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纸币和明朝白银相比 究竟谁先进一些

今天，将为您带来一篇关于宋明货币的文章，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简介:明末，一位名叫拉斯·戈蒂斯的牧师记载了以下细节。他说:“在中国，连小孩子都可以测量银锭的重量和颜色。人们会随身携带类似两个铃铛的东西，里面有蜡块来收集银屑。当银屑堆积到一定数量时，人们可以通过熔化蜡块来回收银。”

东京花梦

随着宋代经济的快速发展，货币发行量急剧增加。宋朝的硬币有两种:铜和铁。铁钱从汉代的五铢开始，到宋代达到顶峰。四川铜少铁多，一般小交易用铁，大交易用铜。由于对硬币的巨大需求，以及铜铁货币交易的繁重和不便，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出现在宋代。在欧洲，瑞典是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1661年开始发行，比中国晚600多年。

随着宋代商品流通和大额交易的增加，贱金属货币流通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北宋建国前后，四川是铁钱的特殊地区。大铁钱每千块25斤，小铁钱每十块65斤。商人用车辆装载的铁钱进行大规模交易是不方便的。四川的造纸业和印刷业发达，有着印刷纸币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纸币最早产生于四川。

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跨店”现象，为不能携带巨款的商家经营现金托管业务。储户将现金交给店主，店主在纸做的纸卷上填写存款金额，然后返还给储户，并收取一定的保管费。这种纸质券，临时填写存款金额，代替货币和铁流通，称为交子。因为是私下发行，所以也叫私人关系。

”时说:“见孩子、交朋友的方法都是用唐的钱。”起初，饺子只是一种存取款的信用工具，类似于唐代的飞钱和现代汇票。经过逐渐发展，饺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征，成为真正的纸币。宋真宗、张勇、宜州、周知的京德时期，整顿轿子户，肃清不法之徒，由十六个富商专营。至此，饺子问题得到了政府的认可。

宋仁宗天盛元年，政府在成都设立益州交子服务处，由官方主持分发交子，并“设立造纸所以克服伪造之弊”，严格控制其印刷工艺。这种官方兑换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交子按界发，每界三年，界满为新交子。守节饺子在四川发行现金125634万元。后来由于军需发放过多，饺子严重贬值。

蕙子是宋代发行量最大的纸币，因主要在中国东南部使用而被称为“东南蕙子”。它是东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与铜钱兑换不方便矛盾的产物，直接来自民间的省钱社会。由于铜钱不足，东南社投入使用后严重贬值。南宋朝廷为了保证其有效流通，建立了“钱会中半”制度，规定百姓向政府纳税时，用铜币与会子相配，使会子的价值一度上升。

这恰恰是纸币信用低，无法与铜钱竞争时，必须通过政治手段维持的见证。在使用纸币的过程中，中央集权专制政权把发行纸币作为榨取财富的工具，使得纸币履行了太多的政治职能，必然导致滥权，因而随时可能消亡。

蕙子在形式上和在当时大多数人的概念上仍然是金属货币的替代品，但它在严格意义上不同于现代标准货币。在发行之初，会议价格和面额是有差别的，在某些时候和某些地区差别甚至更大，这表明会议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可根据面额兑换的钞票。虽然政府也试图通过使用金属硬币兑换贬值的纸币来稳定纸币的信用和价格，但政府无法有效控制纸币的贬值，因为它无法获得足够的外汇储备。

纸币的创造和运用使中国赢得了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纸币的国家的美誉，也确实给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宋代纸币的大量发行是基于政府对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反应。特别是南宋时期，长期战乱使国库空空虚，财政窘迫。为了增加军费开支，政府除了找借口和增加人民税收之外，还采取了通货膨胀政策。

定陵

定陵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墓，考古发掘于1956年至1958年。皇帝在世时，以懒惰和贪财出名，这也体现在他的陵墓上。定陵无数珍宝中，有大量的金银，包括大量的金银器皿。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说:“在最富有的国家中，黄金和白银自然价值最大，而在最贫穷的国家中，自然价值最小。在最贫穷的未开化国家中，金银几乎没有价值。”换句话说，如果社会停留在原始的、封闭的、商业化的时代，金属的价值远不如可用于衣食的物品重要。法国年鉴学者布罗代尔也表示:“贵金属将一步步呈现经济生活上升的趋势。”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繁荣的象征。

