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微博 雷颐：张之洞的困境与央视尴尬

“阳历第三天，同胞上馆子。一张民主的脸，几个野蛮的脑袋。年轻的膨胀，女孩是自由的。不直接说，也是间接浪漫。”“到处都是团体，每个人都有头脑。保持真正的目的，好好思考。影响的圈子是真诚的，中心点是最深的。出去叫以太，在哪里定政策”。这是20世纪初流传的两首打油诗，因为当时大量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新词传入中国，引起了许多尖锐的批评和批判。这些新词，如“集团、大脑、目的、思想、精神、政策、同胞、民主、扩张、自由、直接和间接”，在当时都颇有争议。这些新词大部分是从日本传入的，就连以“开明”著称的重要大臣张之洞，也因怨恨和禁止使用日本新词而闻名。

但是，语言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甚至那些反对变化的人也会不自觉地使用各种“新词”。随着“新学”的兴起，完全摆脱生词越来越不可能。即使你讨厌张之洞这样的新词，也不能免俗。有一次，他让教职员工起草一份学校大纲。没想到的是，他在看到文中的“健康”二字后，勃然大怒，提笔批道:“健康是日语名词，极其可恨。”扔还给卢。而鲁对新学略知一二，性格倔强。他立刻发现了张之洞的“把柄”，针锋相对地回答:“‘名词’也是日语名词，特别可恨。”他们不欢而散。那些反对使用“日语名词”的人，比如张之洞，就摆脱不了“日语名词”的麻烦，这真的很有象征意义。

一百多年后，“央视”也遭遇了张之洞的窘境。前不久，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向央视发布通知，NBA、CBA、F1、GDP、WTO、CPI等外语简称，不能再用于主持人口广播、记者采访、字幕等。但是，央视自己的logo“CCTV”也是英文缩写。如果细说，很多地方电视台的台标也有英文缩写“TV”。电视台禁播外文缩写真的很尴尬，但是他们自己的外文缩写却无法摆脱。

100多年来，张之洞的困局几乎与央视的困局一模一样，展现了一个共同的事实或道理:语言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并随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交融而加速深化。从理论上讲，语言交流应该是平等的，相互影响的，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应该平等地吸收“外来词”。但其实语言也很势利，就像流水一样，也是从高流到低，不可能完全“平等”。语言发展演变的历史表明，“借词”更为“高级”，“中心”渗透到“落后”和“边缘”，逆向流动的情况并不多见，后者还得受到前者的深刻影响。然而，近代大量“借词”随着西学东渐，甚至“洋”登峰造极，因为“西学”比“中学”更先进。

不管你快乐与否，不管你同意与否，这个自然的过程就是这样。人为改变是很难的，所以你不必为此悲伤。如果一定要“查户口”“谈出身”，如果一定要从源头查血统，如果一定要把这些殖民借词全部扫出去，现在几乎说不出话来。我不知道，但是我检查的时候很震惊。我们现在使用的大部分基本术语和词汇都是近代从日本引进的。比如我们说“为人民服务”“加强组织纪律”“讲政治”“永远革命化”“申请入党”“掌握政策”“重大政策”“解决问题”“学习理论”“学好哲学”“坚持原则”，它是服务的、组织的、纪律的、政治的还有经济的、劳动的、科学的、商业的、干部的、后勤的、卫生的、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共和主义的、美学的、艺术的、抽象的、逻辑的、设计的……都是日语。

因为在近代中国的新概念引进中，日本对“西学”的翻译和引进远远优于中国，以及大量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日“同文馆”等诸多原因，中国在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后，由日文翻译的书籍突然脱颖而出，迅速超越了由中文翻译的原版书籍。梁启超到达日本不久，就以《清议报》社论的身份写了《论学日语的好处》一文，强调要向日本学习，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心态。他写道:“我在日本旅游了几个月，学习日语，看日语书，从来没有见过，摸过眼睛。我过去从来没有穷过，我已经跃入脑海。如果我在一个僻静的房间里看到太阳，我会从胃里得到酒，我很自满，但我不敢自私。我哭着告诉我的同志们:我有抱负的新学者只会学日语。”一年后，他回忆说，过去一年在日本的经历让他“改变了大脑素质，思考和说话都变了，和以前不一样了”。细读梁启超近年的论文，可以发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对“西学”的理解突飞猛进，而且使用的重要术语也几乎完全从汉语术语变成了日语术语。

