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千 1967年长沙六千知青大逃亡始末

一、不得不说

1978年10月10日，云南农场一名女知青因难产猝死，引起了云南知青的愤怒。下乡十年，平均年龄30岁，他们仍然集体生活在原始的窝棚里，没有任何医疗设施，知青的生活得不到保障。他们联合呼吁并自发组织请愿团体，一个接一个地向北推进。

1978年12月28日，请愿团100名知青代表北上请愿。由于障碍重重，代表们集体倒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的羊角坳的铁轨上。他们握着手，坚持沉默了三天三夜...

早在上海知青返回云南城市前的11年零4个月，1967年8月17日深夜，湖南长沙6000名知青开始了全国范围的知青逃亡。上海知青经历的所有请愿、游行、绝食、撒谎行迹，早在十几年前，长沙知青就已经做过了。这与湖南比全国早四年的下乡运动，与1964年湖南“彻底执行阶级路线”有关。

1964年9月，长沙6000名初高中毕业生被送到湖南省偏远县江永、零陵，其中85%是“黑五类儿童”，而这个比例在我们白水知青中可以上升到95%，并不缺乏优秀学生。从数字上看，湖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就明显不公平，使6000名青少年上山下乡的动机或多或少成为“原罪”。

在最初的两年里，这些16到20岁的年轻人做得很好。他们积极工作，开办夜校，组织农民学习文化；有的知青给重病农民献血，有的热心家长捐钱给生产队建电站；他们写诗写剧，抒发理想情怀，歌颂村里的好人好事，自己写，自己导演，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很多人写下豪言壮语:“发誓把青春献给党，扎根农村干革命……”

江永知青的表现迅速影响到省内外。一位中央负责人说:希望省里有江永。

著名导演谢铁力拍摄的故事片《在广阔的世界》，在我们白水公社江永拍摄了一个大场面。他指着山上的真镜铁塔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不是要下乡搞革命吗？快看，那是延安大厦，拉什！"

有1000多名知识青年临时组织起来。导演下命令时，大家都朝“延安大厦”跑去...

有“原罪”的单纯少年特别关注“革命知识青年”这个称号。

1965年新年刚过，四名长沙知青在江永不幸遇难，在他们中间引起轩然大波。第一，高泽源林场的男知青王，到广西灌阳出差，招民工，挖山锄。在回田的路上，他在突如其来的风雪中迷了路，冻死了；二是大源公社两个刚满十七岁的女知青在火灾中丧生，另一个跳窗的保住了性命，却失去了美丽的容颜和健康的身体；第三，瓦屋下的男知青陈软弱，不甘落后。他在翻了一片高田后咳出了血，几个小时后因为得不到及时抢救而停止了呼吸。

他们的去世必然会带来一些问题:知青下放的生产队大多是穷队，没有接收知青的能力。农民只能稍微改造一下老队房和猪牛房让知青住进去，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完全没有；一些知青身体虚弱，无法承受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得不到医疗救治，意外死亡的情况时有发生。

1966年后，随着知青年龄的增长，不满情绪悄然增长。这时，一些别有用心的知青开始了有意识的革命，写大字报，互相批评，互相伤害。这场有意识的革命的结果实质上成为了未来大逃亡的前奏。知青出身的“黑”被一一揭露，让当地农民十分惊愕。

1967年8月13日，与江永毗邻的道县，从派系斗争走向大规模屠杀“富地反右”及其子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成立，他们的宣言是:“斩杀五黑阶级，永守江山之红”，带大红钩的杀人启事赫然可见。杀人手段的残忍无法再形容。

8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湖南省第47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坚决制止湖南道县反革命暴动”。9月初几天，军用飞机只能用来空投道县“不杀、不杀、违法”的宣传单。9月27日，47军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联合发出紧急通知，直到10月17日，长达66天的杀戮事件才彻底平息。

“暴动”波及周边十个地区，与道县相邻的江永县首当其冲。以一夜的速度，整个江永县早已笼罩在血海之中，“富者反目恶极”和他们的孩子也未能幸免，一条白水河变成了一条肮脏的血河。

