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分析早期外报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作用与影响

试分析早期外国报纸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作用和影响。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一下它们。

19世纪初，第一批基督教传教士来华办报，拉开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序幕。

从此，外国人远道而来，在中国办报。到19世纪末，一个以英美报刊为主，以香港、澳门、上海为基地，辐射广州、汕头、福州、厦门、台湾、宁波、烟台、天津、北京、九江、汉口等大城市的外国报纸在中国的网络已经出现，出现了一大批由外国传教士、商人赞助的影响深远的中外报纸。如《蜜蜂中国》、《中国丛报》、《陈德》、《香港电讯》、《华北新闻》、《紫林溪》、《文汇报》、《金源》、《京津时报》、《香港汉字日报》、《香港中外公报》

截至1894-1895年甲午战争，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中国报刊约有80种，外国报刊约有130种。

它们形成了强劲的发展趋势，形成了中国新闻史上独特的“报道期”。

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序幕首先由外国人揭开，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那么，在戒备森严的“中华帝国”中，外国报纸的缝隙是如何打开的，它是如何在中国这片特殊的土地上繁衍壮大的，对后来的中国报纸乃至中国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个

现代报刊的出版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出版发行所需的物质技术条件。

虽然中国早在明末清初就有后者的条件，后来从清朝中期到鸦片战争前，在当时的封建统治下，出版现代报刊的社会政治条件从来都不具备。

清朝是一个新闻出版活动受到清廷严格控制的朝代。

以官报为例，皇帝往往会对哪些该抄，哪些不该抄，通过哪些渠道做出最后的决定。

私人报社出版的报纸也有很多限制。

比如康熙五十三年，宣布“各省提塘，除此章传公文及奏旨抄事外，其他一切小抄皆禁”；雍正六年，宣布“未经审查批发的本章，严禁出版发行”；乾隆十一年，宣布“直隶、江南、浙江等省在北京养塘，并把纸币送给巡抚等。，这好像是这次旅行的私人报道，而且很浅薄，就传给了沈巍”等。

虽然乾隆以后这方面的限制和禁止相对宽松，但从根本上说，乾隆以后的封建统治者也不允许出版发行任何其他类型的报纸。

外国异质文化也是如此。

康熙、雍正年间，清政府禁止外国传教士来华活动，此后限制更加严格。

嘉庆十五年前后，清廷颁布法令，禁止外国人印刷书籍和传教，并严格规定:”...如果外国人私自印书，或设立传教机构，希望迷惑民众，又有汉人受外国人委派传教，改名换姓，扰乱治安，应严加看守，首当其冲者应斩首。”

清廷禁报如此严格，直到贾岛在位才放松。那么，为什么外国报纸可以免于制裁，公开出现在“天界风云”中呢？

至于外国报纸进入中国的方式，学术界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外国报纸作为殖民者的舆论工具，是用炮舰进入中国的。

外国报纸进入中国其实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武力进入，比如后殖民国家英国和法国，一种是和平进入，比如早期殖民国家葡萄牙。

葡萄牙通过和平入境获得的权利，包括办报权，为英法等国提供了示范效应。

葡萄牙人是第一批通过地理大发现开辟的海上航线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并把澳门作为“晒场”偷走了。

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来到中国，他们的国家出现了衰落的迹象，而当时的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第一场比赛后，葡萄牙人知道他们不是中国的对手。为了保住这块来之不易的领土，他们转向了化战为友的方针，向中国进贡，愿意做“中国皇帝的臣子”。

这一举动赢得了假装在中国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好感。此外，葡萄牙人在中国一直“忠于法律”，使中国在贸易上“有利可图”，多次帮助朝廷“出兵抗敌”。他们在中国封建统治者眼里就更不一样了。

