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德珩 许德珩之孙：祖父并不满意五四运动的结果

其实我爷爷对五四运动的结果并不满意，也从来不把自己当成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1919年8月29日，他在给中国青年党创始人曾琦的信中写道:“这次运动是一个好时机，一个好事业，没有从根本上做好，使他对社会的印象不那么深刻，他感到非常遗憾。个人知识不足，修养不够。未来，你要拼命从这里开始。”半年后，祖父登上博尔多号，前往法国工作和学习。

1963年10月20日，许德珩和邓稼先以及他的孙子们在香山公园

徐进由我们的记者常陆口述

祖父对五四运动的结果不满意

在中国近代史上，我的祖父许德珩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五四宣言的起草者，但他对五四运动的结果并不满意；他曾担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代理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从未改变自己喜爱的教师身份；他亲自创办了九三学社，并再次当选为九三学社第一届至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但他在89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纵观祖父一生，五四运动是他事业的起点，北大是他永远的精神家园。不管他怎么样，不管历史形势如何变化，五四运动从来没有变过。为了民主和科学，他参军3次，被开除3次，坐牢2次，在11所大学任教，参加14个社团或发起社团，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政治活动10余次，出版著作或译著11部。

今天，在再次讨论我的祖父时，我不想简单地列举一些轶事，但我希望从我祖父的经历和生活选择中，读者能够理解那一代人可贵的精神和正直。

撕掉唯一的一张纸，写一句口号

1890年，我爷爷出生在江西九江。少年时，祖父从家中看到梁启超、邹容、章太炎等人的进步书籍，受到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通过中学老师的介绍，他加入了团委。1915年，我爷爷考上了北京大学。祖父说，当时的北大是一所迂腐的封建学校，很多学生为了毕业后当官，巴结同样担任教员的政府官僚。直到1916年12月，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他要求大学生“不要把大学当作升官发财的阶梯”。蔡先生辞退了不合格的教师，并聘请了许多有学术专长和创新思想的人到北京大学任教。

我爷爷刚进学校第一学期，他爸爸就突然去世了。没有收入来源，我爷爷的学业无法继续。幸运的是，在蔡元培校长的帮助下，他给了祖父一份月薪10元的翻译工作。对于那些有钱的孩子来说，10大洋只够他们应付一两天的开销，而我爷爷每个月可以攒下5大洋寄给他妈妈，他只在学校门口的简易餐厅里烧菜吃素。

祖父说，他当时所有的家当就是一张床单，一半用来铺，一半用来盖。1919年5月3日深夜，北京大学西寨宿舍的窗户还在微弱的烛光下跳舞。借着烛光，我爷爷把他唯一的白床单撕成一条条，用来写标语，为第二天的游行做准备。

5月4日中午，3000多名大中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大会宣读了我爷爷起草的《北京学生天安门广场大会宣言》。集会结束后，他们游行到东交民巷，准备向外国驻华使馆提交声明。然而，学生们被中外军警挡在使馆区外，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交涉，才被允许进入。无奈之下，大家选了包括我爷爷在内的四个学生作为代表，然后他们不得不进入使馆区向美国大使馆递交“声明”。面对中国人不能进入中国土地的现实，学生们义愤填膺。大家决定去东单牌楼附近的交通大队长曹汝霖的家里和汉奸算账。

来到曹宅，看到大门紧闭，有同学拿着梯子钻窗户跳了进去。看到曹宅里豪华的陈设，愤怒的学生们用火柴点燃了曹汝霖卧室里的罗帐篷，然后燃起了熊熊大火，大批警察和士兵蜂拥而至。爷爷叫大家凑在一起走，军警也没办法。但当时秩序混乱，没有人听他的指挥。祖父和几个走在后面的同学被捕了。宪兵把他和易克奇的同学绑在一辆手推车的两侧，并把他们推到史静警察局拘留。祖父第一次受到如此不人道的待遇。他说，在他的家乡，农民把他们的猪送到市场上出售，这就是他们如何把它们赶走的。祖父认为他们肯定会被枪毙，大家互相鼓励“20年后再当英雄！”

