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 彭德怀悲剧另一面：毛泽东已忍他很久了

本文原载于《文史资料》2011年第16期，原题为《与彭庐山会议前后》

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视察，看到墙上的《军事誓词》第一条写着:“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问题。现在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哪个在领导之下。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去世谁来领导？以后会修改的。”

1959年庐山会议上，错误地对彭进行了批判，造成了历史悲剧。彭平反后，所有关于彭的传记都把彭塑造成一个刚正不阿的形象。似乎历史已经尘埃落定。和彭，作为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他们为什么最后会分手，但原因却很少讨论。1998年，军事科学院原院长，王彦、、王成光同志终于打破沉默，出版了《秘书日记里的彭CEO》一书，让我们了解了当年党内斗争的错综复杂，也让读者了解了庐山会议前后斗争的历史真相。

在上海会议上，冲突被公之于众

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彭一直是最重要的战争战士。新中国成立之初，彭奉命抗美援朝，打败了现代联合国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回国后，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此时，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俗话说“高震是工作的主人”，非常重视军队，但是彭对毛在一些重大决策上的指示不足或不合时宜使毛感到彭的权力很高而且他越来越难以控制。毛后来批评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指的就是这个时期。1958年5月6日，毛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针对彭提出“要准备处理党的分裂问题”。25日，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提议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在彭之上。彭的处境很尴尬。他要求中央停止担任国防部长。6月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中南海举行。当年1月，因“反冒进”被毛严厉批评的提出辞去总理职务，彭提出辞去国防部长职务。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讨论后，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在的工作，没有必要改变”。情况不同，周是被迫提出的，彭是主动提出的。这使毛感到彭对他的辞职不满意。1959年3月，在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彭再次向毛提出不再担任下一任国防部长时，毛严肃地说:“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够吗？”彭却“沉默”了。

之后，毛和彭的关系突然变得紧张，冲突公开化。上海会议上，毛批评国家计委工作时，突然转移话题，对彭说:“彭同志，你恨我入骨，因为我批评了你。批评你是为了你好，我没有偏见。”他还说:“你彭怀德总是反对我。我是一个不委身我的人，我不是囚犯；如果有人对我犯罪，我也会犯罪。我老了，我必须做些事情来救你。”

这样的警告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极为罕见。这说明毛对彭的偏见很严重，彭应该感到政治危险。但是彭很迷惑，问别人为什么主席要打他。知情人其实看得很清楚。时任参谋长的黄克诚将军回忆说:“有一次，主席跟彭开玩笑说:‘老板，咱们定个协议吧。我死后，不要反抗，好吗？“可以看出，主席对彭有很深的顾忌。彭并不提高警惕，只是一意孤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事实也是如此。

彭在几个公开场合说了一些反对毛的话。秘书们记录:1956年11月，彭视察某部，看到墙上的《士兵誓词》第一条写着:“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说:“这种写法有问题，现在军队是属于国家的，不能只说哪个在领导之下。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去世谁来领导？以后会修改的。”1959年1月30日，他在后勤学院学生毕业大会上发言说:“所有的尸体都快死了。人们说“万岁”，这是赞美，也是谎言。没有人真的能活很久。”这些话是真的，但在那个个人崇拜的时代，这些话是非常“忌讳”的。

这些矛盾和偏见，两人从未有机会面对面相见，得以缓解和消除。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它最终发展成为一场政治斗争。当然，大前提是毛错误地认可了彭。但从书记的记录来看，这一事件绝非偶然，也不是毛一时冲动，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

给了彭一记闷棍

毛泽东召集庐山会议，初衷是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左”倾做法，使国民经济不会失控。1958年“大跃进”运动兴起后，毛发现了许多违背科学的做法。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毛于11月在郑州召开会议，提出要纠正左。随后，毛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听取了地方干部的汇报，批评了大跃进中的夸张、误导等问题，研究了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和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为了彻底了解问题，他召集地方领导和中央经济干部到庐山召开“神仙会议”，进行“压缩空气”。毛亲自设置了18个问题供大家讨论。这说明毛不是顽固不化，想搞垮国民经济，而是看到了问题，准备认真解决。

但毛有一个大前提。他发起了“大跃进”，全国人民都很有干劲。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大跃进的成就，并在此基础上纠正偏见。用毛的话说，就是“成就大，问题多，前途光明。”这也是他为庐山会议定下的基调。

