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为什么重农抑商？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对于那些对古代重农抑商感兴趣的朋友，边肖带来了详细的文章供你参考。

很多人认为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有两个原因。首先，商业威胁着基于中央集权统治的小农经济；第二，商业威胁专制中央政府行使其广泛的公共职能。但这一结论只注重一个方面，不注重精神文化原因，不注重以“义利之辨”、“重义轻利”等概念为代表的伦理思想。

一，儒家的商人观

中国古代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即“知识分子、农民、商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商人总是处于底层。

子曰:“君子以义，小人以利。”如果一个人只看重利益，那么在孔子眼里就是“小人”，也就是儒家眼中的“小人”。

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是“仁”，即道德。一个人的社会价值水平并不完全取决于财富，而是取决于人的“美德”。所以在中国人的财富观中，美德远比财富重要。没有多少财富但致力于传播圣人之道的学者比富人更受人们的喜爱。一个重利轻义的人，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远比一个以利为目的，有时忘义的商人更值得尊重。

在封建社会，商人和企业对社会的促进和稳定是现代社会无法比拟的。孔子说“治政有理，农为基础”。只有农业才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生存的需要。农业是改善民生、稳定社会、促进社会发展的基础。

二、古代经济模式

自商周以来，中国实行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井田制”。虽然这一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崩溃，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一户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小农经济仍然是整个社会经济的主体。

但是小农经济的稳定性不够。虽然一户一户的商业模式可以最大限度的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但是经营规模小决定了其抗风险能力差，不仅指自然灾害，还包括其他行业的点击，所以小农经济需要政府的保护。然而，商品经济与农业生产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如果允许商业发展，会有更多的农民参与商业，这将减少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不利于统治者的稳定。所以商鞅说:“农民少商人多，穷人多”；荀子云:“工商之民使国穷”，都视商业为对农业的威胁。如果我们想保护小农经济，就必须限制商业。

《史记·平怀》说刘邦称雄天下后“交重税，为难商人”。他怎么能“尴尬地羞辱他们”？

一是打击商人。

任何一种生意，只要有利可图，都会回归官营。这就是汉代形成的“禁税”政策。这些商业对象包括盐、铁、酒、茶、铜、铅、锡、硝酸盐、硫等。谁敢和国家争利，历代政府就铁拳出击。汉代规定“敢铸铁煮盐者，钛左趾，不入其器”；唐代“走私盐至死”；宋代“取三斤卤盐者，犹坐死”，明清“犯非法盐者，三年百杖，拒捕者，斩之”。这是利用国家机器打击商人的政策，目的是防止商人干预暴利行业，与国家争夺利润。

第二，重税征收。

商鞅变法时规定“非耕必多征，城利必重租”。自汉朝以来，商人要单独缴纳双倍的人头税。此后，每一个封建王朝都对商人征收重税，目的是迫使他们改行务农，这是一种“禁税”的手段。

第三，经常改变货币制度，或者改变硬币的流通方式，使硬币贬值，稀释了商家的财产。

以上三种方法经常一起使用，也是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接收国家商人的财富。

在政府的压制和思想的禁锢下，中国古代的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社会上大多数人以农业生产为生。农业的发展程度直接决定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直接决定了社会的稳定程度。以农业为主的相对稳定的自然经济结构决定了政府必须重视农业。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农业和商业在大多数时期都是对立的关系，所以重农抑商形成了传统和必然的选择。抑商被视为保护农民、造福人民的思想政治传统，随着封建政治的发展，抑商现象越来越严重。这样做的直接好处是把越来越多的农民禁锢在土地上，减少人口流动，维护社会稳定和封建统治。

第三，商业抑制的社会根源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极端专制的君主政体。人民只能服从皇帝和他所代表的封建制度，绝不允许人民脱离专制国家的控制。朝廷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秩序，采取了严格的“困住”商人的政策，目的是“重新征收营业税以利自停”和“重新估价闭城税”，使商人“不利则惧，畏则欲农”。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人走上了历史舞台。而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占有制度，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是地主阶级获取其集团利益的基础。因此，维护自然经济，保证获取利益的基础，就成了地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如果允许商人把资本投入土地兼并，必然会破坏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与地主阶级争夺利益。所以打压生意是地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唯一选择。

“重农抑商”最早是法家提出的。法家实行农战政治，“国为农战安，主为农战尊”。只有把人民引向农战的轨道，“使工商业人民少游食，扬名而卑，才能使更多的人安于农事，使国家的粮食满足战争的需要”。