1900年后，中国新知识的翻译几乎集中在日本。当时几乎每一本日语中级教材都被翻译成中文，甚至有些老师的讲义也被翻译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几乎被人遗忘的范迪基编纂通识教育百科全书，在当时广为流传，影响很大。整本书涵盖了所有的知识领域，分为八大类:6种宗教和哲学，1种文学，5种教育，18种政治和法律，28种自然科学，22种工业和2种其他。《全书》使用标准的日语术语，对规范我国各学科术语起着重要作用。不过更有意思的是，自从近代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强大的海军力量先于日本打开之后，“西学东渐”也先于日本。因此，明治维新前后，中国是日本了解西学的窗口之一，大量来华传教士翻译的中国“西学”书籍被翻译成日文出版。这一时期，许多“日本新词”来自汉语，如铁路、铁路、新闻、议会、权利、主权、公法、选举、化学、植物学、细胞、逻辑等。然而，当近代日本全面超越近代中国时，“日本新词”，包括一些“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在中国并不流行，开始大量迅速地流入中国。

正是通过大量的翻译和介绍，大量的日语词汇被融入到现代汉语中。这些词很快取代了严复早期翻译作品中的大部分术语。比如严翻译的“”、“集学”被“逻辑”和“经济”所取代。这些新词，几乎涉及到各种学科，要么是近代日本新创造的，要么是日本用旧词赋予新思想的，现在被中国知识分子借用，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促进了汉语的各种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然而，用当今中国一些喜欢应用“后殖民话语”的学者的话来说，这真的是中国人的“他者化”甚至“自我亚殖民化”。因为这些术语最初是日本用来翻译英语的，现在汉语被已经“殖民”的日本人“殖民”，这确实是“自我亚殖民”。所以“殖民地化”的今天，如果“日本新词”如劳动、革命、政党、原则、政策、应用、解决方案、理论等。都是为了汉语的“纯洁性”而去掉的，我们将无法说话而成为失语症患者。这些话早已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者”和“我们”是模棱两可的，可以相互转换。古代日本借用汉字是日语的“他者性”，而现代汉语引进了大量日语，则变成了“他者性”。在这两个“他者”过程中，“他者”被“我”有机转化，甚至难以区分。这是人类文化交流促进发生和发展的常态。如果像中国一些“后殖民”学者那样，坚持把“他”和“我”区分开来，只会害了自己。

文化交流和新词的引入离不开翻译。翻译行业在为意译和音译争论不休，但在全球化时代，音译和意译似乎跟不上“时代的需求”，简单来说就是卡拉ok、b超、CT、电视、KTV、DV、DVD、CD、VCD、3G、BBS、MP3、IT、IP、QQ、CEO、CD-MA、ADSL、iPhone、iPad……..直到是，是吗？不是吧。可以禁止吗？如果不能禁止，就会有张之洞的尴尬。因为了解到最终不能取缔，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早就正视现实，设立“西字母开头的词”；这个正在成为现代汉语的部分，肯定会越来越厚。

事实上，现在被称为“世界第一强势语言”的英语，也受到了其他语言的严重污染。2006年2月5日，《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评价中式英语影响的文章。根据总部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全球语言监测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英语正在经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化，第一百万个英语单词将在今年夏天出现。此外，自1994年以来，中式英语贡献了国际英语词汇的5%-20%，超过了任何其他来源。“令人惊讶的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它对国际英语的影响比英语国家更大，”哈佛大学毕业的语言学家、该研究所所长保罗·帕亚克说。法语在19世纪成为外交语言，但在20世纪逐渐衰落。据说现在它的词汇量只有10万。并且“全球英语不再是以英式英语或美式英语为主的语言，而是以不受限制的地域形式发展”。中式英语和多达60个类似的英语单词，如西班牙英语、日本英语和印度英语，都是在互联网的帮助下流行起来的。帕亚克认为，现在英语之所以获胜，是因为它兼收并蓄，而法语之所以保守，是因为它的纯正性是由法兰西学院规定的。因此，从1997年到2002年，法文文件数量减少了24%，而英文文件数量增加了32%。也许这就是《泰晤士报》对污染标准英语的“中式英语”持宽容和积极态度的原因。认为中式英语丰富了英语表达能力，具有积极影响。语言就像思想和文化一样，是“宽容是伟大的”。

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本从“新词”的“输入国”跃升为“输出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本“新学”的阻力远小于中国。这种“师生易位”的历史表明，要想保守封闭地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可谓良苦用心，但结果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更加被动，更谈不上“弘扬民族文化”。英语在与法语的竞争中远远落后于法语的事实也表明，只有开放的文化才能赢得主动权，民族文化才能真正得到弘扬。我再说一遍，是不是改革开放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力，才导致了当今世界的“中国热”？而彰显中国“软实力”的“中式英语”还没有成为英语中的一道小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