到了清朝，澳大利亚的葡萄牙人已经被视为“依附于他们的野蛮人”。

正是因为有了上述准备，葡萄牙人才会留在澳大利亚，他们的自治政权才会得到承认，于是1822年成立了《蜜蜂中国报》。

葡萄牙人在中国享受到的普通外国人享受不到的优惠待遇，普通外国人享受不到的权利，让未能吸住这种“鄙视”的英国外国人和法国外国人垂涎三尺，哑口无言。

从整个过程可以看出，英国人一开始窥视澳门，最后入侵香港，诉诸武力对付中国，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保护鸦片贸易”，而是出于更深的考虑。

它应该模仿葡萄牙人在澳大利亚的自治模式，在一个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国家内建立一个真正的国家，从而充分享有它在国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政治、军事、贸易等权利和自由办报的权利。

后一项权利对他们也很重要。

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在向中国扩张的道路上遇到了巨大的障碍。

为了突破这些障碍，伦敦福音会派传教士马礼逊和米利安到中国进行活动。

根据布道会的指示，他们原本打算在澳门或广州设立基督教中文出版机构，并辐射到内地。但由于清政府的明令禁止和葡萄牙人在澳洲的排外努力，他们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个计划，在马六甲设立出版基地，在那里创办了以中文为宣传对象，以阐明基督教为根本任务的《观察世俗月报》。

但由于距离遥远，该报传入中国的数量和对中国读者的影响非常有限，远未达到伦敦福音派会议的预期目标。

之后，该协会在南阳连续出版了两种中文报刊《每月传记文选提要》和《天下新闻》，情况几乎相同。

20世纪30年代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管理上的漏洞，在中国出版了多种中外报刊，如卡尔·居兹拉夫的《东西方外国研究月刊》和詹姆士·马地臣的《广州纪事报》，但都是“非法出版物”，大部分同时停刊。

究其原因，传教士在mainland China缺乏定居的地方和稳定的报刊出版环境。

当时只有实行自治的澳门才有这样的环境。

因此，对于英国殖民者来说，要想随意创办报刊，对中国人民产生全方位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摆脱邀请政府的束缚，实行殖民统治。

当时这种情况只能靠武力“创造”。

鸦片战争后，出现了大量外国人办的报纸，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跟随列强的炮舰，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西方传教士接踵而来。

他们在中国办学校，办医院，办教堂，当征服者，给中国人“洗脑”；与此同时，他们突破了清廷对报纸的禁令，获得了在中国自由办报的权利。

出版地从南洋、广州、澳门，到中国沿海的许多城市，逐渐渗透到中国大陆，直到清朝的首都北京。

据统计，从战后到1894年，中国出版的中文报刊约有70种，外国报刊约有80种，是战前的14倍。

于是，葡萄牙人，其次是英、美、法——先是在清政府的特殊对待下，再在炮舰政策的掩护下，一步步占据了中国的舆论阵地。

同时也推动了现代报刊这种新型报刊的出现，为中国自办报刊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二

葡萄牙人通过欺骗和贿赂获得了在中国的居留权，而英国人通过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后，获得了各种权利，包括经营报纸的权利。

他们进入中国的方式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存在是对封建制度的突破和挑战，他们创办的报纸是对封建舆论的突破和挑战。

前面说过，蜜蜂中国报创办时的中国社会是皇权高度集中的社会，各种戒律非常严格。

因此，当时中国报纸的主体只能是封建官报。

宋立科和明朝时期，这种官报通常被称为地宝，其内容分为三部分:宫门抄、圣旨、官僚章奏。

宫门钞主要报道朝廷的动态新闻，如皇帝的日常生活、大臣们的言论、门房祭祀等；圣旨转载为圣旨，包括任免、申诉、褒奖；有些大臣的奏折是被选中来折叠原文的，或者只是列在目录里供读者参考。

除了官报，乾隆中期以后，北京也有民间报纸发行的报纸，在光年间还在流通。

一般有私人报社的报纸都没有页眉和封面，每期每天一卷，每卷4-10页。“标题事件”字样印在版心，报社的馆名印在第一页和最后一页空的白色。

这类报纸虽然逐渐发展成为没有官方色彩的“私报”，但内容与封建官报没有太大区别，基本上是官报的翻版。

清朝中期以后，中国沿海一些城市出现了单页小报。

这种小报没有登记，没有标题，没有固定的出版周期，内容往往是当地突发的重要新闻，报道出售。

这种小报虽然突破了旧的官报模式和京报等垄断性报业格局，但也受到政府的束缚，由于缺乏足够的发展空而日益僵化和萎缩。

总之，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报纸是统治者用来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