后来，5月7日，在蔡元培等北京七所大学校长联合保释、孙中山、林长民上诉后，北京政府被迫释放32名被捕学生。蔡老师带领全校师生欢迎被释放的北大学生返校。看到尊敬的蔡校长和一起战斗过的同学，爷爷激动得哭了。

1957年初夏的一个傍晚，全家人坐在院子里乘凉，爷爷回忆起往事。这一次，我的叔叔邓稼先忍不住问:“在蔡校长的帮助下，你终于在两个月内从北京大学毕业了，但是你参加五四运动的时候，你没有想过你的未来吗？”祖父脱口而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国家的兴衰负责！

不要做大师，你应该做人类。

其实我爷爷对五四运动的结果并不满意，也从来不把自己当成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1919年8月29日，他在给中国青年党创始人曾琦的信中写道:“这次运动是一个好时机，一个好事业，没有从根本上做好，使他对社会的印象不那么深刻，他感到非常遗憾。个人知识不足，修养不够。未来，你要拼命从这里开始。”半年后，我的祖父登上了“博尔多斯”号航空母舰，前往法国工作和学习。

我的祖父和祖母在法国相遇。祖母老詹俊，湖南人，1924年获得里昂大学硕士学位，随居里夫人进入巴黎大学研究镭。经蔡元培先生介绍，她认识了自己的爷爷。在蔡先生的帮助下，他们于1925年在巴黎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婚礼，徐悲鸿、刘半农和严济慈等34人出席了婚礼，向他们表示祝贺。

我祖父一生中最喜欢教书。20世纪20年代初，他在填写《中国青年学会登记表》时，在“终身事业”一栏填写了“职工教育”；“教学”也填在“未来终身维持生命的方法”一栏。

1927年1月，在蔡元培的推荐下，祖父完成了在欧洲七年的勤工俭学，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讲授社会学和社会主义历史。因为课程受欢迎，越来越多的学生上课，学校不得不安排在礼堂教授课程。后来，应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的邀请，他的祖父去黄埔军校当政治教员。国民党右派和军阀在广州发动政变杀害共产党人后，我爷爷取道香港来到武汉，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学继续传播社会主义知识。

1931年夏天，阔别12年的祖父回到母校当社会学教授。“九一八事变”后，他经常到各大学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因此被当局逮捕，后被宋庆龄、蔡元培营救释放。出狱后，祖父更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加入中国民权保护同盟。“12.9”运动当天，我爷爷奶奶走在学生的游行队伍中，和学生们一起把头靠在宪兵的大刀和高压水龙头上，棉袄上盖了一层冰甲，极大地鼓舞了学生们。

我爷爷回到北京大学教书后，家庭经济状况应该在平均水平以上，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奶奶说，家里经常处于经济压力。当年社会动荡，很多青年学生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学校住宿费，一些以中共地下党为首的进步团体急需资金支持。只要你知道这些人有困难，你爷爷总是伸出援助之手。一些学生因为他们的爱国运动被迫离开学校或参加革命。一旦他们找到他们的祖父，他会给他们提供钱。就这样，我们家当年有个不成文的习惯。每次发工资，我爷爷都先把钱分成5块或10块，用纸包好。当有人需要的时候，他拿出一叠。奶奶老詹俊有时会提醒爷爷:“回家取钱的学生太多了。”但是我爷爷不在乎。他说:“在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我得以完成学业。今天我也有责任帮助像我这样的学生。”

我曾经看到，全国妇联原副主席在《我参加的抗日救亡活动》一文中提到，1936年2月28日，她来到徐在东城绥安坡胡同的家中，商量在紧张的形势下如何救国。在他家吃过午饭，北大突然打电话说，北大已经被军警包围，逮捕了爱国学生和教授。”许德珩听后非常紧张。因为他手里没有现金，我给了他50元。他立即带着他用过的东西出去藏了起来。”作为一个月收入几百元的大学教授，家里没有现金。正如我祖父多年后对我说的:“我和你祖母用我们的收入从事抗日活动。我这辈子没瓦，没地方站。”

