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八王之乱 甩锅还是根源 西晋八王之乱究竟是不是灭亡原因

说到晋朝，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但提起三国时的司马懿，却是耳熟能详。晋朝是三国时代司马懿家族建立的王朝，是继三国之后的又一个大一统王朝。为了区分后来的东晋，这个大一统时代的晋朝被称为西晋。西晋只维持了37年的统一局面。公元316年长安被各路义军攻破后，晋元帝司马睿在黄河南岸建立政权，史称东晋。中国再次陷入了南北朝的分裂时代。至于造成这一切灾难的原因，一般认为是“八王之乱”耗尽了国力，但历史并非如此简单。八王之乱是西晋的罪魁祸首吗？让我们翻开成卷的古籍，仔细梳理这一历史脉络，探寻真相。

西晋的建立与八王之乱

三国末年，曹魏灭亡，蜀国是天下霸主，但本该富强的曹嘉却一点也不高兴，因为公元249年，司马懿利用曹爽、曹勋等人访问魏明帝高平陵的机会，利用长子手中的军权发动军事政变， 将曹爽兄弟及其党羽软禁，将曹魏幸存的君王置于邺城托管之下，一举控制了曹魏政权，从而形成了司马嘉独霸天下的局面。 面对这样的情况，曹魏部队进行了猛烈的反击。被称为“淮南三叛”的吴、王陵、诸葛诞，先后与司马家族作战，但都被司马懿之子司马师、兄弟镇压。公元260年，曹茂揭竿而起，被司马昭镇压。曹奂作为傀儡被立为魏帝。五年后，司马昭因病去世。曹奂让位给司马昭之子司马燕，曹魏亡。司马燕继位后被称为汉武帝。他的名字叫金，他的首都是洛阳。公元280年，西晋征服了吴，统一了全国。

从曹魏夺得天下的司马燕，改变了曹魏的风格，将宗室分为27王。司马燕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对清朝作者王夫之的评价非常准确:“魏徵斩群臣，疑同姓；金枝给宗室控制天下，怀疑天下。”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将权力牢牢掌握在司马氏手中，司马燕还任命王宗为州镇总督，控制地方军权。比如汝南王司马亮掌管豫州军务，赵王司马伦掌管邺城军务。兵权虽然掌握在司马家族手中，却埋下了内乱的祸根。王宗在国家和城镇中拥有军事力量，必然会为自己谋求政治地位，依靠军事力量进行政治斗争的代价必然是内战。公元290年，晋代皇帝司马燕去世，惠今皇帝司马忠继位。八王之乱的第一阶段开始了。由于司马忠是个痴呆的人，需要帮助，太后的父亲杨军一继位，就与惠帝的贾南凤皇后、汝南的王司马梁、楚国的司马玮爆发了政治斗争，最终以贾南凤皇后的胜利而告终。

公元300年，皇后贾杀了太子，赵王司马伦趁朝廷不满，杀了皇后及其党羽，掌握了朝政。仅仅一年后，司马伦时机成熟，废了惠今皇帝司马忠，立自己为帝。赵浩棋登基引起了其他国王的不满，于是最激烈的第二阶段开始了。公元301年3月，司马懿、王司马、河间王司马昱联合攻打司马伦。经过一个月的战争，司马伦屡败。右卫将军王煜，与马霸合遣广陵军，迎惠帝回兵。复位后，惠帝杀死了司马伦和他的儿子和他的党羽，三个战斗的王宗得到了相应的奖励。然而，稳定的局势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三王之间因为王位继承人的问题爆发了冲突。公元302年，成都的郢、河间的禹与长沙的联合攻打司马冀，司马冀被打败并被杀。公元303年，司马颖、司马昱联合攻打司马艾。虽然司马艾多次击破司马颖的军队，但他不得不被动坚守，因“久战不下，城中食不果腹”而无法取胜。就像战争一直拖到公元304年，司马昱的部下张放认为工作不利，想退守长安一样，在朝鲜服役的东海王司马越担心最终失败，联合帝国将领，将司马哀扣押在洛阳城西北角的金庸城。在黄门潘阆的建议下，张方被秘密告知要背叛司马懿。张方立即派人把司马懿劫持到军营，并把他绑在木桩上。司马颖和司马昱赢了。同年七月，不满二人专政的晋惠帝派东海王司马越攻打司马颖。结果，他被他的将军史超打败了。惠帝被俘到邺城，张方攻破洛阳。八月，幽州刺史王军、并州刺史马腾攻破邺城，司马颖带着惠帝逃往洛阳，司马昱带着天子，派司马颖回邺城镇守，却没有笑到最后。公元305年，司马越起兵攻打长安，司马昱在新安被杀，司马颖被杨帆王司马颖所杀，历时16年的八王之乱终于结束。八王之乱的结束并没有给西晋带来和平与发展，反而促使新一轮的混乱爆发。公元306年，晋惠帝被司马越毒死，司马驰为怀瑾皇帝继位。两年后，匈奴贵族刘渊宣布建国之名为汉，来自北方各地的胡人奋起反抗西晋，建立了几个割据政权。随后的八年，西晋主力被灭，洛阳长安被破，怀瑾皇帝被杀。黄河以北领土失守，西晋灭亡。