知青中的很多“黑五孩子”都被列入了黑名单。

二、诗人之死

8月17日，长沙知青王和一个朋友在餐厅吃早餐时，四个拿着毒刺的农民冲了进来。“王是谁？”王回答:“我就是。”

“房东王！”砰！砰！砰！一连串的铁砂弹在王的脸上和身上爆炸，顿时鲜血迸溅，全身发黑，当即死亡。才22岁。

王的死绝非偶然。

王是谁？长沙市第三中学，62岁的高中毕业生，中学生歌舞团指挥，“红云诗社”大师，1964年因出身农村。江永县知青农学队成立时，因其人才出众，成为农学队的一员。

和大多数知青一样，王带着原罪下乡。我父亲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会计。他的罪是给岳父，也就是王的爷爷买了一张去台湾省的车票，解放前一天晚上把他送上了火车。因此被判入狱数年，每一次运动都是斗争的目标，屡被投入监狱，从反革命演变为历史反革命。此外，他失业在家瘫痪，与他的斗争结束了。

去农村后，王对农村生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的小诗《吹烟》抒情浪漫:不是虚浮，而是向上的表现/虽然万里无云，他也想装扮蓝天/我的身体/我，与火热的生活息息相关。另一首长诗《新农民之歌》，写得激情澎湃:举着犁，举起鞭子/赶着我的小公牛前行/紧紧追赶春天……这些诗朗朗上口，对知青影响很大。

从现在来看，无疑是有一些“左派”的，但对于1964年下乡的知青来说，他们还是颇有代表性的。因为出身的原因，他们心中或多或少都有一种“自虐”。

挑担子，只挑100斤。你还必须拿起150磅和200磅来折磨自己，用肉体的痛苦来寻求邪恶的洗涤和灵魂的升华；日记经常写鼓励自己的话，写学习心得，严格介绍甚至批评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因为真诚，对自己要求太高；因为父母的阴影，我扭曲了年龄之外的成熟。

王在1965年9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我们应该加强文学艺术修养，在这方面为人民作出贡献。快点，你的时间不多了！一年后，会有很大的变化。”

他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伟大的革命。

“文化大革命”初期，连偏远的江永县都沸腾了。红卫兵旗帜到处飘扬，派系组织针锋相对。

自觉革命后，同样一批下乡知青被分级。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评为劳动模范，一些人决定被关进监狱，一些人被关进监狱。敢直接给省委写信投诉，并提出江永知青安置中的一系列问题。

1966年秋，以零陵区委书记宁胜为首的调查组来到江永调查知青安置问题。持肯定和否定观点的人都有过几次大辩论，其中王表达了自己对知青的个人看法。他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这让持相反观点的人惊呆了。他犀利的眼神和标准的普通话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7年春节0时，江永县保守派逮捕了叛军首领，王和十几个知青被捕入狱。

可以说，王是最早自觉“原罪”下乡的人之一。他成为第一个被射杀的目标，不是偶然，而是有计划的。

第三，集体逃亡

8月17日，也就是王惨死的那一天，消息传遍了各个农场和公社。长沙的知青们震惊了。他们静静地聚在一起讨论，不能等待和死亡。在当时武装民兵到来之前，他们只能逃跑。当晚，长沙6000名知青大逃亡拉开帷幕。

8月19日，零陵地区长沙9名知青被枪杀，15人受伤。后来，桃川农场的知青余培昌被枪杀，失血过多而死。

8月19日，连接主要交通路线的江永大桥被炸，对外通讯中断，长途汽车停运。

知青大逃亡大致分为三条路:一条是经道县双牌山前往广西全州；二是去邮寄；第三种是翻越都岐武陵山到广西灌阳。

8月17日，江永铜山岭农场跃进队知青集中“接受教育”，当场枪杀2名地主和2名地主子女，吊死1名妇女，并说明今天处决的是第一批。慌慌张张过了一天的知青，到了深夜，99个人悄悄集合，在黑暗中一个个离开了队屋。紧张地行军一夜之后，我不敢放松。当阳光照射在这支疲惫的队伍身上时，也给了路上的民兵们更加刺目的光芒。在恐惧中，他们在不远处的一片田野里发现了士兵，一群机敏的人向“救世主”跑去。他们忘记了充满悲伤，忘记了饥饿和困倦，张开笑脸为士兵歌唱，和士兵一起切米饭。部队派了一辆军车送他们到株洲附近的火车站，但他们上不了火车。该团伙最终乘坐三辆“运尸车”返回长沙。

