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来龙去脉看十四世达赖的反动本质 从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来龙去脉看十四世达赖的反动本质

从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来龙去脉看十四世达赖的反动本质。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一下它们。

从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来龙去脉看十四世达赖的反动本质 作者：徐文华、布穷 旧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发端于西藏吐蕃地方政权时期，产生于萨迦地方政权时期，定型于清朝初年。1959年民主改革后，政教合一制度终结，西藏建立起新生的人民政权，而十四世达赖集团长期以来依然顽固地图谋在西藏恢复这一旧制度。因此，弄清这一制度的来龙去脉和反动本质，十分必要。 一、旧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来龙去脉 藏民族是个古老的民族，西藏文化源远流长。佛教走进西藏，与藏民族和西藏文化发生紧密关联， 迄今也不过1300多年;政教合一制度从13世纪初基本形成到1959年被废除，也不过700来年。纵观旧西藏政教合一制度770来年的历史，从其发端到被废除，我们认为可以分为六个发展阶段。 (一）从松赞干布开始，吐蕃政权崇佛抑苯，佛教与政治越走越近，政教合一制度初见端侃。 西藏的原始宗教是苯教，7 世纪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建立起奴隶制的吐蕃政权时，在吐蕃周边佛教已很兴盛。松赞干布看到，以释迦牟尼为唯一最高信奉对象的佛教，与吐蕃各部落一直以来信奉的多神崇拜的苯教相比，更有利于其为政权建立统一的思想基础，于是就极力扶植佛教发展，并抑制苯教。此后，松赞干布以降的绝大多数赞普，都继续扶持佛教，以扼制信奉苯教的贵族势力，巩固王权。赞普赤松德赞甚至树立兴佛盟誓碑，明确规定赞普子孙从小就要学习佛法，吐蕃全境亦应学习佛法。此时，佛教的上层僧人开始直接参与处理政务。这样，从松赞干布开始，吐蕃政权不断打压原始苯教，扶持佛教发展，佛教和僧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不断提高，上层僧人甚而可以直接参与、把持政治势力。正是由于大力推行佛教，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祖德赞，被后世称为「 ”祖孙三法王”。这样，从松赞干布到吐蕃最后一代赞普达玛赞普的2 0 0多年间，佛教在世俗政权的大力扶持下获得快速发展。但是，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始终是在与苯教的斗争中实现的，苯教在当时的西藏社会依然具有很大影响力。苯教信奉多神，更符合吐蕃政权大臣们的利益，而佛教只把释迦牟尼作为唯一的最高信奉对象，则更符合吐蕃政权历代赞普们巩固和加强集权和专制统治的需要。历代赞普在推行佛教的过程中，不断遭到大臣们或明或暗的抵制，佛教与苯教争夺宗教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斗争一直在延续。在吐蕃政权期间，就曾发生过两次较大的禁佛事件。一次是，赞普赤德祖丹•梅阿聪去世后，其子赤松德赞年幼，政权旁落到崇信苯教的权臣玛香•仲巴杰之手。玛香是有权势的豪门贵族和坚定不移的苯教拥护者，他掌握大权不久，就宣布法令规定，只准臣民信苯教，禁止信仰佛教，并驱赶中原内地和尼泊尔僧人，甚至将大昭寺改成屠宰场。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赤松德赞真正掌权。此后不到50年，西藏再次发生灭佛事件836年，赞普赤祖德赞•热巴坚被崇苯大臣暗杀，其弟达玛邬冬赞立为赞普。达玛邬冬赞在一些贵族的怂恿下，崇扬苯教，禁绝佛教，史称「 ”朗达玛灭佛”。843年，赞普达玛被害，吐蕃政权逐渐分裂瓦解，直到13世纪元朝统一西藏。西藏陷入长达4 0 0 年之久的分裂割据时期赞普达玛也为最后一代统一的吐蕃政权的赞普。此次事件标志着佛教在西藏的「 ”前弘期”结束 。此后，佛教在西藏腹地一度沉寂百年之久。在佛教的「 ”前弘期”，吐蕃政权打压原始苯教，借助佛教加强统治，佛 教 的 政 治 地 位 主 要 体 现在上层僧人参与甚而在一定时期内把持政权，但佛教和政权还未完全融合，尚未完成本地化过程即未形成为藏传佛教，其宗教地位和政治地位，都尚未巩固。 政教合一制度仅为初见端倪。 (二） 藏传佛教的形成与政教合一制度的奠基。 10世纪，西藏地区开始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出现了庄园式的土地经营方式，并于13世纪前半期基本完成这一过渡。适应各割据势力巩固发 展自身势力的需要，佛教再度兴起。978年，山南地区新兴封建主益西坚参出钱资送鲁梅•崔成西绕等十人到多康受戒、学法、取经，他们返回西藏后，大批寺庙得以恢复和重建。10世纪后半期，吐蕃王室的后裔、阿里地方的封建主益西沃派仁钦桑布等多人到克什米尔等地学法，仁钦桑布三次去克什米尔深造，成为西藏着名的佛教密宗大译师，他所翻译的108部密宗经典被后世佛教徒称为「 ”新密咒”。这样，经过当时一些割据势力的推崇、扶持，沉寂百年后的佛教逐渐再度兴盛起来，进入史称的「 ”后弘期”，并逐渐形成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噶当派、格鲁派等主要教派。各教派纷纷寻找地方政治势力作靠山，寺庙和上层僧侣由此逐渐占有大量土地、牧场、牲畜，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在这一时期，佛教在西藏完成了三大转变:宗教形态上，完成了自身的适应性转变，本地化为藏传佛教;宗教地位上，最终战胜了苯教，成为西藏主要宗教;政教关系上，宗教成为封建统治体系的一部分，寺庙和上层僧侣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这些都为此后形成政教合一制度奠定了基础。 (三） 萨迦地方政权的建立与政教合一制度的初步形成。 政教合一制度的正式形成，是在元朝初期。当时，随着生产力和封建经济的发展，西藏产生了实现内部统一的要求和条件，但西藏各教派和世俗势力均无力完成这一任务。1264年，忽必烈迁都北京，设立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地方行政事务，忽必烈授命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管总制院 的院务。1288年总制院改为宣政院，宣政院以下分设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其中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西藏的卫、藏、阿里等地。元朝在萨迦设置本钦一人，由帝师提名，皇帝任命，让他协助宣慰使司管理卫藏十三个万户府。元朝中央政府成为萨迦派巩固和发展自身势力的政治靠山，萨迦派势力成为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进行管理的有力抓手。八思巴既是元朝中央政府高官，又集西藏地方政教两权于一身，这标志着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采取了政教合一管理方式，政教合一制度正式形成。自八思巴至大文罗卓坚赞共九任萨迦派教主，自本钦释迦桑波包括连任的在内共计二十任 本钦期间，他们在元朝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下，成为西藏地方政教两方面的首领，统治着整个西藏。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萨迦派在元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掌握了西藏地方政权，但当时，该派在西藏并未形成完整、有力的行政体系，政教合一的萨迦政权并不稳定。 (四）帕竹政权的统治与西藏地方诸多政教合一势力的并存。 1354年，帕竹噶举派取代萨迦派，建立帕竹地方政权。帕竹派首领绛曲坚赞派人向元朝中央政府请封，元顺帝封其为大司徒，命其掌管西藏地方政教事务，政教合一管理方式得以延续。明朝代元后，帕竹地方政权继续得到明朝的承认 ，但明朝在西藏采取的是「 ”多封众建”之策，对藏传佛教各教派的领袖人物都予封授，封赐了不少法王、王、西天佛子、灌顶国师等称号，最高的等级是法王，共封「 ”二大法王”，即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和大慈法王。法王奉明廷的敕命，行使地方职权。「 ”多封众建”的目的，是分散各教派的权力，使他们互相牵制，以利朝廷监督和控制。这样，「 ”朝贡”与「 ”封赐”互动循环，政教与教权相互交织，继续有效行使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明朝时期的最大特点，是由于「 ”多封众建”，西藏形成了诸多教派势力与帕竹地方政权并存的局面，稳固的一派独大格局和统一的政教合一地方政权体系尚未形成。 (五）格鲁派的「 ”一派独大”与政教合一制度的定型。 清朝初年，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格鲁派大加扶植，通过册封形成了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系统，格鲁派在政教合一体系中取得了稳固的统治地位，达赖世系在格鲁派中取得了稳固的主导地位。15世纪初，宗喀巴创立藏传佛教格鲁派。格鲁派突破了以往各教派只和单一地方势力紧密结合的局限，而广泛地与各地方封建势力建立联系，以争取支持，这使得格鲁派寺院经济开始增强，势力逐步扩 大。1576年，远在青海的顺义王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延请格鲁派活佛索南嘉措与他会面，并给索南嘉措上了一个尊号：「 ”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以表示敬重。后来，以五世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依靠蒙古和硕特部领袖固始汗的力量，清除了所有对手，建立了甘丹颇章地方政权。这是格鲁派 得权之始。1653年初，清朝顺治皇帝赐予五世达赖喇嘛金册、金印，册、印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名号和政 教地位。1713年，清朝皇帝康熙赐予格鲁派罗桑益西活佛「 ”班禅额尔德尼”封号，并赐金册、金印，从此班禅的政教地位也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确认。这样，格鲁派的两大活佛系统都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格鲁派逐渐在藏传佛教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其标志性事件，应该是五世达赖喇嘛得到顺治帝的 。1751年，清政府对西藏行政体制作了重大改革，正式建立噶厦，即西藏地方政府，确立了一整套行政组织，规定了各级僧俗官员的品位、职称和名额，使僧侣上层集团和世俗贵族集团在政治上达到了高度的结合。至此，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定型。直至民主改革前的几百年里，在接受中央政府管理的前提下，西藏内部的政治格局始终是政教合一、教高于政，格鲁派实际控制西藏政教事务。