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 杨国荣：中国哲学的智慧在于追问“性与天道”

《中国哲学史新编》封面

智慧思维在中国哲学中有其独特的形式，后者体现在对“天人合一”的追问上。在中国古代，没有使用“哲学”和“智慧”的概念，但“天人合一”的探究却很早就展开了。

作者:杨国荣

历史上，虽然与哲学本质相关的“哲学”和“智慧”概念在中国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但并不是说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以智慧把握世界的理论活动和理论形态。在这里，我们需要区分具体的概念和实质性的思想。具体概念出现较晚，并不意味着实质性的思想和概念也丧失了。

当然，智慧思维在中国哲学中有其独特的形式，后者体现在对“天人合一”的追问上。在中国古代，没有使用“哲学”和“智慧”的概念，但“天人合一”的探究却很早就展开了。从实体的角度来看，对“天人合一”的追问不同于对对象或技术的探索，其特点在于以一种不局限于特定边界的方式把握世界。

对“天人合一”的质疑是，总的来说，“天人合一”更多的是与世界的普遍原理有关，“自然”是与狭义的人性有关，与广义的人的整体存在有关，“天人合一”共同涉及宇宙生命的普遍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人合一”在本质上构成了智慧的对象。智慧的思维指向宇宙生命的一般原理，对“天人合一”的追问也以宇宙生命的一般原理为本质。先秦以来，对“天人合一”的追问几乎伴随着中国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换句话说，中国哲学不仅通过对“天人合一”的追问，实际上展开了智慧思维，而且在这种把握世界的方式中逐渐形成了不同于知识或器具的知识的理论自觉。

从上述角度审视老司光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我们不难发现其特点和意义。首先，作者表现出对中国哲学的关注，强调“一部哲学史虽然是‘历史’，但必然涉及‘哲学’”。在具体论述中，作者始终注重理论阐释，而不是历史考察。就老子哲学而言，笔者特别提到了他的“自我境界”，并将其与“德性自我”、“认知自我”和“情性自我”进行了划分，以此来揭示老子“自我”的多重哲学内涵。这种研究不同于历史描述，而是侧重于概念分析，其中包含各种理论含义。

基于“哲学”的立场，作者进一步反思了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基本本源问题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的要点是把握哲学史上不同体系试图解决的根本问题，然后重构逻辑，进行理论分析。历史上，中国哲学史上具有独特个性和原创意义的哲学体系都有自己的核心概念或“目的”，其各种思想往往围绕着这一核心概念展开。从《庄子》中的“天下”一章到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在讨论各派思想时，都注重把握这一目的，黄宗羲更自觉地肯定“学有所为”老司光先生的“基本源问题研究方法”既继承了上述研究方法，又使之获得了现代形态。

老在肯定中国哲学是“哲学”并关注其核心问题的同时，从多个方面关注了中国哲学的历史特征。作者曾批评冯友兰“不太了解中国哲学的特点”，认为他的作品“虽有一部分确实是哲学，但不是中国哲学”。这里重要的不是对冯友兰哲学史的具体评论，而是其中蕴含的意图:中国哲学史研究要把握中国哲学的历史特征。在谈及王阳明的心性论时，笔者一方面将其与“道德主体”说进行了沟通，认为其学说“缺乏对思辨的有力论证”，并指出:“若不辅以一套更为严格的语言，所涉及的概念被处处清理，这种思维就容易被误解和误用，失去本来面目。”这种分析注意到了心理学概念辨析维度的不足，但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却发现了中国哲学在逻辑分析上的弱点。

然而，《中国哲学史新编》作为一部通论哲学史的著作，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虽然作者表现出相当的理论自觉，处处注重哲学分析，但与作者提出的学术旨趣和目标相比，似乎还有一些东西难以完全满足。尽管书中的许多方面试图体现理论视野，但它们往往无法充分揭示相关问题中蕴含的普遍哲学意蕴。就老子哲学而言，虽然作者从自我的角度注意到了老子哲学的特点，但似乎对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道缺乏深入的分析。在专门论述老子道的部分，作者的总体看法是:“总之，万物皆易无常，只有‘道’是常态，所谓‘道’的内容是‘反’的；换句话说，万象中的一切都可以从A变到非A，这个原理看似很笼统，但老子却由此展开了它的中心命题。”其实，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看，老子以道为第一原则，其意义在于抛弃了原本的阴阳五行学说。更值得注意的是，老子以大、正、大、大四大学说确认了人的存在，从而不仅着眼于本体论的“存在”，而且将人自身的“存在”引入哲学思考。理论上，对存在的追寻总是与人自身的“存在”联系在一起。与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相比，人自身的“存在”更多地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展开。没有人自身的“存在”，存在只有存在或自在的性质；是人自身的“存在”让存在对人开放。老子虽然对道进行了终极追问，但仍有一些思辨的形式。然而，在这四种形态下，老子将人与道、天地联系起来，其中无疑蕴含着沟通存在与存在的意图。同时，老子提倡“尊道重德”。就形而上的领域而言，“敬道”意味着从现象的领域走向存在的终极基础，而“重德”则包含着对个体的关怀；在尊重道德和美德之后，是统一原则和个性原则的双重确认。如果说有四大主张侧重于道与人、存在与存在的沟通，那么尊道与高德则需要在更一般的层面上打通形而上的本体与形而上的个体，可以看作是同一个思路的发展。笔者在考察老子的道论时，用“非常广泛”来概括，但似乎没有对上述深刻的哲学内涵给予必要的重视。