1948年夏天，北京大学在民主广场举行了毕业典礼。胡适主席在讲话中敦促大家多研究问题，少谈社会主义，争取自我奋斗。然后，我爷爷也发表了讲话，对同学们说:“你们进入社会以后，首先要深入人民群众，多为人民做实事，做好事。永远不要做一个人，而要下定决心做一个人。”

后来，在我祖父的影响下，这些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加入了革命队伍。36年后，老师和学生再次见面，老师已经是老人了，而学生也快六十岁了。大家一起回忆这段往事，感慨万千。学生们要求老师为他们题词。我爷爷写道:“我希望成为社会主义的脊梁，人民的勤务兵。”

20世纪80年代，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北京大学的学生来和他们的爷爷讨论人生问题。还记得90多岁的爷爷为他们写下的那句话:“念天下，半写半，面壁十年，志在救民，奋斗一生”，鼓励他们“不要一时冷淡，要一时火热。”把自己当成中国的一员。“新中国成立后，我爷爷服从了中共中央的安排，离开了母校，成为了中央人民政府、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的一名官员。但是，在年轻人面前，尤其是北大师生面前，他仍然是老师、校友、同事。

1990年，我爷爷在北京去世，享年100岁。

如何向五四青年学习

我和爷爷一起生活了30多年。我爷爷很重视孩子的言行，经常利用吃饭休息的休息时间给我们讲述他的经历和生活感受。

祖父和祖母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叔叔留在了他的家乡九江。1953年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我的姑姑许鹿希留在了解剖教研室。她的爱人是“两弹”创始人邓稼先；我的父亲许中明，1929年出生于上海，是广播电视的主要技术领导者之一。他们都听从祖父的教导，“做社会主义的脊梁”。

我出生于1959年。我还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中国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不能上学。有一天，我爷爷在天安门门参加毛主席与红卫兵的会议，听到毛主席问他的一个亲戚:“你读过杜甫的《北伐》吗？”你是英语专业的。你知道知识分子用英语怎么说吗？“对方一无所知。我爷爷看到这一幕，一回家就马上问我，反复教我“知性”这个词。后来他找到一个笔记本，在扉页上写了“祖父抄诗赠金”几个字，并亲自把杜甫的五言长句“北伐”抄在上面，一句一句地告诉我，要我背下来。他说我们家的孩子都忍不住读古诗，所以上小学前就把北伐的事背下来了。后来我爷爷用这本书教了我很多诗。他让我把“南宋爱国诗人”标在陆游名下；看到当时很多领导干部被打倒被批判，他教我读曹植的《诗七步》:“这是同一个根，为什么互相炒得太急了？" ;看到一群竖子靠造反起家，成了当世风云人物，他教我读苏轼的《洗孩子》:“只希望我的孩子愚笨老实，没有灾难，接触大众没有困难。"

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任教。我爷爷很高兴，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教书育人很有必要”。我还记得在饭桌上，我爷爷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房东邀请他的私塾先生在年底吃饭。大腹便便的地主指着肚子对瘦子说:“这里有海参，那里有鱼翅。你肚子里是什么？”思学先生自豪地回答:“他充满了知识。”。房东听到这件事很惭愧。讲故事的爷爷问我:“你肚子里是什么？”我说:“都是。”祖父听说希望年轻人能继承五四运动的爱国传统，为国家的富强而努力学习，不禁哈哈大笑。

祖父认为向五四青年学习不应该局限于知道是谁放火烧了赵家楼，起草了五四宣言，而应该受到五四青年人生选择的启发。在过去的100年里，许多年轻人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投身于体育运动，后来，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他们中的一些人变得不那么激进，甚至转向了对立面。只有那些把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看得高于自己生命的年轻人，才是中华民族的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