白银什么时候成为中国社会流通的货币？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答案。

明末清初学者顾在《日知录》中说，白银自宋代开始广泛使用，但同时又说，晋代丧，即13世纪初，相当于南宋末年，“民间市场以白银易，今以白银始”。人们对白银货币化的时间有不同的理解。但一般认为白银在明代成为流行货币，但这是毫无疑问的。

定陵博物馆地图

当然，自明朝建立以来，白银并没有成为主要货币。在朱元璋建立明朝的过程中，他曾铸造过铜币——“大中鲍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还在南京设立宝元局制造铜币。但洪武七年，朱元璋成立了提宝部，准备发行纸币。次年，中书省正式印制制作纸币——《大明宝典》。

为了推广宝钱，明政府做了很多努力。这些努力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政府要尽量使用宝钞。其次，为了保证宝藏的通行，政府禁止人们买卖金银，有时甚至禁止买卖铜币。因为《明宝》根本没有纸币，也就是没有发行准备金，这就成了《明宝》的致命缺陷。明朝政府发行的纸币贬值的速度和元末纸币一样快。正统元年，一两银子抵得上千张钞票。也就是说，从最初发行到六十年后，大明宝典贬值到只有原值的千分之一。迅速贬值的宝贝就像废纸！

到成化、弘治时，即15世纪后期，白银已经主要用于私人交易，白银成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货币。17世纪70年代，著名太监知望曾指着一位不敢恭维他的县令说:“你头上戴的是谁的面纱？”

知府和谐地答道:“我的纱帽是在铁匠胡同用银子和三钱买的。”

张

到著名政治家张协助主政时，他顺应白银货币化的历史潮流，大力推行“汇总一县赋役，量地，收齐白银”的鞭笞方法。将银折叠起来投入使用是鞭笞方法的核心之一。万历皇帝甚至铸造了“万历鲍彤”货币，分为四种货币和四种货币。这说明政府正在为白银在市场上流通创造便利条件。此后，从国民经济到民生，政府和公众中所有人都使用白银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清代初学顾写《天下国利书》，说为方便贸易，“穷乡僻壤有银秤”。

这一点也可以在欧洲传教士的记载中得到证实。明朝末年，一位名叫拉斯·戈德斯的牧师记录了以下细节。他说:“每个中国人买东西都会随身带一把钢剪刀，根据货物的价格把银锭拧成不同大小的银块，然后用木条称小银块。人们在这方面非常熟练。如果他们需要两分钱或五分钱，他们往往可以一次性削减确切的重量。”

他还说:“在中国，连小孩子都可以测量银锭的重量和颜色。人们会随身携带类似两个铃铛的东西，里面有蜡块来收集银屑。当银屑堆积到一定数量时，人们可以通过熔化蜡块来回收银。”

英国历史学家罗斯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社会结构》中指出，16世纪下半叶，英国经历了一次快速而集中的转型，从中世纪相对静止的状态，转变为以货币、市场和商业交换为基础的更自由、更具流动性的状态。同样，在16世纪下半叶的明朝，中国也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正如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所说，“在货币的冲击下，任何社会都必须脱胎换骨”。白银打破了人们在自然经济环境中的心理平衡。以货币为中心的交换介入一切社会关系后，影响了人们的社会观念。对于少数坚持儒家思想的明朝人来说，商品和白银的流动扰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

万历三十七年编纂的《歙县志》中，作者惋惜地感叹，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业者发散，核者刻”的社会面貌。

利玛窦与徐光启

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把16世纪带入了全球化时代。亚欧美洲开始实现紧密沟通:沟通的主要渠道是大海，沟通的主要媒介是白银。自16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商人都使用来自美国的西班牙银币作为标准的交换媒介。明朝的奥斯曼帝国、中国和印度都使用大量白银来支撑各自的货币体系。从此，原本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国，深深地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与此同时，非洲仍然使用贝壳作为货币，而俄罗斯在彼得大帝之前仍然使用毛皮作为货币。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认为，17、18世纪世界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流入中国。大量白银流通数字表明，15-18世纪中国仍是世界经济中心。

但是，有钱不代表先进。著名经济史学家吴先生在评论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的《大分流》时说:“18世纪的中国，无论是国民财富还是人民财富，至少是与西方比肩的。但是，富人不一定先进，往往更保守。中国在科技和制度方面落后于西方，尤其是在法律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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