从明末到清中期一百余年间的最大特点是，形成了格鲁派一派独大、达赖世系处于主导地位的格局，政教合一制度得以定型。 (六）西藏和平解放与政教合一制度的废除。 清朝灭亡后，中央政府继续承认西藏已长期存在的基本政教格局，其虽然孱弱，但继续维系了对西藏地政的管辖 。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其性质根本上不同于历史上的一切封建王朝，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可能永远使百万农奴在政教合一制度下挣扎于水深火热中而不顾。但是，新中国成立和西藏和平解放后的一段时期内，鉴于主、客观条件尚未成熟，中央并没有急于废除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并积极调解达赖和班禅两大世系的关系，期望能够在时机成熟后再行改革。现在看，当时，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西藏上层反动势力的基本立场，是可以接受和平解放和解放军进藏，但不能进行民主改革。他们内心的图谋，是永远不要民主改革。由于甚恐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影响下逐渐觉醒，他们长期或明或暗地对抗中央，以至于最后发展到发动全面叛乱、公然对抗中央。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果断决定，坚决平叛、边打边改，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从1959年3月到1961年4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全区基本上平息了叛乱，完成了民主改革。民主改革使西藏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彻底摧毁了封建农奴制度在西藏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基础，初步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 从 1951年宣布西藏和平解放，到 1959年民主改革这8 年里的最大特点是，十四世达赖集团恐惧民主改革迟早要来，与中央虚以委蛇，从犹豫观望走向全面叛乱，妄图长久地保留其政教合一制度。 上述政教合一制度在西藏的发展史表明，这一制度从一开始，就是基于政、教双方的利益需要而形成的，而中央政权的扶植、支持是其建立和存在的基本前提。 二、深刻把握旧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反动本质 从世界范围和历史上看，政教合一包含着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在政教关系上政高于教，一种是在政教关系上教高于政。旧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在政教关系上，是政教融合、但教高于政。这一制度，本质上是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政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扞卫的是封建农奴制的生产关系，维护的是官家、贵族和上层僧侣的利益，压迫的是农奴和奴隶阶级，并深刻地表现于旧西藏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 经济上的表现，是维护「 ”三大领主”的利益。作为社会政治制度，政教合一制度顽固扞卫旧西藏以庄园制为基础的「 ”三大领主”的统治。其结果，是造成旧西藏生产资料和物质财富高度集中、两极分化。据民主改革前统计，在西藏约330万克土地中，官家占有128. 37万克，寺院和上层僧侣占121.44万克，贵族占79.2万克，占有比例高达99.7%。边远地区有极少数的自耕农，占有约0. 3 % 的耕地，大部分牧场也被牧主所控制。本来应以弘扬宗教为职分的上层僧侣，却成为封建农奴主阶级的一部分，而十四世达赖成为封建农奴主的总代表。民主改革前，十四世达赖家族在西藏占有27座庄园、30个牧场，拥有农牧奴6000多人，每年在农奴身上榨取的青稞33 000多克，酥油2500多克，藏银200多万两。十四世达赖和其家族的这一地位，决定了其很难和以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真正走到一起。 政治上的表现，是维护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和奴隶的残酷统治。政教合一制度下，一切政治权力都集中在「 ”三大领主”手里，广大农奴和奴隶毫无政治权力、人身权利。三大领主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掌握其生、死、婚、嫁大权，政治压迫和刑罚极端残酷。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十六法典》，将人分为三等九级，对农奴惨无人道。 文化上的表现，是实行宗教文化专制。一般专制社会中的文化专制，在西藏表现为宗教文化的专制。藏传佛教深深地渗透于社会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一切有悖于宗教的东西都被扼杀。在这样的文化禁锢下，一切先进的思想、教育、科技都很难传入和发展，宗教愚昧导致文化愚昧、科技愚昧，愚昧在西藏成为一种及其普遍的存在。这是近、现代以来西藏越来越远离世界发展潮流和步伐的重要原因。 人神关系上的表现，是完全把人变成神和宗教的奴仆。在藏传佛教的统治下，人性被神性遮蔽，人不再是万物之灵，而成为神和宗教的奴仆;不再是可以自主活动和创造的主体，而成为神和宗教的奴役 的客体;不但完全失去了人之为人的能动性，甚至失去了人之为人最基本的人文性，完全成为宗教的工具从而成为一种事实上的物在。