既然是问题会，难免会有与会者反映一些真实的当地情况。当时已经有饥荒的迹象，情况相当严重。彭回到家乡视察，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让他极度焦虑。上山时，他直言“大跃进”问题很严重，斥责地方干部向中央报告虚假情况。为了引起毛的注意，他在7月14日给毛写了一封长信，反映了他对大跃进的看法。

这封信今天看似没有错，但却反映了真实情况。只是信里用了“丢东西”、“小资产阶级狂热”这几个字。毛当时没有表态，只是给这封信起了个名字:“彭同志的意见”，印发给与会人员。看完之后，彭只说了一句:“你怎么加了这么个名字？”我没有深入思考。

事实上，这是毛即将发动政治斗争的信号。历史上有一个案例: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了解决红军的生存问题，1936年2月，中央命令红军发动东征，渡黄河到山西，名义上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彭等很多将领不理解，以为红军走了这么多路，后来长征怕队伍出问题。彭要求毛保证部队能够回来。毛不高兴地说:“你可以绝对保证，我不能保证。”当时的外国顾问李德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说东征很危险。毛在信中赞成李德同志的意见，并让中央留在陕北坚决赞成。彭作为一个党，应该意识到这个过程。但他没有意识到庐山的危险。是因为他的政治嗅觉不灵还是其他原因？还不清楚。

还有，信本身没有问题，关键是谁写的。如果是别人写的，也许毛不会看起来那么严肃。但彭不同。作为军队的首脑，他在经济问题上发表了如此多的意见。毛的阶级斗争意识非常敏感，他自然会想到一些严重的问题。彭的信发出后，许多干部表示同意，有些意见反馈给了毛，引起了他的极大关注。

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反映，彭新忠对大跃进的批评，类似赫鲁晓夫对我们苏联的批评。彭将军刚刚去苏联访问。他拿回什么了吗？这纯粹是猜测。1959年6月，彭率军事代表团访问东欧和苏联，在阿尔巴尼亚会见了赫鲁晓夫。在此期间，举行了三次外交和礼仪会议，但实际上没有讨论任何实质性问题。但是，毛认为彭是去苏联“闻其味”、“学其经”，怀疑彭是“与外国有联系”。这一罪行，直到1962年中央七千人代表大会召开，才被全党宣布无法平反。

另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反映:彭在小组会上说:“如果对中国工人农民不好，红军可以请。”彭作为军队的主要负责人这样说，这严重刺激了。毛一直很重视军队，所以后来毛批评彭的时候，他说:“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去红军。”

上海市委书记柯清时也报道:“彭在山上拉车队，大家都被他迅速拉了过去。”这引起了毛的警觉，认为彭是在挑战他的领导和权威。后来毛批评彭时说:“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为了争取群众，组织队伍。”这样，彭的罪行升级为“篡党夺权”。

由于这些原因，毛认为彭并不是简单地提意见。但是毛不会打这种没有把握的仗，他最终会去尝试。于是，他派安徽省委书记去找彭“聊天”。长征时，曾希圣是第二军事委员会主任，负责情报和保密工作，是毛泽东最信任的部下。彭被问了三个问题:1。你为什么写这封信？你是不是有点不服气？彭说没有特殊目的。2.海外访问受到影响吗？彭说，他在国外没有谈总路线和“大跃进”。3.你对林彪当中央副主席不满意吗？彭说:从没想过这种事。曾希圣失望地说:“所以我们不能说话。”彭也毫不客气地说:“那就不谈了。”

曾希圣提出的这三个问题绝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是毛为彭作最后斗争的命令。然而，彭完全没有面子，三个问题都否认了，这使毛认为彭是单独行动的。为此，毛在7月23日的会议上下定决心，严厉批评彭。庐山会议急转直下，从纠“左”到反右，彭、张闻天、黄克诚、周等人被扣上了“反党集团”的帽子。但是，彭在庐山会议上没有让步。接连致电政治局常委，批评彭。话题早已超出了信的内容，而是历史旧账的结算，这说明彭在历史上一直反对毛。彭好不容易吵了一架，怒不可遏。他在笔记中写道:“7月23日，毛主席给了我一根无聊的棍子。这根棍子叫“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历史上所有的旧账一起搬出来，然后打40板。加上右倾机会主义的40块板，一共是80块板，打得遍体鳞伤，两股没有肉。然后立案，不允许翻案，不允许争辩，但避免发动午门斩首，保留党员身份。抓住你这个傲慢的混蛋，踢你的屁股！来看看后果。”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专门批评了彭

