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五反 组图：三反五反 "老虎"们路演自己斗自己

1949年5月，第一支军工生产自救队成立

来历:“猴子橡皮筋，我会跳，我知道三反五反。反腐败、反浪费和官僚主义也遭到反对。”“12345年，老虎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却吃了大坏狼，大坏狼……”

20世纪50年代初的新中国，这两首儿歌传遍了全国和北京街头。哪里有钱，哪里就管钱，无论大小，“老虎”都被挖了出来。1952年2月1日的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厅的舞台上有七只“大老虎”。老人们仍然记得法官们响亮的声音...

追踪

2011年8月10日

“大老虎”一直在音乐殿堂里战斗

从中山公园西门进去，绕过几座假山，经过中山堂社坛，就会看到一座中西合璧的白色建筑——中山公园音乐厅。

中山公园音乐厅质朴的外观如今已是一座现代化的大型建筑，其现代气质与故宫古雅的遗产相得益彰。现为现代化专业音乐厅，声学效果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声学研究所鉴定，声学指标接近维也纳金色大厅。

中山音乐堂成立于1942年。1949年8月，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理委员会委托，音乐厅移交给人民艺术团。从那以后，音乐厅建了很多次。1952年，铁丝网被拆除，床板被修复，栅栏被建造。为了解决圆形剧场“雨水来来去去”的问题，1955年市财政增设了天花板。当时，纵深33米、横跨48米的大殿在国内外罕见。直到1958年贵宾室建成后，音乐厅才达到现代剧场的标准。1997年，北京市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将中山音乐堂改建为世界级音乐殿堂。

音乐厅总经理助理石永峰说，每年有近300个演出团体，使音乐厅成为北京专业音乐厅中最具影响力的剧院之一。

中山公园音乐厅接待了国内外众多知名艺术家和艺术团体的演出。有中国爱乐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德国柏林德国歌剧院、悉尼交响乐团等106个中外团体。中山公园音乐厅是北京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音乐季的主场，也是北京音乐节的主要演出场地。就在上周五，世界级指挥家巴伦·博伊姆还和蒂芙尼音乐节管弦乐团一起在这里巡回演出。

本周五，“李香婷古琴命题即兴音乐会”将在中山公园音乐厅舞台上演。谁能想到，59年前，这个舞台上有一场公审，和刘青山、张子善案一样出名，震惊全国，7名贪污犯受到应有的审判。这里听到的审判声震惊了许多隐藏的“老虎”，迫使它们去找人民认罪...

时隔不到60年，很多人都记不清，或者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只有优雅的音乐，一天天重复。

几乎每个商业社区都有一只“老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我的父亲何是北京印刷工会的负责人，曾任市工商联副主席。现在西四京华印刷厂是我们的家。火车票、火车票、银行存折、支票甚至教科书都是印刷的……”在西城区北昌街前寨胡同6号，60年前的往事勾起了87岁的何永江无限回忆。

那时候和现在差不多。谈生意时，我们不得不请人吃饭，比如印刷银行账簿和支票。我父亲邀请银行界的人吃饭，在饭桌上谈判。但当然，请客吃饭送礼花的钱是不能入官账的，所以有一个“谨慎账”，也就是一个表外账。1952年，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是偷税漏税，这当然是“三害”的内容。

“1952年，全国‘三反’运动期间，我父亲当然是‘老虎’。当时，正如毛主席所说:“富地方必有老虎。“因为偷税漏税的问题在工商界相当普遍，几乎家家都有。

“打虎打虎”逗乐军代表1952年发现了很多“老虎”，大部分被关在学校或中山公园音乐厅这样的礼堂里，准备第二天的告白或批评。老人何永江说，他从父亲那里听说“老虎”在一起时也会互相“串串”。“你怎么了，我怎么了，你害怕吗？”有些人刚被发现，他们胆小，他们从来没有被批评过，他们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他们“问”有经验的“老虎”。安慰地说，没什么，就喊几个口号。不知道是谁出了个馊主意:要不我们提前练练？

于是，晚上，学校在礼堂里响起了“打倒贪污犯，打倒奸商……”的口号，这喊声惊动了看守的学生和纠察队。大家都很纳闷:“老虎”是怎么打“老虎”的？”被叫来的武学代表被逗乐了。

“这样的事情我曾经亲自遇到过一次。那一年，我在山东的一所大学读书，也在那里打虎。“老虎”被关在学校里，晚上他们喊着操练的口号。当地一个守卫的学生，在家里也是资本家。在管教“老虎”时，他自言自语。不知道明天我们家有没有‘老虎’。”何永江回忆道。

中山音乐堂“大老虎”公审

何永江指着街对面的中山公园说，1952年，北京最大的“老虎”之一、公安部部长宋德贵在那里公审。当时报纸连日报道，不仅北京，全国都有。

宋德贵的腐败始于与天津东华仓库经理赵希乔的会面。赵希乔认识宋德贵后，赵希乔每天都邀请宋到外面吃饭。仅宋德贵的饭局，赵希乔就花了1.6亿元，行贿1.3亿余元。宋德贵吃了北京所有最好的餐馆和宴会。据调查，宋德贵几乎每天都要喝一两瓶上等白兰地，北京很多有名的饭店都认识公安部宋局长。

