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发掘出了哪些文物？都有着什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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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是汉字的前身，也是世界上三大最古老的书写系统之一。它不仅证明了古代汉字是独立起源的，而且提供了中国古代独立的书写规则，对3000年以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殷墟甲骨的发现，不仅将中国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推至商代，而且因其内容丰富，涉及殷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被称为中国古代乃至人类最早的“档案”。甲骨文的研究也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甲骨文学。
青铜
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艺术品等。礼器有鼎、壶、簋、爵等。，乐器包括钹、铃铛、钹等。丰富多样的形制和神秘的纹饰，反映了殷商先民独特的宗教情怀和审美观念，达到了中国青铜时代发展的顶峰，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青铜器上铸的文字，尤其是长铭文，是当时人们现实生活的反映，保持了当时的真实面貌，因此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殷墟出土青铜器有四五千件。据统计，在20世纪30年代出土的青铜器中，有170多件礼器，1340多件武器、工具和其他杂项物品。从1950年到1986年，挖掘了650多件礼器、1400多件武器、工具、艺术品和其他物品。1986年后，仍然发现了许多青铜器。青铜器主要出土于大中型墓葬中，其中保存最完好的5号墓——府壕墓，多达468件，种类齐全。
青铜器中，铸造工艺最精湛的是礼器。殷墟出土的礼器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形状各异，有圆形、扁平形和方形，其中圆形礼器是主要的。最大最重的是武官村墓出土的后妈武大方鼎，高133 cm，长110 cm，宽78 cm，重875 kg。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古代青铜器，是青铜文明的顶峰。此外，侯家庄西北驿站M1004墓出土的牛鼎、陆鼎，府浩墓出土的辛大方鼎两位秘书也是重礼器皿。
建筑特色
以宫廷祠堂建筑和王陵为代表的商代建筑庄严、古朴、典雅，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独特的平衡感、秩序感和审美情趣，体现了殷商时期的宫廷建筑格局、建筑艺术、建筑方法和建筑技术，代表了中国早期古代宫廷建筑的先进水平。殷墟环北商城，城墙高耸，宫殿雄伟，尤其是严格的“中轴线”布局，成为中国几千年城市的特色。
史学价值
殷墟的发掘几乎完全改变了传统历史观中的夏商周历史，真正确立了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为商周考古奠定了可靠的年代学基础，对追溯早期商代文化和夏代文化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它填补了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中国商文化与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的空空白，从而完善了商代的年代框架。
以青铜器和玉器为代表的殷墟，表明殷墟手工业在空之前就已发展起来，不仅门类齐全，而且技术水平极高。一些主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如青铜冶炼铸造、制玉、制陶、制骨、造车、纺织等，都达到了相当的规模。这一时期的白陶和原始瓷器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殷墟出土的商代马车使用了大量的青铜构件，单轴二套两轮，结构精巧复杂，体现了机械、青铜铸造等高超的复合技术。
殷墟墓葬的埋葬制度、分布格局、埋葬方式和祭祀仪式集中体现了商代晚期的社会组织、阶级地位、等级制度和亲属关系，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墓葬建设的最高水平，随后为中国后来的朝代所继承，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陵寝制度。同时，以人祭、人殉、车马殉、兽祭为代表的殷墟丧葬习俗，突出了殷墟以等级为核心的礼制，体现了当时的丧葬习俗。
考古影响
殷墟的发掘是中国传统金石学与西方田野考古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兴起的标志。
殷墟宫殿区、墓葬区的发掘和大量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关注，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地位。
1931年，梁思永在安阳后港遗址发现“三垛”，首次划分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为中国考古学地层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殷墟遗址发掘现场已成为培养中国考古人才的摇篮，从中涌现出、董作斌、石、高渠勋、梁思永、、夏乃、胡厚煊等中国考古界第一代精英。
殷墟的发掘对20世纪初以来中国学术界的疑古思潮作出了积极的回应。随着考古证实商朝的存在，中国学术界已经能够在文献记载中探索“夏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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