庐山会议由经济工作会议改为八届八中全会，专门解决了彭等人的“反党集团”问题。虽然做出了决议，彭本人并没有认罪。于是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师以上军事干部1061人参加，508人参加。主要是批评彭和黄克诚。

军委扩大会议一直是秘密进行的。目前为止，很难看到相关材料。从一些当事人回忆录中描述的场景来看，会议期间，只有北京军区参谋长少将·钟伟主持正义，在会上公开为彭总澄清事实，当场被拉出会场，被贴上“反革命”的标签。其他许多高级将领一致批评彭。彭既然是一个坚持真理的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从大家的发言来看，大部分都抓住了彭的粗糙作风。

在军队干部中，彭的严厉和爱说脏话是众所周知的。秘书们多次陪同他到基层视察过程中，亲眼目睹彭怒斥底层干部。1957年8月，我在山西某地方视察弹药库区建设时，看到库区太暴露，水库之间距离太近，树木很少。我大发脾气，要求追究库区建设的领导、设计者和批准者的责任。他越看越生气，秘书和随行领导越紧张，谁也说不清事情的始末。1958年9月，我参观了东北白城子射击场，看到了苏联专家设计的钢筋混凝土梁柱。我生气发脾气，指责这是典型的浪费工程，说我们的干部没有动脑，让苏联专家操纵。其实这种设计是为了防止弹片弹射，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场的干部都吓得不敢回答。即使是高级将领也不可避免地要接受训练。参加志愿者会议的代表团应按照规定穿元帅制服。彭觉得穿便衣很随和。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劝他穿军装，被骂了。彭甚至说他不会和他见面。郑潇听了，拒绝置评。彭骂完之后，觉得自己错了，最后还是穿着军装去接他。这样的例子不是偶然的，而是经常的。因此，彭与同事和下属的关系非常紧张。

林彪在批评彭的讲话中说:“这个人很英勇，很骄傲，很傲慢，看不上人，很醒目空，对人没有平等的态度。他不仅像儿子一样随便骂下属，还不尊重上级，可以说是傲慢又迟钝。他野心勃勃，想做出很大的努力，做出很大的贡献，成名，掌权，占据很大的位置，出名，死后成仙。他非常傲慢，趾高气扬。他想成为英雄，一直想成为伟大的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认为自己也是大英雄。自古以来，两雄不能并立，所以反对毛主席是必要的。这是事物的规律。”这些话抓住了彭的致命弱点，也说出了毛想说的话。

因此，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将领们奋起进攻，彭非常孤立。

由于无法承担下属的牵连，彭对做的检讨很不服气

看到邓华等老人被他牵连，先后被贴上“军属俱乐部”成员的标签，彭感到惋惜。1959年9月4日，他终于给毛写了一封信并做了检讨。信中说:“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彻底揭露和批评了我的错误，给了我最后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请中央考虑，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允许我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边学习边参加一些劳动。”当这封信被送到毛的住处时，毛立即打电话给彭，说他已经收到了这封信，并对彭的态度表示欢迎。他年纪大了，不能参加体力劳动，有时间去工厂和农村调查研究是很好的。毛激动地说下去，但彭始终没有机会插话。放下电话后，彭沉默了很久，慢慢地说:“我不该给他写这封信。”

彭的心里并不服气。毛呢？9月9日，毛在彭的信中写道:“我热烈欢迎彭同志的来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如果从现在开始没有大的改变，那就是“在现场成佛”，在现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我建议全党同志欢迎彭同志在这封信中所表示的态度。他在认真批评自己错误的同时，对自己的每一次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帮助了一位和我们有31年历史的老同志。”这份指示发给了全体党员。

但两天后，毛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走过来说:“同志们，我说的是，居心不良的人应该到他的对立面去。彭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同路人。”毛严厉批评彭“策划分裂活动，违反党的纪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永远不要背着祖国和外国交流。自古以来，与外国交流的人从来没有好结果。”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毛还说:“机会主义的领袖是很难改变的。彭变了吗？没有变化。”彭最终被迫害致死，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了痛苦的一页。

在今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对庐山会议和“反右”运动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反右”斗争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生活，进一步发展了党内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不正之风。一大批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向党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受到打击。给一些说谎的人一个机会。这就造成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说真话，自作聪明，自我辩护，却寻求深远灾难的不良风气。一字之差、家长式作风的现象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滋长蔓延，在很大程度上封杀了党。说话的方式。”“这使得党很难防范、抵制或纠正后来发生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