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法国大革命的“厌女症” 杨靖︱法国大革命的“厌女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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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的审判:1793年10月14日至16日》，伊曼纽尔·德·瓦尔斯奎尔著，曾赵匡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第一版，355页，68.00元

自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以“公敌”罪名被判处死刑以来，“斩首女王”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但对她的审判却鲜有研究。法国历史学家伊曼纽尔·德·瓦尔斯奎尔(Emmanuel de Waresquiel)的新作《评判女王:1793年10月14-16日》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空白。

革命者都为女王的去世鼓掌，但一群学者和学者对此感到悲痛。英国著名作家霍尔斯·沃尔波尔(Holas Walpole)称赞女王身材苗条、姿态优美时是一尊美丽的雕像；跳舞时，她是优雅的化身。言下之意是没有哭。埃德蒙·伯克在《论法国大革命》中回忆道:“她像一颗晨星一样闪耀，充满活力、光彩和欢乐...那是在凡尔赛，她当时还是太子妃，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就走了。这个世界一定没有见过比这更精彩的画面了。”——他的老对手托马斯·潘恩说，“可怜那些美丽的羽毛吧，忘掉那些垂死的鸟儿吧”。另一位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直接宣称:“大革命杀死了安托瓦内特，从而扼杀了青春和美貌。”——此后，法国政治舞台上的暴力和恐怖不断加剧。

为了在大革命中体现民主和正义的原则，审判女王的革命法庭包括包括福克尔-坦维尔在内的九名法官和十五名陪审团成员，其中大多数是所谓“巴黎人民”的代表——事实上，在1789年革命爆发时，他们只占巴黎2600万总人口的5%。根据历史数据，精心挑选的陪审团成员与福克尔和代理检察官有私人关系。出庭前后有几十个证人，但大部分都是线人和派出所的特工——他们出庭指控，却是“服从命令”，就像革命法庭的所有成员在审判前都收到了罗伯斯庇尔的命令一样。同时，为了防止保皇派干涉，革命委员会宣布所有“至关重要”的审判都要秘密进行，不允许旁听。

对女王的指控主要集中在公共和私人行为上。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由于皇后奢侈、奢侈、放纵，又给身边的亲信人情，国库空虚空，皇后被戏称为“赤字夫人”——据说有目击者目击她偷偷汇了两亿金币给哥哥奥地利皇帝约瑟夫。此外，她对革命恨之入骨，以至于法庭上的一名证人荒谬地发誓说女王手持手枪，等待机会暗杀支持革命的奥尔良公爵。因为痛恨革命，幻想欧洲君主派兵包围革命政权，营救路易十六，女王不惜出卖军事情报，旨在颠覆革命，恢复王权。以上都说明女王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分子。

处决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

从个人生活方面来说，女王生性轻浮。她曾经在小特里亚农宫举办过混合型田园游，在凡尔赛宫举办过文艺复兴化妆舞会，趁机偷偷调陌生男人，“弄乱宫廷”。不仅如此，女王与女友玻利尼西亚公爵夫人密不可分，被当时广为流传的“公爵夫人老爹”称为“女同性恋”。更有甚者，有人指责她“狐媚惑人”，天天吃生孩子来养孩子。所有指控中最令人发指的罪行是她引诱她八岁的儿子法国的路易十七乱伦——只是因为后者的供词说“我睡在我母亲和姨妈之间。”据历史学家考证，以上罪行大多是影射和荒谬的，女王本人不屑一一反驳。只是当她听到最后一个的时候，她转向台下，泪流满面，说了下面的话:“如果我不回答，那是因为大自然拒绝回应这样对一个母亲的愧疚。我恳求这里所有的母亲为我仲裁。”——据记载，现场多名女性因同情自己的遭遇而哀悼晕倒。罗伯斯庇尔听到这个消息后，将负责起诉的检察官“公爵夫人爸爸”斥为“傻瓜艾贝尔”。

