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 “卖国贼”曹汝霖有何自白
龙章陈霞红
如果有所谓的历史审判，《曹汝霖生平回忆》是曹汝霖作为被告在这次审判中为自己作出的唯一辩护。
曹汝霖在对日谈判中成名，也在对日谈判中死去几千年。其中，曹汝霖的亲日情怀值得强调，尤其是其真谛。在这本回忆录中，曹汝霖并不否认自己亲日。在回忆录的第10节，曹汝霖标注了标题“日俄战争引起亲日情绪”——“沙俄发动时我还在日本，日本士兵参军的热情让我感动。回到中国后，看到日本无条件归还东三省的领土，我的心被其慷慨的精神所伤。.....而且以日本现有的工业基础，却缺乏原材料，我国资源丰富，而工业却落后。如果两国友好扶持，无论是相通的，还是同时并进的，都不难同时成为东亚的富国和强国两个大国，既能防范俄罗斯，又能维护东亚和平。基于这种心理，我觉得有亲日感。”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曹汝霖亲日的由来。然而，在未来，日本政府和人民政府的亲华变成了年轻士兵对中国的入侵，这是曹汝霖既无法预料也无法控制的。
这也是20世纪30年代后曹汝霖没有在政治上采取虚假立场的重要原因。他认为离日本很近的日本已经在军国主义侵略中被消灭了。“20年前的慷慨精神变成了20年后侵略战争的结果，他的思考能力没有丧失。我的亲日观念也变了。和蔼可亲的人是有正义感和人情味的日本人。如果他们是暴力和侵略性的军阀，他们只会恨和恨他们。”在这本近500页的回忆录中，曹汝霖的自卫被频繁提及。虽然今天的爱国愤青甚至可能有虚伪的一面，但了解曹汝霖，包容曹汝霖，对我们有着重要的意义。
不过话说回来，大家对于曹汝霖是否是“汉奸”的担忧，可能已经远远超出了曹汝霖是否亲日的问题。众所周知，“汉奸”这一千古骂名来源于五四运动，被我们的意识形态赋予了神圣的意义。在一种黑白分明的意识形态历史观中，历史形象被高度扭曲的历史人物曹汝霖自然被置于历史的B面。在“五四运动受尽冤屈，一生虚伪”一节中，曹汝霖清晰地回忆了自己在1919年5月4日历史剧《燃烧的赵家楼》中的角色，也用千古骂名为自己辩护。
曹汝霖认为，使他背负“汉奸”名号的因素之一，是“五四”后林长民对他的污蔑。关于，曹汝霖在回忆录中“隐姓埋名”，但吴相湘和梁都曾明确指出。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国民政府编辑教科书，把这件事写进教科书，渲染出来，让全国的学生都知道五四运动，也就是知道有一个不好的名字，在全世界诋毁，实际上是崇拜国民教科书。”。在这一节中，曹汝霖对自己是否为“五四”后“汉奸”的污蔑进行了大量的心理描写，读者可以详细查看。那么，作为后来者，我们想知道曹汝霖为什么会被学生运动列入“汉奸”黑名单。答案前面已经提到，就是曹汝霖参与了大量的对日谈判，前期东三省的调查，后期二十一条的谈判，西苑的大额贷款，其中曹汝霖作为首席交通财务官参与了。具体的细节，我想读者可以读一读王芸生主编的《中日六十年》，谈判桌上的每一个字都要基本记录下来。要判断曹汝霖是不是汉奸，我想有几个因素是读者必须注意的:第一，曹汝霖只是决策的执行者，而不是决策者，无论在袁世凯时代还是段时代，所以最终的决策权并不在曹汝霖手中。第二，当时以曹汝霖为代表的北京政府只是一个弱国。正如曹汝霖所说，“弱国外交可叹”，日本在谈判未达成一致时发出最后通牒，就是一例；曹儒林等人通过谈判使日本撤回第21条第5款，这本身也是一个成就。第三，曹汝霖在1919年后退出政坛，特别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敌占区，拒绝担任任何政府职务，这也证明了他的正直。
“汉奸”问题对曹汝霖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曹汝霖生平回忆》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总是引起读者的关注。然而，读者一定不要简单地解读这本书。在我看来，《曹汝霖生平回忆》确实是一部浓墨重彩的晚清民国史。对于清末民国以来的所有重大事件，曹汝霖作为自己努力的集大成者，在这本实录中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秘密”或“知情者”，尤其是清末新政、南北和谈、袁世凯称帝、北洋军阀混战、1937年以后的各种敌占区等基本都是袁世凯自己手里的细节，值得参考。连曹汝霖都提出“九一八事变其实起源于万宝山事变”的结论，对近代史研究颇有启发，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读一读。
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本书《曹汝霖生平回忆》还不够。那些删节的、没有瑕疵的内容，以后再慢慢补充。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