8月18日，一名“特约记者”带着武装民兵来到桃川石角村，抓捕王的妹妹黎明。黎明前，她和知青店所有的知青都被村民送走了。石坚村的农民深明大义，可敬可佩。为了安抚悲痛的黎明姐妹和愤愤不平的知青，生产队的中青年农民被出动了。在村党委书记的带领下，他们为知青们收拾行李，走四五十里山路，护送他们到驻军6950部队。只有当他们安全时，他们才返回村子。

这时，6950单元的大院变成了难民营。逃亡知青首先想到的是向部队求助，部队官兵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妥善安置。丰亭农场、回龙圩农场、桃川农场、铜山岭农场等几个大农场的知青，在部队的保护下，分批前往广西麦岭，再前往泉州火车站。

翻越都岐岭的人，大多是靖边公社、大源公社的知青。广西灌阳当地人和农民之间有一条山路。因为人迹罕至，只有当地人知道。翻过五座山后，他们到达了灌阳。井边知青最早出行的有十几个人，一路上分散着各行各业的40多个知青。山上有许多岔道。走到悬崖边时，有幸遇到了来自灌阳的山民的指引；虽然几次被民兵拦截，但几个领头的知青反应冷静机智，有公社发的红头牌做担保，一路险些失手。

走了一天一夜，队伍里传出一个女孩微弱的声音:“我走不动了，别管我，快走。”她说话的时候，直接摔倒在地上。“这哪行？如果你们一起出来，一定要一起回去！”领导周歌拉着她的手走了。另一个男孩葛望在她身后守护着她。不管山路有多危险，这两个人都没有一前一后离开她。

有一对恋人，女知青比较柔弱。她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去爬1000多米高的凌渡。此外，她已经连续爬了几座山。男孩们提着行李，照顾他们疲惫的女朋友。她累得咳不出血来。队里一个不到一岁的孩子，在妈妈怀里时不时发出饥饿的叫声。其他人互相搀扶着向前走，几乎筋疲力尽。

8月，寒风肆虐天山，大部分人行色匆匆，没有足够的衣服。几个知青听说邻队杀了四种分子，十几个知青被绑在公社，吓得连连刚煮的一锅饭都不敢吃。他们开始跑步，但是他们没有带冬装。危险已经过去，但一群穿着单薄衣服的人无法抵御寒冷。饥寒交迫的队伍每前进一步都表现出极大的困难。

前面探路的几个男生在半山腰发现了一个农家乐，赶紧上前交涉，要吃的。村民们非常同情，立即生火做饭，尤其是杀了一只鸡。晚饭后，他们为他们烧了一把火，男孩们围着火睡在地上，女孩们享受优待，进入里屋；老两口和三个女儿熬了一夜，守护了他们一夜，煮了很多红薯让他们第二天带走。知青们心存感激，每人只拿出一毛钱两分钱凑在一起表示感谢。

走其他路线爬山越岭的知青就没那么幸运了，不时被民兵打。为了躲避民兵的突袭，很多人特意在杂草和荆棘中抄小道，弄得遍体鳞伤，衣服也没有盖上。

江永桥被炸后，就成了从道县回长沙到永州的捷径。白水公社在道县附近，一群人侥幸逃脱。第二批四个男孩差点丢了命。他们上了一列路过的邮车，在防暴中心寿宴被逮捕，关了六天。他们每天都被各种民兵殴打。那些人用杆子和砖头把几个手无寸铁的知青打死，四个人被折磨得动弹不得。当他的生命危在旦夕时，出现了奇迹。一个当地人认出了他们。他的哥哥曾在白水做过社会教师，在白水认识他很多次。他找到一辆装满稻草的马车，把四个人藏在稻草里，戏剧性地救了他们。幸运的是，他懂得草药，然后他用草药治愈了他们，这四个人能够挽救他们的生命。