官府报是真的。“私人小报和北京报纸只能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控制下运作，不能越界。

封建统治者绝不会允许可以自由报道一切新闻，表达一切观点的报纸出现。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像《蜜蜂中国日报》等之后创办的“可以自由报道一切新闻，表达一切观点”的外国报纸是不可能出现的。换句话说，就历史进步而言，当时的中国没有一家报纸可以与《蜜蜂中国日报》相提并论。

创办《蜜蜂中国报》的葡萄牙人、后来创办《广州唱片报》和《中国丛报》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是按照本土模式或通过将本土模式适应中国来经营报刊的。

那么，当时的欧美当地情况如何呢？

19世纪初，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基本完成——英国通过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通过了独立战争，法国通过大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和外国殖民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

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础上，19世纪20、30年代兴起了一股席卷欧美的工业革命浪潮。

在这一波中，英国工业革命完成，使英国成为第一个从工厂手工业为主的国家转变为大机器工业为主的国家，使资本主义在英国彻底胜利；法国、美国、德国等工业革命的开始。，预示着大机器工业将在更多的西方国家获得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在更多的国家确立。

西方现代报刊的产生和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

它首先在资本主义发源地欧洲和北美兴起，然后传播到其他地区。

17、18世纪，随着日报的相继建立，报纸开始从普通的印刷材料中分离出来，各具特色:散页、双面印刷、栏目编排，内容包括新闻、评论、广告三大部分。

到了19世纪初，在比其他国家更早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已经出现了大众化、廉价化的报纸，如《每日快报》和贝尔的《伦敦生活与体育纪事》。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种“廉价纸”大量涌现。

这是一种新型的资产阶级商业报纸，以社会新闻、地方新闻和各种休闲有趣的软新闻为主；版面活泼，文字通俗易读；在运营上完全商业化，靠广告和发行费生存。

由于19世纪20年代葡萄牙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生晚于欧美，其国内报纸在当时尚未进入“廉价报纸”时期。但诞生于国内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的《蜜蜂中国报》的资产阶级性质是毋庸置疑的。

蜜蜂中国日报是一份小报纸，分为两个基本栏目，篇幅4-12页。

所载新闻大多以短标题为标题，有的是地名，如“澳门”、“里斯本”、“伦敦”、“纽约”，标明新闻的来源和范围；其他注明“公文”、“会议纪要”、“读者来信”、“国内新闻”、“国际新闻”等。，以指示不同类别的内容。

从形式上看，《蜜蜂中国报》已经完全具备了现代报纸的特征。

我国其他外国报纸上的外国报刊基本上都是国内报刊的副本；中国报刊在形式上与中国古代报刊相似，但内容完全不同。

比如《东西方考据月刊》的创办人曾宣称，其报意在“滋润汉人”，使中国“儒、农、工、商各有所长”。

可以看出，这种报纸与当时中国的封建官报乃至北京报纸、小报有着本质的区别。

有学者把《新报》与《华府报》的区别归纳为三点:一、《新报》编年史没有任何限制，“从朝廷，下至露莉，言行一致，一器一物，美与恶不分，备书于纸上”；而中国的《国府报》“但说到朝廷，它并不记录李露的琐事。”。

第二，《西部新报》广泛反映民意。“所以，每次有事都可以畅所欲言，没有隐瞒”；但中国的《北京日报》只刊登了皇帝的诏书和大臣的信，“看国家的意图”，而“人民的意图并不在上面”。