正如1794年受审的革命领袖丹东所说，他以前想要一个政治法庭，但在这个法庭上，政治杀死了他——他被禁止并很快被判处死刑，尽管缺乏任何反革命的确凿证据。同样，虽然对女王的指控很多，但真正有力的刑事证据却很少。据女王身边的侍女说，1793年国王路易十六去世后，女王以国王的礼遇对待法国国王路易十七，处处为他让路，并帮助他坐上了最高宝座——这个“证词”成了女王企图“恢复专制”的证据。此外，我们突袭了女王的房间，发现了一块装饰着十字架和圣心的布，这是王岱天主教叛乱的象征。可以推断，女王的心永远不会死。更重要的是，守卫们还在女王的化妆盒里发现了一个微型蜡像，描绘了美狄亚，一个神话角色。由此，女王也被公认为美狄亚那样的“邪恶女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不可饶恕。10月16日，她被判为“法国人民公敌”，立即被处决。

根据本书作者Waresquiel的研究，女王作为“太子妃”的生活确实奢侈，但在接连生下四个孩子后，她的个人生活“相当节俭”。路易十六这几年的财政危机主要是因为法国不遗余力的支持美国独立战争。比如1789年大革命爆发时，外援的份额占总支出的41%——国库赤字空显然不应该由女王支付。此外，真正对女王声誉造成致命打击的是令人震惊的“DIA项链”事件。虽然法院判决本案两大当事人罗恩主教和沃卢瓦夫人有罪，但舆论坚定认为罗恩受了委屈，沃卢瓦夫人替女王顶罪，安托瓦内特从曾经千人一见的“洛可可女王”变成了法国人眼中的邪恶女人，触犯了公愤。

革命者最不能容忍的是女王的“死忠”立场。作为一个坚定的反革命者，她坚信国王的权威不容挑战，王室的尊严不容玷污。当法国陷入混乱，皇室危在旦夕的时候，女王以其虚弱的身体，要求外国势力介入，试图扭转局势。大革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雅各宾俱乐部创始人米拉波对安托瓦内特的评价是:“凡尔赛只有一个人。”

研究表明，与后世普遍认为女王“善于政治”的印象相反，至少在大革命爆发前，女王根本没有执政的意图。因为路易十六从小就目睹了他祖父路易十五的情妇对政府的干预，他对此深恶痛绝，并制定了一条政治规则:“不允许妇女参与任何国家事务。”1787年，外交部长维甘尼斯去世，国王哀悼——路易十三世崩溃后的权力体系。内阁大臣轮番上阵，内政外交的困境没有改善，国王深感沮丧。“我知道别人说我优柔寡断，软弱无力，但从来没有人面对过这样的困境。”与国王的仁慈和近乎麻木不同，女王“意志坚强，决策迅速”。准确的说，是大革命的爆发促使女王走上权力的舞台——当国王放弃权力的时候。她开始掌握秘密资金，试图建立一个欧洲间谍网络，并学会使用密码联系外交官。女王的“治政”并非出于偏爱或牺牲。著名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认为，“这不仅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也是王氏家族义不容辞的责任”——毕竟，“君权神授”是她毕生的信仰。

值得注意的是，当革命法庭指控她践踏凡尔赛革命军的三色军帽徽章时，法庭庭长埃尔梅纳(Ermenc)的判决是，她利用自己的“性身体”与政客私通，从事有损政治身体和国家身体的商业活动。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中，林·亨特断定大革命痛恨女性，但旧社会的一切社会问题都归咎于红颜祸水——国王的“情妇统治”导致了民族运动的衰落，而妇女团体则被斥为“泼妇军”、“良家妇女的瘟疫”。林亨特发现革命者对安托瓦内特的指控中包含了一个重要的罪名，那就是如何教会国王伪装自己。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性的特点无疑与共和党的美德不相容，所以女性必须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显然，上述指控恰恰反映了革命者对女王作为女性入侵公共领域的焦虑。