他们给留在白水的知青写信:“我们被抓了，生死不明，不要再走这条路了。”白水知青接到信后，立即找到6950部队政委，要求派人到道县营救遇难者。一个新婚的连长和几个战士到了道县。在制止两派的斗争中，新婚的连长不幸遇害。

士兵的死亡使局势更加危险，部队官兵坚定了制止“暴动”的决心，加强了对知青的保护。他们到处寻找滞留的知青。没逃出来的白水知青，当时正在田里割米，他的长相和装束都和农民一样，让士兵们找不到。

白水知青被称为一群思想家，喜欢遇事思考讨论，在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中寻求答案。在危机时刻，他们坚守原有的精神信仰，对局势持观望态度。抓革命促生产的知青会被打死吗？这个村子的农民说不，其他队伍的民兵蜂拥而上，把他们追到一个山坡上。

在经历了一次灵魂和身体都被摧毁的“假枪击”后，他们有了一个清醒的计划，两人一组走。在一个下雨的早晨，他们穿上麻纤维，提着竹篮，用帽子遮住半张脸，在民兵的眼皮底下混在一起。少数人聚集在县武装部然后在士兵的帮助下聚集滞留在马和等公社的知青并乘车离开江永。道路不断被武力封锁，甚至枪口和枪口之间还发生了紧张的对峙。凭借他们勇敢的机智，他们终于跑了过去。

没有部队的保护，没有好农民的帮助，长沙6000名知青的命运必须改写。

王去世后的三四天里，京广线沿线的郴州、衡阳、株洲，广西的泉州，所有的站台都被逃难的知青占领了。时局混乱，火车晚点，知青上不了车。这群人已经筋疲力尽好几天了，他们已经衣衫褴褛，像乞丐一样，漆黑一片，路过的司机根本不敢停车。

可以说，《大逃杀》是知青们情绪的大爆发，被压抑了几年的“原罪”意识彻底清醒，饥民们愤怒地暴吼:“黑五类孩子”到底犯了什么罪？知青犯罪有哪些？他们怒不可遏地起身，冲向火车，用石头和杆子砸碎车窗玻璃，不顾生死地爬了进去。火车停驶时，他们被当成暴徒赶走，被机枪包围。当我们知道出逃知青的真实情况后，才被允许上车。

有一支队伍从牛禄口出发，集体躺在距离泉州火车站六公里的轨道上。

他们收到了知情人的来信和公社武装部长发出的一道道:“我本来今晚要杀你，但是武装部长说我明天再杀……”知青们敢多待一会儿，连夜逃跑。几天后，水和米没有进入，身体虚弱到极限；有的人有钱，有的人有湖南粮票，但是没有广西粮票，他们在广西连一个馒头都买不到。他们的代表向车站和司机提出了各种要求，但都被断然拒绝。无奈之下，37人走上赛道，16名男生在前面，21名女生在后面，挨着躺着。这样的悲剧场景，在八月的毒日上涂上了一层冷峻的色彩。经过几个小时的僵持，车站被迫临时加车。

8月底，6000名历尽千辛万苦的知青终于回到长沙。

多好的难民地图啊！蓬头垢面、行李破烂的人，三五人一组，几十人一组，既分不清年龄，也分不清性别，爬煤车、卡车的都认不出来。父母一开始不敢看孩子的眼睛，看着孩子就会哭。

在可容纳上万人的体育馆里，惠城知青为王等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会后，成千上万的人游行到巨大的悲痛中，给动荡的长沙市增添了一层厚厚的阴霾。有志之士组织成立“红线”宣传队，将知青的各种经历编成节目，演出场地爆满；并自筹资金办报纸，《红线报》、《反迫害报》等。，这在一段时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为了安抚知青，政府每月发放9元钱和30英镑的粮票。