第三，新报拥有大量读者，覆盖工农各界；至于《府报》，“读者多为学士博士，工农商不精”。

从新闻传播的历史来看，上述两类报刊在报纸发展过程中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

古代报刊只能由朝廷或地方官员阅读，与老百姓无关。所以可以称之为“少数人传播”，其功能无非是传达政令，传达统治阶级内部信息，影响力非常有限。

现代报纸可以批量复制发行，从几千到几万，几十万到几百万，所以可以称之为“大众传播”。

与“少数人传播”不同，大众传播可以提供海量信息，形成舆论，舆论的影响力是任何人都无法低估的。

三

以往研究者多从报道内容谈其作用和影响，谈其“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

这种思维框架有一定的局限性。

这里不妨突破这个框架，开阔视野，从宏观角度探讨其作用和影响，以及舆论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外部报告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在欧美国家，现代报刊是资产阶级创办的。

在中国，当这种新式报刊出现时，资产阶级还没有出现。

正是这些报刊所承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宣传内容，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使他们从单一的封建知识分子分裂为封建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后一部分人变成了新资产阶级的代表，成为封建社会的掘墓人。

不可否认，资产阶级报刊是资产阶级的“传教工具”，但它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知识和信息，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户。

在此之前，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

很多贵族和著名的儒生都不知道中国之外还有一个广阔的文明世界。

在清朝统治者眼里，中国是“天国”，而西方国家都是“不懂人情”、“不文明”的“蛮夷”。

其实在19世纪初，英国已经是海上霸主，世界第一工业强国，但清朝统治者对此一无所知。

直到英军的坚船利炮在兵临城下向敌人开火，道光还在问:“英国在哪里？”"从英国到新疆有陆路通道吗？"闭塞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尽管外国报纸及其所代表的国家在资本扩张的驱动下强行进入中国，尽管一些英国报纸鼓吹的侵华主张比本国政府更为强烈，“他们宣扬的资产阶级文化思想比封建文化思想进步得多”，客观上给长期被封建文化禁锢的中国人民以启示。

此外，在外国报纸影响下产生的资产阶级舆论对封建专制制度产生了猛烈的冲击，加速了中国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变革进程。

在当时的中国，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加速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只会被资本主义萌芽的自然演进推迟很多年。

也许这并不是英国殖民者所期望的结果，但正如马克思所说:“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行动所产生的结果却不是预期的，或者说这个结果一开始似乎与预期的目的一致，但最后根本不是预期的结果”。

所以可以说，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报纸，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充当了一种无意识的历史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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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鼓励中国知识分子转变观念，参与社会变革

概括地说，传统旧式士大夫的价值取向是“以念经为始，以读礼为终；始为书生，终为圣人。”。

？也就是说，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当学者，当老师。

为此，他们一生忙于科举考试，除了儒家经典和演讲，他们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知识。

外国报纸和它们所承载的西方文化的进入，就像是在平静的水面上扔一块巨石，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内容上看，国外报纸以传播宗教开始，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宗教成分逐渐减少，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文化信息逐渐增多，涵盖了天文、地理、医疗、工业、农业、人文、政局、历史沿革、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

在“西方知识”的冲击和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从传统的封闭心态向现代的开放意识转变。

林则徐、魏源等人率先从“中国到中国”的梦想中清醒过来，提出了“师夷长技，制夷长技”，“扬长避短”的思想。

在他们的作品中，大量使用了国外报纸提供的知识。

洋务运动大量引进西方应用技术，经营船政、企业、造炮、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起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不仅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而且强调模仿欧美的民主政治和国家制度，把封建的自然经济变成大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

他们提出的政治经济纲领是受西学宣传的启发。

”康1882年来到上海，第一次接触《环球公报》，第二年就开始订阅，成为该报的热心读者。

经过潜心研究这些书刊，他的思想得到了“更新和发展”。

后来在万木草堂，他用《西方国家近况集》和《万国公报》作为弟子的自学资料。

？改革派的第一份官方报纸被命名为《万国公报》，这也显示了外国报纸对改革运动的影响。

康、梁以及后来的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旨在改变旧政治制度的改革、宪政和革命运动，在不同程度上共同推动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和现代化进程。