儒家和法家虽然在德刑问题上有过争论，但在抑商重农方面出发点不同，但结论是一致的。儒家认为，商人控制市场必然会剥削农民，与君主争夺利润，这将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而主张以德服人的儒家则反对法家在抑商手段上的简单粗暴，认为要从排除商人占领市场、剥夺商人利益入手，而不是简单粗暴地直接贬低商人的政治社会地位。

具体到操作，怎么操作？即利用货币杠杆，国家垄断货币的铸造和发行，用货币干预市场，逐步实现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将商人挤出市场。

第四，统治者眼中的商人

汉武帝独尊儒学后，儒学成为封建社会两千年的主流。所以汉代重农抑商的政策被后世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虽然每个朝代在手段上各有特色，但目的基本相同。

我们以唐朝为例。唐太宗本人就是一个重视农业的皇帝。他在《贞观政要》中说，农业的丰缺会直接影响民生，进而影响政治的兴衰；农业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农业的兴衰关系到财政的盈亏和国家的强弱；种田和赏罚一样，都是一种“造俗的机会”。致力于农耕的人，性格淳朴，恪守礼仪，否则就会贪婪逐利。重视农业不仅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也是改造人民的一项重要技术。

商人或商家是危害封建等级秩序的经常性因素，是王公大臣的高贵与低贱。封建等级秩序要求“衣服造，宫殿量，生产商品的人只有少数，船只车辆禁止。”商人的出现破坏了这种平衡的秩序。“倾其资者无数，倾其县者无数，倾其村者无数。一千个女儿的家庭胜过一个都城的国王，和国王一起享乐的人”，严重威胁着封建宗法制度的专制秩序。

中国人具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特点。孔子提出了不患穷而患忧的思想。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秩序是一种“共贫”状态，人们总是分散孤立，忙着温饱，没有财力与政府抗衡，所以这种秩序是安全的。商人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安全的秩序，是秩序的破坏者，也是政府压制的对象。

商业也影响社会习俗。古代商人普遍文化不高，伦理意识淡薄，不注重自身修养。一个商人富起来后，他的家庭“不耕男女不织，衣必文艺，食必公平，农不应苦，而有千利”。甚至很多商人都不重视孩子的教育。后来为我演戏容易嚣张放纵，有的成为一党一霸，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

但追求享乐是人之常情，商人对社会习俗的影响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功利氛围，造成统治者眼中的“弃己而终，逐利”的社会风气。所以儒家会大声疾呼“上下交利，社稷危矣！”

5.如何打压生意

封建社会对商人的压制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汉代要求商人缴纳比普通人更高的税。即使在魏晋时期，他们也不得不穿白鞋和黑鞋来区分自己和别人。这是一种有辱人格的人格，是商人应与罪犯、贱民处于同等地位的规定，说明商人的地位远低于普通人。所以在封建社会很长一段时间里，做生意虽然能使人富裕，但不能当官，不能荣耀祖先，这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抑商作用。

中国儒家理想中的社会是一个小农社会。这种社会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只要有余粮，有会打仗的人，就不怕什么灾难。小农社会更便于宣扬君主、君主、大臣、父子、儿子的封建法律，更有利于形成“父子、孝妻、兄弟、朋友、兄弟”的静态封闭社会，以免产生骄奢淫逸的社会风气。这也是三纲五常的伦理压制商业本能的原因。

6.重农抑商是对是错

虽然统治者为了适应君主专制的需要而实行“抑商”政策，但我们在分析这一政策时，也要从客观的角度分析其历史性和必然性，从而得出这一政策的历史作用。

在中国古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时候，能够保持较高的人口增长，这与重视农业是分不开的。因为只有关注农民才能满足一个人的生活需求，而农民与土地相结合的模式是封建社会最均衡的社会发展模式。

当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如果政府让商人发展，必然导致财富迅速集中在少数大商人手中。唐朝开元盛世，正是商业的繁荣和政府对商人的高度包容，造就了一大批大商富民。由于财富集中在他们手中，物价飞涨，国家财政受到影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这也是安史之乱的诱因。从此唐朝不再兴盛，甚至导致中国经济中心南移。

重农抑商政策最直观的好处就是让小农经济繁荣起来，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土地兼并，防止了商业资本向土地的渗透，稳定了人民生活。中国几个盛世都是在重农抑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古人不知道钱的好处，而是他们不能把钱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从而危及统治和社会稳定。从这个角度讲，重农抑商是合理的，也是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