10月8日，中央安置办发出“108通知”，要求知青回乡抓革命促生产，不要留在城市。同时印发了《致全国贫农和下中农的公开信》，大意是知识青年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下乡，贫农和下中农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

“108通知”后，“9元钱，30斤粮票”的待遇停止。

各级领导开始劝说知青返乡，给父母施加压力。长沙市的大街小巷贴满了巨大的知青标语:“我们都是两只手，不吃城里的闲饭”。刚刚被震撼的知青，尤其是父母还在监狱、五·七干校，甚至生死不明的知青，看到这些都很难过。

“108通知”后，各区派出所公开抓捕留守知青，有的派出所一天抓三四百人，把他们关起来，用大货车送回江永。江勇还积极配合，向知青宣传，每个返乡的人都可以领到5元钱，承担一粒粮。

这时，知青的父母敢怒而不敢言。他们只能含泪为孩子回家做准备。

一位知青的母亲徐把仅有的两百块钱缝进儿子的棉裤里，然后从长沙北门的一个“棚架”里跳了出来。这口井从此出名了。

按照政策，知青徐不应该下乡。他是独生女，一出生就被抛弃，被当时的“官妻”收养。解放前夕，养父抛下母子独自出国，从此再无音讯。这位养母已经痛苦了20多年，她已经失去了晚年生活的能力。更糟糕的是，她经常被批评，完全干净的老人无法忍受这种羞辱。

老人认为死亡可以减轻他一生的痛苦和儿子的委屈。她没想到的是，她的痛苦可能会减轻，她的儿子又在她的头上添了一笔:她的母亲自杀了。门被封了，知青徐无家可归，不敢回家，只能四处流浪。

10月底，逃回城市的知青被迫返乡。还是有一些人躲着。在长沙的江码头和建筑工地，在工资最低、工作最脏、社会地位最低的人群中，一定有知青。有些人把票投给了远方的亲戚朋友，去了新疆、云南和贵州...

第四，结局

1967年11月17日，王被枪决三个月的那一天，回到江永的知青们发现了王的尸体，有人把他和当天被枪决的地主富农一起埋在乱糟糟的草坡上。尸体已经腐烂，所以每个人都重新包装他的骨头，并为他举行了一个迟到的葬礼。

白水抬的八个光头仔。他们有一天先讨论了这件事。王不仅是三中的学长，更是一位以身作则的知青哥哥。他们必须抬棺材。八个人刮了胡子，穿着整齐，看起来很严肃，保持着同样的步伐。随后是3000多名受过教育的男女青年和当地志愿者。

队伍到达江永桥时，空中间突然响起一声枪响，气氛顿时凝固。知青队长立刻冷静下来，迅速调整队伍:男生站在外面，女生站在里面，随时准备硬抗。一瞬间，县城鸦雀无声。没有人敢阻止这个沉默而愤怒的团队，守望者很平静，一切都是庄严而尊重的。

就在县政府大楼的楼前，知青们挖了一个深墓，安放了王的灵柩。为了防止破坏分子，他们特意弄了三吨水泥，掺了许多陶瓷片和糯米，把墓穴外围封得严严实实。墓前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长沙知青王墓。

回到江永的知青还有很多没有逃脱被捆绑被打的命运。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他又一次成了斗争耙子，晚上和“大屠杀”中漏网的四种分子关在一起，白天在民兵的枪炮下外出打工。

1968年底，江永知青迁居沅江、浏阳等地，并于1968年融入全国下乡运动的洪流。

“文化大革命”后，王墓的顶部被炸平，纪念碑消失了，下面的坟墓因其坚实的基础而保持原样。

县政府大楼前已经种上了花草。后人想用美丽的花朵掩盖历史的伤痕。

补说

20世纪80年代初，王的母亲接到法院的通知，上面印着:“经重新审查，原来的反革命罪一案是错案，现予以撤销。”没有道歉，没有退休金。很多知青都收到过这样的通知。2005年，几位老知青作为国民党抗日将领的子女，接受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纪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