女王被处决两周后，大革命中另外两位杰出的女性代表罗兰夫人和奥林普·德·古丽也被送上断头台，这绝非巧合。他们的主要罪行之一是“违反女性道德”。1793年前后，巴黎街头出现了100多种有关妇女权利的小册子，其中最著名的是奥兰普·德·古格两年前写的《妇女和女性公民权利宣言》。本宣言以《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将《世界人权宣言》中宣布的权利逐一适用于妇女，呼吁妇女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虽然作者声称“我们要求启蒙和工作，不是为了侵犯男性的权威，而是为了赢得他们的尊重和摆脱不幸的人生经历”，但这一大胆的宣言仍然触动了革命者的神经，作者被指控“煽动反革命”。

罗兰夫人也遭受了不幸。1792年6月，担任内政部长仅三个月的罗兰先生被路易十六解职。原因是罗兰夫人给国王写了一封信，“陈情表”，被他严厉的言辞激怒了。“陈情表”公开后，罗兰先生被视为“爱国主义烈士”，深受欢迎并立即复活。罗兰夫人的沙龙成为内阁，她自己成为吉隆德的真正领袖。后来，雅各宾派用恐怖手段把吉隆德赶出议会，这群充满激情的革命者一个个被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

革命怎么可能带到自己头上？罗兰夫人是为数不多的开明人士之一。她在狱中写信给罗伯斯庇尔，说:“我知道如何忍受一切。我也很清楚，在每个共和国的早期，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革命总是选择主要参与者作为其受害者...我写信是为了开导你，缘分无常——人民的支持也是。看看上一代那些革命人物的命运——先是人民的偶像，然后是人民的统治者...但他们能阻止他们的名字被后代公正地诅咒吗？”据说罗伯斯庇尔将来会垮台。

罗兰夫人

事实上，在革命者的眼中，罗兰夫人的真正罪行，她死前高喊“自由和自由，以你的名义做多少罪恶”，不在于提倡“自由和宽容”或“背叛革命”，而在于她敢于作为一个女人涉足政治领域，企图凭借影子内阁“管理国家手柄”。这种傲慢的罗兰夫人，就像女王一样——皇室的身体与“国家制度”密切相关——是优于自然标准的“错位”。他们对公共政治领域的入侵不仅引起革命者的焦虑，也使他们恐慌。他们不公正的指控——无论是罗兰夫人的“非礼”还是女王的“非礼”——都反映了革命者对性别机制的担忧。正是这一指控揭示了革命者的担忧:对“性别界限解体”的恐惧。比起私德，女人的“乱闯”更离谱，每个人肯定都想“除掉它，快点”。于是，女王等人自然成了“泄愤”的对象。

由此，大革命中对女性的厌恶和仇恨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自由、理性、智慧等共和思想表面上通常是以女性形象展示的，其实只是借用了她们的形象——就像伯克嘲讽“大革命的口号只是口号”一样。更有甚者，其中一个最响亮的口号，“博爱”，无非是指男人之间的“兄弟之爱”——不干涉女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现代社会的诞生过程中，大革命是父权制向父权制转变的标志。处于革命洪流和漩涡中的罗兰夫人和安托瓦内特，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象征——女性气质和女性原罪的象征。它威胁着共和国的阳刚之气和兄弟之爱，从而导致革命者同甘共苦。