如果八王之间没有混乱，

从上面我们似乎可以梳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那就是八王之乱促使西晋王朝在内战中丧失国力，因此在流民、诸胡部落和汉族地方势力的夹击下迅速崩溃。从这条线索来看，西晋之所以失去北方领土，是因为八王之位没有出走，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如果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八王之乱不是争夺分裂主义，而是争夺权力中心。除了司马伦独立为帝，司马越毒杀金惠帝，其他诸王都打着金惠帝的旗号互相攻权逐利。这说明问题在于中央权力的衰落而不是军事权力的分散。即使军权集中在中央政府，这样混乱的中央权力斗争也必然会让这些掌握军权的中央权贵利用军队来争权夺利。退一步说，如果没有王宗出城控制军权，西晋为了保证自身的战略防御，就只能效仿曹魏的做法，将地方军权交给地方官员控制，从而构建完善的外防体系。这样，虽然八王之乱没有发生，但金惠帝和中央朝廷本身的无能，会诱使地方官员带着军事力量进入洛阳争夺权力。即使他们无法参与争夺合适的中心，也不可避免地会在时机成熟时想要分裂政权。宜州刺史赵高试图在难民涌入巴蜀时利用他们分裂巴蜀。这样，无论君王是否住在城外，西晋的内战纷争都将不可或缺，八王之乱的危害依然存在。

当然，有一种可能是，如果司马衷是君主而不是痴呆，第一阶段的斗争就不会那么快发展成内战。如果金惠帝能任命王宗利用王宗的权力，中央权力就会稳步提升，地方官员或王宗就会害怕，局势就会稳定下来，内乱就会不复存在。但是，这个假设还是太理想化了。从曹魏到西晋，是在世家大族空之前发展起来的。司马本人是河内文县的世家大族，他的篡位是在各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实现的。因此，西晋从建国之初就确立了容纳士绅的政策。最典型的是九品中正制和闸阀制。九品中正制始于曹魏。它是中央政府任命官员来判断各州县的人才，并授予九个类别来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理论上，中证评价的参考标准是家世和能力、政治操守。这一制度在西晋以前就有所发展，但由于中正逐渐被名门望族所控制，九品类得以进阶。不仅如此，由于晋武帝笼络世家大族，特权世家形成了“有官有阿清官”的门阀制度。在这两种制度下，西晋政局错综复杂，斗争无休无止。而且由于阶级的固化和中央政府长期被世家大族把持，几乎不可能通过更换人员来消灭这些政治集团。因此，即使司马衷是君主，他也很难在中央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做出多大贡献。他要想对抗这些世家大族，必须依靠王宗，求神送神很容易。他怎样才能避免王宗挟持皇帝为人质，成为当时的专制主义者？如果他不得不依靠名门望族来对付王宗，明朝必然会出现困难局面。此外，晋惠帝不是一个整体，无论是王宗还是贵族家庭的门阀，他们都在争夺权力和利益。即使八王之乱不出现，也很难保证王宗与家族之门的斗争不会引发内战。

西晋军事制度的衰落与天灾人祸

基本上可以说西晋内战的隐患是难以避免的。然而，西晋并不是唯一消耗国力的顽疾，其军事制度也存在巨大问题。西晋时沿袭三国旧制，以天下兵制为主，征兵制度、招兵制度为辅。世界军事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军民分离，军人家属与普通公民区别开来。这些家庭世代当兵，地位低下。如果不放，就不能改变户籍性质。世界兵地位低下，却要忍受战争的重担，这就意味着世界兵制度不能长久，事实也是如此。自西晋建立以来，世界士兵的数量一直在减少。主要原因是士兵逃跑了。早在西晋初年，就有士兵“死于林莽，逃于狱中。”之后的今天，天下将士逃亡越来越严重，而惠今皇帝。除了逃跑，自然损耗和征兵造成的损失也很严重。交州刺史黄涛在《太康》中写道:“臣下七千余人，南方土壤温润，毒气甚多。经过多年的征服，死亡减少了消耗，现在有2420人。”⑩令人沮丧的是，不断败退的士兵被大户人家的官僚进一步消耗，这在西晋时期经常受到称赞，这种种严重破坏了西晋军队的主要来源，导致西晋军队每况愈下，无法抵挡来自世界各地的进攻。

房屋渗漏与整夜的雨同时发生。随着军事体系的衰落，天灾人祸也不断爆发。随着八王之乱，西晋面临着蝗灾、旱灾和水灾的局面。这些自然灾害带来了大量的难民。公元298年以来，先后有10多万难民从秦国、雍涌入梁、彝两国，4万多难民流入宛县。全国流离失所人口总数高达100多万，有30多万户。面对这样的情况，西晋朝廷不仅没有妥善处理，反而加以利用，导致各地流民不断起义，如李特、李雄父子在巴蜀地区领导的起义；长江中下游地区爆发了以张敞、石冰、王茹为首的三次起义；石勒苏益格领导的冀州起义就是当时各地篝火的最好例子。

军事体系日渐式微，天灾人祸不断发生，内战隐患根深蒂固。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没有爆发八王之乱，西晋如何保全国力？国力的丧失必然导致衰弱。弱国是在外国人面前任人宰割的羔羊，领土的丧失是必然的。因此，可以说，即使没有八王之乱，西晋也无法避免失去北方的土地。以史为鉴，不能盲目，只能看到历史的优秀部分，但透过表象看本质，才能了解历史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