1951年4月至9月，宋德贵受公安部委派，赴东北采购和运输木材。宋德贵利用这个机会，与行政部副主任刘玉泽、生产部副科长王镇、肖顺河等人勾结，与北京木厂老板赵希桥、杨勾结，侵吞、窃取国家资产。宋德贵让赵锡桥去运木材。根据规定，每辆货车只能装25立方米的木材，但他们装了30立方米。仅此一项，赵希乔就从中赚了7亿元。

1952年2月1日，薛昆山、雷亚庆、孙建国、王丕业、夏茂如、杭小祖等也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受审。宋德贵被判死刑。

寻找历史

“粮虎”谋“信任”骗取全国小麦

1937年出生的潘公先生说，他是广安门人。他在广安门出生和长大。潘老经历了许多发生在广安门的故事。令记者印象深刻的是，当他提到当时的一些胡同和商店时，老人能清楚地说出他们的名字和地理位置。在潘老的口中，老北京的广安门还是那么热闹。

50年代初，潘公还在上学。虽然他没有进入社会，但他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段时间广安门地区有一个叫王振庭的大粮商。王振庭是当时北京长顺面粉厂的老板，生产金鱼牌面粉。除了这家面粉厂，他还开了三家粮店:永胜府、永胜德和侯永生。“侯永生粮店离我家很近。当时，它在广安门内街的北面，在北仙阁和广义街之间。在北京路管理局附近，王振庭的生意基本形成了产销一体化，但后来他推测。

当时察北地区发生鼠疫期间，为防止其传播，京绥铁路暂时停止，北京从西北运粮路线中断。王振庭看到了涨价的机会，从国有粮食公司大量收购小麦囤积，但他以“无粮可卖”为由拒绝销售网点，故意制造“粮荒”，哄抬粮价。

据潘老回忆，当时为了保证面粉供应，稳定粮价，政府规定每个在市场上卖一袋面粉的粮商，可以从国营粮食公司购买66公斤的廉价小麦。王振庭指示长顺面粉厂将面粉卖给自己粮店送来的“市民”，以此为手段，从国有粮食公司购买8万多斤小麦，然后在黑市高价出售，牟取暴利。

《当代中国的司法工作》一书曾经记载了政府对王振庭的审判结果:北京市军事管理委员会军法处判处王振庭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民事权利五年，没收长顺面粉厂及其三家粮店的全部房屋和财产。

潘公回忆说:“当时，一些国营商店一开始以低价向市场销售商品，但后来发现这种方法为奸商创造了囤积居奇的机会。国家消耗物资，但利益没有落到人民手中。；后来，为了稳定物价，政府转而加强零售，开设了一些新的谷物和布料零售店。零售价低于市场价，但也不算太低。这直接供给了公众，避免了商人的剥削，稳定了价格。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补白

公安局打了186个“大老虎”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北京市公安局成立到“三反”运动开始，仅招待费就达5000多万元，生产部门因经验不足、管理不善损失8亿多元。

到1952年4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已查出腐败分子2552人，占运动参加者的24%。

其中，贪污不满百万元的1884人，占说明问题总人数的74%；贪污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一千万元的有482人，占19%；186人贪污1000万元以上，占7%。

改革洗浴工人的工资制度

张启胜已经83岁了。1949年初夏，他被调到四区工会书记员工作组。“我们的重点是同和居餐厅、华宾园洗浴南、西四丁字街以西的两家大型丝绸店、新街口北街。一个大酱园。”

解放后，工作组深入工人调查研究，了解到华彬花园南浴场工人工作时间过长，工资低，身体很不好。工人们强烈要求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经与市文员工会同志研究，计算明细账目后，工作组提出了改革工资制度、缩短工作时间的方案。经征求区委、市总工会同意后，协助职工代表与资本家协商，达成提高工人工资、合理缩短工作时间的协议。“开职工大会告诉大家这些结果的时候，大家情绪高涨，热烈鼓掌，欢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乞丐实际设定乞讨指导价格

北平解放前夕，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围攻期间，守城的国民党军队释放了所有长期被扣押和收留的小偷、乞丐和流浪人员，导致北平盗窃抢劫案件增多，乞丐遍地，社会秩序混乱。

解放后，乞丐冒充无产阶级，声称“共产党来了，乞丐就该翻身”。东安市场乞讨人员集体协商，根据店铺规模和利润大小，为东安市场所有商号制定官方乞讨价格。金店利润最高，乞讨一次至少要给40元，每一个利润最少的普通店也要有10元。

官方价格定下来后，乞丐们挨家挨户地乞讨。如果店铺不给，就不能离开，或者轮流乞讨，这样商家就没法做生意了。据商人说，应付乞丐的日常费用多的时候是几百块钱，少的时候是100多元。

后来政府在组织劳动的同时收留了乞丐和流浪人员，对不同性质的乞丐和流浪人员给予了不同的待遇:送法院处理、组织劳动生产、进行劳动改造；纯乞丐和闲散流浪人员被送到接收单位接受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