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的农民起义欧洲的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相同点

我来说说“农民起义”这个概念。

“起义”是一个道德判断明确的词。中国古典文学中有“起义”一词，但“农民起义”从来没有一起使用过。

例如，朱《汝水》篇下有一句话，“汝南太守，抗洪”。《三国志·袁绍传》裴注中有“袁绍起义，谦言厚币以招致丰”一句。《通典》中有“桓玄篡金、为之起义”、“大起义迁都”、“大唐起义太原”等句子。在《三国演义》中，“高祖叛白蛇”、“叛蛇”等短语频繁出现。

很难理解“农民起义”一词最早出现在谁的作品中。可以肯定的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出现在报纸、杂志、书籍上。

在“民国三十八年前重要剪报数据库”中搜索“农民起义”，只能得到一个结果。“起义”一词在孙中山的生活文章中经常使用，但在《开国元勋全集》全文检索系统中搜索“农民起义”的结果也是0。

不仅报纸和政治家，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也很少使用“农民起义”一词。

1934年，明凯书店《中学生系列》出版了《明末流浪》一书，专门供初中生课外阅读各科。这本书总结了农民暴动的六个主要原因。自然灾害的普遍性；2.税重；3.政治腐败；4.频繁的外部困扰；5.兵变不断重复；6.乡官虐民——他们对农民充满同情，但作者仍用“贼灾”之名，没有用“农民起义”二字。

1933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和1935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等。没有所谓的“农民起义”，而是“黄巢暴动”、“流浪大乱”、“农民战争”、“农民暴动”和“农民暴动”是蔡经常使用的说法，是由陈独秀和薛等人组织的“无产者的社会”，属于左翼学者。钱穆、吕思勉等非左翼学者的作品中没有“农民起义”。

图片:20世纪50年代，“农民起义”这个词开始被吹出来。图为1954年出版的《中国农民起义文集》封面和序言。

动机层面的正义不足以抵消手段和结果层面的不正义，这是民国史家对农民深表同情，却很少使用“农民起义”一词的主要原因。

钱穆的解释很有代表性: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来自社会下层的大规模战争。不幸的是，这些战争往往是为了混乱而牺牲，而不是在划定边界方面取得有意义的进展。秦末刘项之乱是个例外。明朝祖先的崛起，横扫陈虎，收复故土，也可以说是一个进步的变化。其他的，如汉末黄巾起义，甚至黄巢、张、李自成，都是一片混乱和破坏，只看到倒退，没有进步。近史的人治推洪、杨。傅红、杨是中国近代民族革命的先驱，但这当然是事实。然而，洪和杨已经被打扰了十多年。除了对国家和社会的巨大创伤外，他们的成就是什么？施工在哪里？中国历史上这种来自下层阶级的大规模战争，往往不是民族文化进步的好例子。”

也就是说，动机层面的公正不足以抵消手段和结果层面的不公正。

比如李秀成在事发之初就讲了百姓的秘密，但是“每一个拜上帝的房子，都必须放火。寒家无食，所以离他而去。农村的人，谁不知道路长，走一百里，不知道怎么回头，然后就有追兵”；为了防止被俘士兵逃跑，他们严格控制自己的私人财富，甚至在脸上纹上“太平天国”字样，以断绝退路。这样的手段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正义。太平军被称为“先锋”部队。“每一个地方，也就是肆意掠夺的地方，都会招募当地的无赖作为眼睛，搜寻大小富豪。如果有提前下葬的人，那是必然的。”苏州1830年户口341万。太平天国战争后，1865年只剩下129万，损失过半。当代人口史学者曹认为，从1851年到1864年，大约损失了7330万人。这个结果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正义。这些也是钱穆评论太平天国“其扩张仍是以恐怖相威胁政策的有效性”并认为“太平天国若成功，将是全中国历史的失败”的原因。

照片:钱穆

总之，“农民起义”是一个褒义明确的词。并非所有的“民众起义”都可以称为“农民起义”。“民变”是否是“农民起义”，不仅取决于其动机是否公正，还取决于其手段和要求是否公正。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历史，不难发现，很多过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农民起义”的民众起义，只能算是“农民暴动”。动机是正义的，但手段和结果不一定。比如“中国田亩制度”把“农民”看做低贱的人，说到惩罚，往往“变成农民”:

“官员或者违反十条教条，违抗命令收受贿赂的，都是汉奸，从高到低，从农业。.....任何滥用权利的人都是农民。.....所有滥用保护，虐待人的都是农民。.....但如果你落到尚宝生的位置，诬告他，你就是农民。.....赞美父，神，神，讲圣书。敢怠慢的是农民。”

这与“农民起义”相去甚远。

对于古代欧洲“民间叛乱”的情况，可以参考《中世纪欧洲史》中的以下说法:

“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是人头税的急剧增加。这项税收是几年前开始征收的。每个人都要付出代价。起义的农民从肯特和埃塞克斯涌向伦敦。年轻的国王理查德二世和幕府未能及时采取军事行动。由战争泰勒率领的叛军入侵伦敦，摧毁了萨瓦宫。宫殿的主人是兰开斯特公爵。叛军在伦敦郊区向国王递交了请愿书。国王似乎有意妥协，但起义军在王攻占伦敦塔，并在城外的史密斯菲尔德与国王再次谈判。泰勒在国王面前漱口，要了一杯啤酒，被伦敦市长杀死了。国王夺回了伦敦，镇压了叛军。从叛军对国王提出的要求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真实诉求，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伦敦以外的修道院成为农民的目标。起义军的主要要求是:废除农奴制，废除黑死病后制定的限薪劳动法，人民有权参与乡村事务，破坏英格兰教会的世俗财产。最后一点不激进。当时，约翰·威克利夫的教会改革思想已经广为流传，甚至得到兰开夏郡公爵的支持。

“1525年，德国南部和中部爆发了德国农民起义。这一带很多农民属于农奴，早就不堪重负，而伯爵、方丈、骑士等小领主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这些小领主名义上受德国国王管辖，但享有自治权。他们通常占据几个村庄，都是大地主大领主。这种双重身份引起了农民的反抗。德国南部的农民不仅发动暴动，还发动宣传运动进行自卫。起义起源于施瓦本北部，起义者用简洁的语言总结了他们自己的想法，并作为宣言到处发布。《门明根十二条》就是一个例子，它明确规定农民有权选举乡村牧师，废除农奴税，削减什一税，自主决定公有林地、牧场和水资源的使用，要求地方法院尊重当地习俗，不采用领主强加的与罗马法相混合的法律法规。”

如果《中世纪欧洲史》上面的描述没有错，那么“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和“1525年德国农民起义”才真正符合“农民起义”的概念，他们的动机、手段和要求才是正义的。

理清“农民起义”的概念后，文章开头的问题其实自然而然就变成了:古代欧洲的民间起义和古代中国的民间起义有什么区别？

区别如下:

中世纪的欧洲是一种“领主分封制”。哗变者反抗的是领主的暴政，他们更容易找到领主，直接对话。

中国古代是一个统一的郡制。哗变者反抗的是直接制定或间接衍生自皇权的暴政，但他们很难与皇权直接对话，往往要与皇权的代理人打交道。

前者可以直接与领主谈判，或者开始谈判，或者暴力对抗。从手段和结果来看，民众起义往往更接近于“农民起义”。

后者直接面对的是皇权的代理人。为了自身利益，小规模的“民间叛乱”往往更愿意亡命入侵弱小的普通百姓，而不是直接对抗郡县武装。比如民国时期，河南因军阀纷纷打“民变”而走上土匪路线；大规模的“民众起义”往往更愿意“掠夺州县”，伤害弱小的普通民众，而不是直接对抗中央武装。红梅，绿林，黄巾，黄巢，李自成，都去过不到一半或者大部分的中国。这样，民众起义在手段和结果上都离“农民起义”越来越远。

这种差异与“民族”、“国民性”、“文化基因”等神秘概念无关，只是不同现实环境下的不同“理性选择”。

郡制下，地方郡官只是皇权的代理人，郡不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不必为镇压从其他地方逃跑的叛乱者而死；哗变者也很清楚，掠夺其他县普通百姓的风险远低于直接对抗国家机器。在领主制下，封地是领主的私有财产，对反抗外族哗变者有很强的动力。哗变者也知道，在其他领主统治下掠夺人民的风险并不一定低于直接反抗自己领主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在领主分封制下，国家民变很少的原因，就是“凡有家产的人，总是身败名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