由于宗教完全占据和挤压了人的发展空间，整个西藏，人完全迷失在宗教的浓雾中，西藏内部因失去了推动社会革弊图新的主体力量而死气沉沉。 宗教上的表现，是以政权保证对藏传佛教的信仰。佛教从传入西藏的那天起，就与政治渐行渐近，最终合二为一，其作为宗教的信仰性被其政治性所遮蔽，维护宗教就是维护政治，维护政治就要维护宗教。事实上，佛教自传入西藏后，就不是一种自由的信仰。从奴隶制时代的松赞干布起，佛教在西藏就是为政治权力所保障的信仰，到政教合一制度形成后，藏传佛教的政教地位更是获得了政权的制度化保障。在历代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西藏地方政府以其行政权力和体系，维护和保证藏传佛教的政教地位民主改革前，西藏经济落后、民生凋敝、政治黑暗、社会封闭、科技衰微、思想禁锢、文化专制，现代经济和现代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几为空白，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极其低下，广大农奴饥寒交迫。政教合一制度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 三、十四世达赖集团图谋复辟政教合一制度是开历史的倒车 随着人类步入近、现代社会，特别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封建农奴制度已走到历史尽头。政教合一制度废除6 0 年来，西藏发生了历史性巨变，西藏人民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今天的西藏正大踏步地追随着历史发展进步的潮流而不断前进。十四世达赖集团妄图在西藏恢复这一反动的政治制度，这完全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严重违背了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十四世达赖集团顽固地以宗教愚弄和麻醉西藏信教群众，严重违背人民根本利益。本质上，宗教是对客观世界的颠倒的、虚幻的反映。政教合一制度废除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从整体看，人们的宗教意识正朝着不断淡化的方向发展，宗教的消极影响也不断得以抑制，西藏人民的精神面貌早已今非昔比，这为几十年来西藏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从世界范围和历史大视野看，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现象，在不少民族中曾盛极一时，但是自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和近代思想启蒙运动以来，宗教的日子江河日下。十四世达赖长期生活在西方世界，对现代文明的发展趋势应该有所认识。他应该能够看到，在西方社会，宗教已非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信教群众如果长期沉浸在宗教世界观中而不能摆脱，藏民族整体素质必然越来越落伍于时代，西藏和藏民族就没有前途。这就会严重影响各族人民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十四世达赖集团出于其一己之私，长期顽固地以宗教愚弄信教群众，其反人民性、反历史性的本质立场昭然若揭。 十四世达赖集团顽固地意欲在西藏恢复政教合一制度，严重违背人民根本利益。从世界历史大势看，政教合一制度退出历史舞台早已是社会潮流。基督教神权曾绝对统治欧洲1000多年，但以文艺复兴运动为肇始，欧洲各民族逐渐废除了政教合一制度，形成了民主与科学这两大新的文化传统，欧洲引领近、现代文明发展几百年。在当今世界上的190多个国家中，实行政教合一的屈指可数。十四世达赖集团却对世界各国现状和历史发展大势视而不见，他叛逃以前，顽固地维护旧的政教合一制度;他叛逃以来，对所谓的「 ”西藏流亡政府”依然行使着最高权威，保持着政教合一的做法;他的一切反动活动，都是为了图谋在西藏恢复政教合一的反动统治。因此，在宗教问题上，西藏人民与十四世达赖集团立场根本不同、利益根本不同。对西藏人民来讲，宗教 是一种精神信仰;而对十四世达赖来讲，宗教只不过是其图谋恢复政教合一制度的工具。达赖世系在西 藏统治300多年，西藏却越来越萧条败落，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祖国的大家庭里，西藏人民却越来越幸福。跟着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经过上好日子的西藏各族人民，早已看透这一制度的反动本质。 十四世达赖集团利用宗教破坏西藏社会稳定，严重违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要发展就要稳定，要过上好日子就要稳定，今天的西藏人民已认清这一道理。但是，十四世达赖视西藏的发展进步而不见，置西藏人民的幸福于不顾，大肆污蔑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并以宗教为抓手屡屡制造事端，甚至鼓动信众自焚，从而对西藏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和破坏。他的内心图谋，是妄图再度奴役当年百万翻身农奴的子孙后代，毁掉今天西藏人民的幸福生活，干扰和破坏国家和西藏的社会主义现进。政教合一制度，是旧西藏压迫人民的政治制度 ，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反动集团心念不忘的，仍然是恢复这一反动制度。倒行逆施必然不得人心，违逆潮流必然被历史抛弃，其反动图谋注定不可能得逞。 来源：《西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