第三，它为中国人经营自己的报纸提供了一个模式

客观来说，外国报纸对中国报纸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做了人员准备。

早在马礼逊、米利安创立《观察世俗月报传》的时候，中国人就参与其中。

之后，一些外国人办的中国报刊也有中国人参加。

例如，第一份中国商业报纸《香港中外报》的早期编辑是中国的黄生。

黄生是首批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之一。他在英国人经营的德国报纸上学习印刷。

该报于19世纪90年代由中国人自己拥有。

这些报纸，先是由中国人编辑，然后变成中国自己的报纸，包括《中外新闻七报》、《香港汉字日报》、《最近事件目录》等。

《循环日报》是中国最早的自办报纸之一，影响最大，历史最长。它的创始人王涛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论家和杰出的记者，也长期在外国报纸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

第二，它提供现成的模型。

当中国人开始创办报刊时，外国人已经在中国出版了半个世纪的中国报刊，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掌握了现代报纸的模式和关于报刊的基本知识。

所以在19世纪70年代，当他们开始自己的办报活动时，“一切按《太西报》章程办理”。

？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创办的报纸与封建府报、京报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们不再是这本书的形式，而是发展成为现代报纸，从内容单调、栏目少的报纸发展成为由新闻、言论、文艺、广告组成的现代报纸。

在西欧等国家，用了近一个世纪才完成这个过程，而在中国，现代报刊一出现，就具备了所有的要素。

第三，提供了技术支持。

传教士来到中国，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印刷出版技术。

凸版印刷、平版印刷、凹版印刷、铅字排版、影印、彩印等技术的引入，以及新型印刷设备的使用，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业向现代的转型。

由此可见，外国报纸的创始人不仅向中国输出了他们的宗教理论和思想，还输出了现代报刊的知识和模式，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培养了中国最初的报刊人才，为中国现代报刊的建立提供了典范。

报刊作为舆论工具，无疑是历史发展的助推器，推动着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封建走向民主，从孤立走向融合。

第四，它促进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

关于鸦片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学者指出:“战前，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由于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而受到猛烈冲击，逐渐解体，中国经济逐渐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漩涡中”。

？从微观层面来看，强制外资进入在道德上是反动的，但从社会发展的宏观层面来看，从封闭的小农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变是中国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必要条件。

在这个过程中，报纸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些报纸为了满足外国势力进入中国的需要，经常刊登商业信息，有的还开设金融贸易专版和专栏，报道中外贸易活动，对当时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

国外报纸提供的商业信息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商品价格。

当时每家报纸都有专门的市场版，广州、香港、上海、汉口的英文报纸也刊登了专门的情报，提供包括鸦片、棉布在内的价格信息。

各种国外报纸经常刊登文章分析市场情况，估计中外贸易的趋势和动向，有明显的市场导向。

其次是广告。

广告在外国报纸中所占的空间少至四分之一，多至一半以上。

鸦片战争后，一些英文报纸也设立了广告报纸。

广告大多是关于外国商品的，还包括金融、保险、交通等信息。

第三，出货信息。

航运是中外贸易的生命线，国外的报纸都很重视。

鸦片战争前，广州的英文报纸有航运专栏，中文报纸也很重视航运信息。

鸦片战争后，随着新的贸易港口的开放，报纸上的航运新闻大大增加。

虽然这类信息服务于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商品的需要，虽然其作用范围仅限于少数贸易港口和周边小地区，但其对这些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对mainland China自然经济的潜在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外国人在中国的传教工作不是从马礼逊开始的。

西学东渐的先驱利玛窦早在17世纪就从远东来到中国，一边传教一边从事中外文化交流活动。

但“传播现代西方文化，影响更大的是后期传入中国的欧美基督徒”。

？原因有很多，但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马礼逊人掌握了比他们的前辈更先进的传播工具——报刊。

与书籍相比，它有很多优点:出版周期短；它可以使传播内容连续完整，具有规则分布的特点，从而更大程度上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

这正是外国报刊在中国能够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