下乡知青中的幸运儿。

1969年，在河南省蔚县神后人民公社，洛阳矿知青每天插队读《毛泽东思想》。

“知识青年下乡接受贫农的再教育”

“文化大革命”后，学校因闹革命而停课，工人因夺权而停产，高校不招生，工厂不生产。1966年，1967年，1968年，三个中学毕业生无路可走。“老三班”学生约1100万人，其中有城镇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约400万人。大量青年学生留在家里，在社会上游荡，不仅带来沉重的就业压力，还存在不稳定的隐患。

1968年12月21日晚，中国国家广播电台播出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有必要到农村去接受贫穷中农的再教育。”随后几天，全国各大新闻媒体连续报道了全国各地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组织知识青年下乡的大量情况。知识青年下乡和文化大革命相结合，逐渐演变为知识青年“改造思想”、“再教育贫农中农”、“反对和防止修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从城市涌向农村，掀起了青年知识分子下乡的高潮。

文革中第一个要求下乡的红卫兵是北京的蔡立坚。

1966年，18岁的蔡立坚在长辛店铁路中学读大二。红卫兵串联的时候，她带着学校的长征队去了延安，路过山西榆次县的贫困山村杜家山。蔡立坚有许多山区，其中大部分尚未开发。农民过着艰苦的生活。她觉得这是个扮演知青角色的好地方，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留在这里插队。直到长征队伍离开杜家山280多里，她毅然告别同学，独自回到杜家山，告诉村民，她要在杜家山扎根，和他们一起建设山区。经过一系列的手续，1968年3月，她正式成为这里的新成员。

1967年10月9日，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第二十二中学、第八中学、第十一中学10名毕业生到内蒙古西乌朱凤琴旗白音包里格公社插队。出发的那天早上，他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前，在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前宣读誓词。这是第一批去首都内蒙古草原的红卫兵。1968年2月8日，北京市东城区中学红一代会55名红卫兵摘下臂章来到天安门广场宣誓告别，成为首都第一个参与西双版纳建设的红卫兵。

首都红卫兵率先下乡，掀起了城市知识青年与工农结合的浪潮。这是一股无尽的洪流。其中，不仅有数百万的大学生、中学生、高中生、初中生、高中生、社会青年，还有数以千计的城市居民、大量的医疗、文教工作者、国家干部和一些受运动影响的“专政对象”，从无边无际的北大荒元爷到洋洋自得的西双版纳， 从天山南北的戈壁绿洲到南疆岛的橡胶林场，从呼伦贝尔大草原到世界屋脊上的西藏，那里到处都是知青

1973年，马未都来到京郊插队，被知青选为“司务长”。图为食堂外的马未都。

知青政策的调整不再是统一向农村动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知青下乡运动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插队安置费标准太低，疾病没有医疗保障。更严重的是，一些干部依靠自己的权力走后门，导致招录、招录、回城等不正之风。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强奸、迫害女知青。这些问题到处存在，却没有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

1973年4月初，在中南海游泳馆里，在毛身边翻译了王海荣的《人民来信》。当毛泽东读到这些悲伤的话时，他放声大哭。作者是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林。在他2000字的信中，他陈述了农村知青的困境，揭露了一些地方干部利用职权为长期不在农村的孩子征兵、参军、上大学打开后门的不良倾向。作为知青的家长，他诉说着一个父亲的困惑和辛酸。信的最后，他哭了，“毛主席，我知道你老人家忙着处理我说的话。但是，在每天打不到电话的困境中，我不得不大胆地给北京写封信，冒昧地告诉你皇家的地位。真的不应该来的！”

毛泽东读了这封信，考虑了很长时间。直到4月25日，他才决定亲自给李庆林回信。信的原文是:“李庆林同志，给我寄300块钱，弥补一个没有饭吃的厨子。国内这种事情很多，要统筹解决。”后来，周恩来说，毛泽东把回信给了汪东兴，并告诉他从稿费中拿出300元给他，和信一起直接寄到邮局。事实上，毛泽东早就听说过“上山下乡”运动的弊端，李庆林的信也引起了他对知青的关注。

1973年4月2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高级会议，研究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会议对知青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明确了在城市中学毕业生中，患病残疾不能参加劳动的独生子女，以及中国籍外国人的子女等。，不会被动员去农村。保护农村知青权益，要通过建立知青点、青年队、集体农林场等方式，改进插队方式；改善知青生活，保障知青享有征兵、入学、征兵、晋级的权益；纠正知青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坚决将伤害女知青的罪犯绳之以法。

1973年8月4日，经毛泽东审阅，中央转发国务院《全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会议报告》。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有1402.66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此外，“文化大革命”后，260万400人陆续下乡，共计1662.7万人。相对于1980年全国1.91亿的城市人口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几乎所有的城市家庭都与“知青”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1975年，在浙江，人民公社成员欢迎年轻知识分子插队落户。古老的大门上贴着革命对联: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

“不下乡也行，下不去。”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运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后，中央下定决心要从根本上解决知青下乡问题。

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与胡乔木、邓丽群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的劳动力。现在去农村，这种方法不受普通人欢迎。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全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知青下乡工作面临重大转折。

农场知青上访，罢工，集体上访，特别是1979年初出现强烈的“回城”风潮，震惊全国。

农家知青的“风波”始于云南西双版纳垦区。1978年10月下旬，景洪总农场学校教师丁慧敏和上海下乡知青起草了“致邓副总理的公函”，反映了农场知青的困境，要求回城。然后，他北上北京请愿。云南垦区的风暴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自1978年12月以来，21个省、市、自治区先后举行了农村知识青年和边境地区青年回城集会和请愿活动。第二年年初，一股强烈的“归城风”形成。这股风很猛，涉及面很广，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越轨行为，比如:联系周围，发传单，上访，游行。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中央政府做出了及时的决策，采取了鲜明的态度。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细致的工作，1979年3月中旬以后有所缓解，5、6月大部分地区趋于平静。

20世纪70年代，知青濮存昕在种马班与“阿尔登”合影。

1980年，国务院知青办公室提出了《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明确宣布“不下乡也行，下不去”。也就是说，城市知识青年将不再被动员到农村去。这是一个全国性的信号，宣布下乡即将结束。

1981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纷纷效仿。至此，二十多年过去了，城市知青走到了尽头。

下乡政策改变后，知青陆续回城就业，但还有很多遗留问题有待解决。问题之一是如何安排20万知青嫁给当地农民。经过三年的努力，到1981年，大部分已婚知青已经安排了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安置条件差异较大。根据对4万多名插队的已婚知青的调查，到1982年仍有3600多人没有得到安置。

此外，已经在外地工作的老知青子女回原城市读书入户的问题也相当突出。可以说，下乡政策不仅给知青一代打上了历史的烙印，也深深影响了他们的下一代。

农村知识青年经过艰苦的训练，已经成为一个不同于前人和后人的特殊群体。“知青”一词所包含的含义，可能只有经历过那些年的人才能真正理解。人们一直在不断探索和反思如何评价这场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运动，相信历史最终会得出一个公正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