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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甫 何方:揭发张闻天 我至今无法解脱

导语:“我多次说过,我一生中犯了两个重大错误。一是承认我是延安救亡运动中的“国民党特务”,二是在1959年反右运动中“揭露批判”张闻天。"刘英、张闻天、何方,1954年摄于列宁格勒1954年,刘英、张闻天和何芳在列宁格勒被抓获口

“我多次说过,我一生中犯了两个重大错误。一是承认我是延安救亡运动中的“国民党特务”,二是在1959年反右运动中“揭露批判”张闻天。"

刘英、张闻天、何方,1954年摄于列宁格勒1954年,刘英、张闻天和何芳在列宁格勒被抓获

口述:在哪里整理:周海滨

何芳,1922年生于陕西临潼。1938年考入延安第五抗日军政大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随“东北干部队”进入东北。1949年,被任命为辽东省青年委员会副书记的张闻天发现了他的“文笔好”,把他调到身边。从此,他开始与张闻天合作。

他们最后一次相处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当时他们去张闻天家里看望在庐山会议上“出事”的张闻天。从那以后,他们一直分开,直到张闻天被迫害致死,他们有了“师生情谊”,再也不能单独见面。

如今,已经暮年的何芳回忆往事,更关心的是张闻天的忏悔和赎罪。一直困扰他的是张闻天的“有分量的批评”。

与张闻天的最后一次谈话

1959年7月初,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题目是总结经验,纠正“左”倾错误。张闻天参加会议,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庐山会议与我无关,我只是作为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和张闻天的一个助手,把发给外交部和张闻天本人的文件、电报拣出来,由中央办公厅机要运输局送到庐山。

庐山会议通过了关于彭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决议。错误地把彭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头目,把张闻天定性为“彭、张、黄、周”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既震惊又担心。可以说,庐山会议犹如晴天霹雳,打断了我紧张的工作和平静的生活,开始连续20年接受灾难和苦难。

8月20日,张闻天回到北京,当晚我去看他,陪着夫妻俩在院子里散步。张闻天自己也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于是就笑了又笑。他说,以后不要做这种行政工作了。不如研究国际问题,安度晚年。他甚至谈到以后不跳舞,说你要戒烟,我要“戒舞”。

他哪里知道,他怎么能让一个被认为“与外国有联系”的人研究国际问题?而“安度晚年”只是一种奢侈的幻想!我当时说,你是搞外交的。你为什么开始谈论国内问题?他的回答是,这是韩愈说的。后悔也来不及了。不是常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吗?他还犯了一个错误。

谈话中,通讯员发来毛主席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罗福同志阅读这封信。”他看起来很高兴,顺手拿给我看。我走的时候说过几天再来看他。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告别景山后街一号,也是我最后一次和张闻天对话。

1956年10月,张闻天、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

第二天开始通知开会批评,然后外事会议开了,不仅禁止我去张闻天家,还禁止我自己去拿放在那里的行李和文具。只有外交部派了车,找人帮我打包回来。当时虽然很震惊,但还是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为张闻天的命运感到惋惜,为自己着想。根据我过去的经验,我知道我会受到影响,但我认为这没什么。

几天后,举行了一次外交会议。会议开始后,结合文件的传递,大家开始揭批,说没有时间限制,一定要把这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然后张闻天检讨,会议开始批判。这一来,一些部门的党委委员和大使们争相发言,那种激烈的火力和紧张的气氛,简直是我一生都没见过的。

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每天在中南海召开的外事会议逐渐冷却下来,会议内容变得十分单调,集中攻击张闻天的“对外联系”问题。最后,除了主持人和会议纪要,只有张闻天和刘英,我们几个人参与,还有一小群专门安排来支持门面、找茬、施压的积极分子。

虽然人数减少了一大半,但张闻天的压力更大,因为内容已经转向他最痛苦的“与外国接轨”问题。据他的妻子刘英说,她以前从未见过眼泪,但现在她看着他流泪。开了两三次拜会后,张闻天不得不停下来,因为要住院做手术。后来听了中央领导的讲话连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开了几天,外事会议正式宣告结束,反右战场从中南海转移到外交部。

我曝光了张闻天

外事会议开始后,陈向外交部全体党员干部作报告,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动员反右。报道挺温和的,特别谈到对张闻天身边工作人员的态度,说不能因为和张闻天一起工作就受到集体惩罚,不然以后谁还敢当我们的秘书?对我来说,听了这些话,我已经放心了,奥运会会更加文明。然而,事实很快粉碎了我的幻想。我不仅在会上揭发了张闻天,还被要求在毛主席和张闻天之间做出选择,我的生活和行动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例如,晚上服用安眠药必须由办公室主任韩给药。

在这种情况下,我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首先,我必须强行改变毛主席和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过去我和张闻天看到的是局部现象的观念。但是张闻天反党反毛主席,我还是不能回头,和张闻天相处十几年也找不到任何“反”的证据。无论你能不能找到,你都直接面临着毛主席的党中央和张闻天之间的选择。无论从什么角度,我都只能和毛主席一起选择这条路。

最后还有个个人过关问题,凡参加过政治运动特别是挨过整的人,都会感受到过关之难。就是这次庐山会议,我看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检讨交代,也都是翻箱倒柜,真货假货一起向外倒,除“里通外国”外,真是要什么给什么,像我这样的小干部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呢?所以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我下决心同张闻天划清界限,站出来揭发批判张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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