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提倡百姓“越级上访”，上访的人却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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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访”实际上是群众越过底层有关国家机关向上级机关反映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的一种方式。也是上层政府了解民意的重要途径，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表达形式。
自古以来，“上访”就是一种“民意”的表达，最早出现在尧舜时代。据史书记载，尧舜时期，每一条交通要道上都竖起一块木板，征求百姓的意见。人们可以随意写自己对当权者的想法或看法。
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西周。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路鼓”、“肺石”。“李周”有“肺石听字”和“路鼓制”的制度，让有怨气的人去“打鼓诉苦”，让怨气得以呈现。在当时的朝门外，会有一块像人肺一样的石头。任何需要抱怨委屈的人，都可以在肺石下抱怨。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样东西逐渐演变成了“邓文鼓”体系。
汉代，邓文鼓制中使用的“邓文鼓”挂在皇宫门口的公共汽车部。不管谁有委屈，都可以敲鼓投诉，消息可以直接让皇帝知道。这种直接申诉，绕过各级政府机构，是中国古代“民告官”的重要方式，相当于现在的“越级上访”。
到了宋代，随着直诉制度的不断完善，朝廷专门设立了“邓文鼓庭”和“邓文巡检院”来处理“越级上书”。他们负责接待请愿者和处理请愿。如有必要，案件将直接提交给皇帝审查。
此外，普通人还可以通过“一阙”和“格挡玉”申诉冤情。
比如汉齐太仓犯罪，朝廷拘留。他的小女儿缇萦发现后，写信给中国皇帝，希望成为政府的奴婢，以减轻她父亲的体罚。中国皇帝欣赏缇萦的孝道，废除了体罚。缇萦的“越级请愿”可谓功德无量，这就是历史上的“缇萦救父”。
但是，“堵图”就是拦截皇帝的马车来诉苦。西汉初年，刘邦攻克英布回长安的时候，关中很多人挡住了去路，拦住了他的马车。他们指责:萧何总理利用职权低价买地，强行买豪宅。刘邦接到百姓的恳求后，回到宫中，当即立下以下玉玺:让萧何亲自向百姓道歉。
这三种上访方式都很好，但由于时间和地域因素，能越级上访的人不多。皇帝在处理国家大事时，不得不抽出时间处理人民的请愿，导致皇帝无能为力。就像清朝的道光，面对无数的上访案件，他会打电话回他的住处，要求当地官员解决这些上访问题。结果可想而知:地方官员只会敷衍了事，让人上访更加困难，没有实际效果。
到了唐朝，皇帝因为请愿无数，颁布了相关的法律。法律明确规定，普通人要请愿，必须经过一系列的重判，不满意可以向皇帝请愿。如果不遵守这个限制越级上访的制度，也是犯罪。
到了明朝，这种情况改变了，因为明太祖朱元璋是个农民，他深知人民的疾苦。同时又怕手下官员为了一己私欲搞垮朱家的天下。所以他积极鼓励民众请愿，要求天下官员都要做有良心的官员，避免贪污腐化忠臣，收受贿赂。
甚至，为了保证民众能顺利请愿，防止地方官员拦截或被迫害，朱元璋编制了《大不列颠》。这本书里详细记录了春华镇视察的何天冠，最后因为他刁难去北京投诉的农民，被判了被鞭笞的行为，也是对地方官员的警醒。
当时人民需要上访的话，可以一路上访，路上没人敢拦。
更有甚者，朱元璋不仅鼓励民众上访，还允许民众“越级捆绑”。也就是说，人们在上访的时候，也可以直接把参与上访的贪官捆绑起来，送到北京进行处罚。这种情况，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朱元璋还说:如果有拦截者，全家都会被杀。
最终，在如此严厉的打击下，各地的官方管理自然一清二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朱元璋的决心。但朱元璋天真地认为，这一政策实施后，全国就不会有贪官污吏了。但没想到的是，人民群众也会表达个人恩怨。
一些当地人假装响应皇帝的命令，捆绑当地政府的官员勒索钱财。如果他们不给，就威胁要把他们绑在首都让皇帝处理。更有甚者，地方官员为了不丢掉乌纱帽，防备百姓，造成了恶官肆意欺压良民的现象。最后谁也不敢再超越行列请愿了。
结果，政策实施一段时间后，很少有人过去上访。
朱元璋实在想不通。走过去上访，既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又能得到一定的回报。然而，人们就是不想来。
这主要是因为朱元璋没有考虑人民手中的实权。自古以来，文官从来没有赢过。很多官员，尤其是小官员，在百姓心中都是“地头蛇”，连新任命的官员都不敢惹，更别说普通百姓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财力人力雄厚的大家庭，还有谁有上访的能力？就算报了皇上，回去也怕被秋后算账。
另外，古代交通很不发达，要穿越山川才能到达首都。在上访的过程中，群众需要大量的费用，路很长。在上访的路上，他们不得不承担各级官员的困难。因此，人们在请愿时得到的比失去的多。久而久之，大家都懒得请愿了。
但是到了明末，每一个皇帝都出台了严格控制上访的新政策。比如嘉靖朝规定申诉人“在邓文大鼓和长安左右门上吊，投喊，带到法务部，追究教唆者，再问。“可见当时抱怨自残的人还不少，明朝的统治者并不关心他们。这些规定是清朝继承下来的。
最后，虽然清朝灭亡了，但是延续了两千年的中国信访制度得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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