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洋务运动会失败？这四大因素揭示了洋务运动必定失败的根本原因
解密者作者: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历史评议组召集人；曾任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兼会长。
根据已故学者范百川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洋务派借用法律30多年，用机器创办了60家现代企业，总投资约5300万。其中军工21个，历年设立和增加装备经费约1500万元，其他39家现代企业投资3700万元。30年计算，平均每年2个，投资170多万。此外，在洋务运动的影响和特别批准下，以官方监管和商务办公名义成立的民族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只有120多家，总投资约5800万两千，平均每年4家，投资不足200万两千。这样的数字根本无法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即使与几乎同时起步的日本相比，在截止到1892年的25年里，日本最终建立了5600多家公司，总资本超过2.89亿日元。平均每年成立225家公司，资金超过1100万日元，相当于7亿多中国白银。
在洋务运动“借贷法”活动的同期，国内近300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包括以官方监管和营业所名义依附于洋务运动“借贷法”活动的近代民族资本企业，以及其他情况下的民族资本企业，先后设立了近300家，总资本超过1000万。其中，有60余人以官方监管和商务办公的名义依附于洋务运动的“借法”活动，总资本约500万。在其他情况下，大约有220或30家，总资本超过500万。也就是说，在民族资本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企业和一半的资本与洋务运动的“借贷法”活动有关，而剩下的五分之四的企业和一半的资本，不仅是洋务运动的“借贷法”活动造成的，也是洋务运动为了庇护洋人和其他势力而进行的“借贷法”垄断活动挤出来的，后一类企业，虽然个体规模小， 数量众多，广泛分布于各行各业，普遍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不像洋务运动“借法”活动所办的企业，以军事为中心。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洋务活动中兴办企业的概况:
第一，洋务活动不是清廷一致组织的，而是个别官僚经朝廷批准发起的，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很不均衡。反对洋务活动的顽固派官僚势力非常强大。以慈禧为代表的朝廷，控制在中间，以巩固政权为原则，不关心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洋务派自始至终以引进机器为目的，不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尤其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它一直以中学为体，利用西洋船牟利；主要是对付国内民众的叛乱，所谓“抵抗侵略”的本质只是维护条约体系产生的“和平”。面对大国的挑战，只能低头，屈辱的条约只能一个接一个的签订，从而失去无数的民族权利。
第三，洋务运动创立的军事工业是借用外国工匠，而不是借用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它充分利用传统官办工厂的管理方式，委托官员管理，大量使用私企员工，领取较多的干薪，以兵为工。生产成本不算，产品不投放市场，资金不可持续。
第四，洋务派创办的民间企业大多采用官方监管和企业管理制度，控制和监督商人投资的积极性，使用官方专利，实行行业垄断，阻碍了国家资本的发生和发展，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洋务活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李鸿章“糊房子、拆房子”的初衷背道而驰。洋务活动未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在短时间内大规模推动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叫他“洋务运动”是名不副实的。所以我主张用洋务活动或者洋务新政这样的名词。
根据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从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程来看，在洋务运动中，尤其是后期，私营企业的发展对于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是有价值的，也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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