毫无疑问，革命领袖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革命对女性仇恨的舆论导向。其中，被视为大革命“精神导师”的卢梭，观点颇具影响力。他强烈批评女性“侵入”男性领域，破坏了男女之间的自然关系，使男性女性化，当然也败坏了整个社会。革命之初，革命之父米拉博率先发表了题为《妇女注定要当家作主，不应走出家门》的演讲，进一步为大革命时期歧视妇女的政策定下了基调。另一位革命性的“红人”塔列朗主教向制宪会议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更加直白:“不要把我们的生活伴侣培养成对手”，因为“女性的美德要求她们不要追求行使政治权利。难道你不明白，他们柔弱的身体，温柔的气质，母性的本分，一定要让他们远离权力，料理家务？”与此同时，被称为“清廉者”的罗伯斯庇尔致力于建设一个完美的“美德共和国”——他将上述理论付诸行动:通过不亲近女性来展示他与旧时代君主专制的本质区别。被誉为大革命“先知”的玛拉也认为“女性不应该承担任何公共事务，而应该通过家务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观”。夏洛特·科黛刺杀玛拉后，女性对男性报复的恐惧萦绕在革命者的心头，迫使他们采取革命行动，尽快消除后顾之忧。

罗伯斯庇尔致力于建设一个完美无瑕的“美德共和国”，最终被送上了断头台。

当然，革命党对女性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革命爆发时，保皇派的反动势力仍然处于强势地位。为了扩大革命力量，以吉隆德为首的全国协会对妇女进行了各方面的政治教育和动员。例如，他们授予妇女“女性公民”的称号，允许她们参加议会和地区会议，并接纳妇女加入俱乐部。与此同时，由于大革命，法国的奢侈品制造业遭受沉重打击，传统的制作花边、粗绒、丝锦、包边等行业几乎全部倒闭，因此广大女工失业，没有温饱。革命者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组织诺曼和沃勒地区的蕾丝女工发动暴动。应该说，是革命者的自觉引导，让大多数女性卷入了大革命的洪流，她们也走上了政治舞台。

然而，在革命形势逐渐好转后，“最恨女性”的雅各宾派获得了最高权力，并立即将他们限制女性权力的想法付诸行动。共和国第二年年初，全国协会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以任何名义成立妇女俱乐部和妇女公共组织。随后，全国协会发布了更加严格的补充法令:“妇女只有在丈夫和子女一起参加的情况下，才能参加社会活动。”根据法律规定，“革命共和女公民俱乐部”于10月30日关闭，大革命时期争取女权的斗争告一段落。

针对个别公社成员的疑虑，巴黎公社检察长皮埃尔·肖梅特(Pierre Shomeite)发表了大言论，声称妇女参与政治活动意味着妇女走上街头，扰乱社会秩序，必须受到严厉惩罚。《巴黎先驱报》发表了安托万内特和其他三名女性的判决，并附加了评论——执行判决的原因很简单:以女性身份从政是一种“叛逆”的行为，忘记/超越了自己的性别，她们完全叛逆，罪有应得。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民国元年最民主的宪法颁布之际，“人民主权”、“自由”、“平等”的口号震耳欲聋——无疑是对“人权”、“平等”的极大讽刺。这一禁令的颁布，无疑是法国女性的悲哀，也是法国大革命的悲哀。

Waresquiel等历史学家通过研究表明，革命领袖一方面高喊人人平等的所谓“天然人权”，但另一方面又把女性视为男性的天然附属品和潜在“敌人”。只有在与旧制度竞争的过程中，当他们需要女性的参与来加强革命力量时，他们的集体“厌女症”才会稍有收敛。一旦政治权力到手，伟大的革命者无一例外地恢复了“厌女症”。大革命时期居住在巴黎的美国驻法国大使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曾精辟地断言:“没有女王，就没有革命。”——因为在众怒之中，在400年波旁王朝根基摇摇欲坠的情况下，“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性能力、生育能力等生理特征，成为性别、阶级、权力激烈争论、动摇旧制度、引爆大革命的借口和催化剂”。总之，女王不仅是反动专制政权的替罪羊，也是革命恐怖暴力的受害者，因为她的“可怕命运”让她遭受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多事之秋。在这个以断头台为特征的时代——根据斯塔尔夫人的说法——革命者通过血腥暴力直接给世界带来了“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