再者，从哲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在关注相关系统核心概念的同时，也有必要把握哲学史演进的内在脉络。黄宗羲把“得其所用”与“悟其学脉”统一起来，所谓学脉，涉及到思想演进的脉络。相比之下，老老的历史分析更多地指向哲学史上不同的人物及其思想，而哲学史演变所蕴含的内在语境往往未能完全进入其视野。如果将老司光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与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进行比较，不难注意到上述特点:两部哲学史著作大致都是在上个世纪下半叶问世的，都是以对哲学的关注为内在维度，但在展现中国哲学史演进脉络上却呈现出不同的走向。正如其书名所示，冯契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考察，重点是按照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在顺序，揭示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过程。冯契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科学比较的方法，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演进的历史脉络及其逻辑联系，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历史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就先秦哲学而言，冯契将这一时期所讨论的哲学问题概括为天人之辩、名实之辩、古今礼法之辩，认为这些问题是在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不同学派和不同人物相互争论之后，在一定的历史层面上被《荀子》所概括的。虽然对上述问题的具体观点可以进一步探讨，但对哲学史演进的强调无疑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相比之下，老老确实也考察过同一学派下的不同人物，如儒家下的孔孟，道家下的老庄等。，但总的来说，他更注重对哲学史的个案分析。就先秦哲学而言，具有总结意义的荀子哲学，并不是基于整个先秦哲学的历史演变，而是着眼于荀子对前人哲学思想的理论回应和反思，从儒学的角度将其归类为“儒家之误道”。这一判断似乎未能从哲学史发展的更广阔语境中展现出相关哲学体系的意义。

上述哲学史观也反映在老老对先秦以后中国哲学演变的看法中。笔者认为，从汉代到唐代，“一方面出现了古学失传的问题，伪书层出不穷，谶语盛行，儒道之言都失去了本来面目。另一方面，还有外来思想的入侵。佛教宗教思想先传后传，中国哲学思想一度被其支配。这一时期可以称为中国哲学的“衰亡与混乱时期”。进入宋代以后，“张州哲学的主体可以说是以玄学和宇宙学的混合体系来排斥佛教的心性论，而不是以孔孟本义来反对佛教的心性论”。在朱成王陆，情况有所改变，但明末以后，哲学又开始走下坡路:以清初王夫之为例，“其学褒贬不一，不能把握心性论的本义。因此，当王否定宋明儒学的大多数时，他的主张不是寻求儒学的进一步改革，而是被汉代儒学的宇宙观所污染，与才情、心性相混淆，成为一种混乱的局面。等等。根据以上理解，自汉代以来，中国哲学史的演变似乎更多的是以“杂”和“乱”的形式出现，这在逻辑上意味着语境的缺失。毫无疑问，上述关于哲学史演进的观点与哲学史的观点不同，哲学史的观点侧重于思想的内在语境。

当然，哲学史的回顾，和哲学的研究一样，永远是一种个性化的活动。其实，无论是哲学理论的研究，还是哲学史的梳理，都可以看作是智慧的多元化探索，思想的演进是在“一书皆异”的过程中实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老老的哲学史观无疑不仅从一个方面展示了他的个性和品格，也凸显了他独特的理论意义。

书籍简介:

《中国哲学史新编》是中国哲学史上伟大哲学家老四光最重要的著作。作者通过自己独特“基本本源问题研究方法”，将中国哲学几千年的内涵呈现在读者面前。

第一卷主要介绍中国古代思想和儒、道、墨、法、名等各种学说。第二卷主要介绍汉代宇宙论中心哲学、魏晋玄学和中国佛教哲学。第三卷主要介绍晚唐思潮和宋明理学的发展，以及明末清初的哲学思想、干家学风和戴震思想。每章都有简单的讲解，其内容就是中国哲学的深层内涵。

这本书于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和台湾出版，因其对中国哲学的深刻研究和新颖阐释而广受赞誉。由此，作者成为中国哲学界的重要人物，与唐君毅、牟宗三同名，被誉为“香港三老”。这本书也被公认为是继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后的又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在港台地区连续出版20多年，已成为学者和研究生的必备书籍。

作者简介:

老四是湖南省长沙市人。本名荣玮，本名翟伟，笔名思光。台湾省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名誉教授。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专业，毕业于台湾省大学哲学专业。1949年后，他在台湾和香港任教，并在美国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曾任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系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清华大学、台湾省政法大学、台湾省东吴大学客座教授，台湾省华帆大学讲座教授。

王先生学贯中西，著作颇丰。他没有讨论论文、历史、哲学，甚至没有考证金石学。其中，1980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是一部探索中国哲学史的力作，已成为哲科文史系港台学生的必备教材。其他著作有《康德知识论要义》《历史的惩罚》《中国文化要义》《中国方向》《四光少佐集》《诅咒与立法》《中国文化方向新论》《思辨录》《四光诗选》等3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