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能成为一个教育强国？和这个时代脱不了关系

19世纪中叶前后，中国和日本也面临着来自西方的压力。为什么日本能在短时间内快速有效地学习和吸收西方科技文化，实现强兵富国，步入现代国家行列？大量研究表明，日本的现代化发展比中国和其他邻国更快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人才储备，为吸收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本的教育热潮始于江户时代。有学者把19世纪中后期日本与西方文明的顺利融合比作杂树杂花，而江户时期的教育则是这种现代文明树的根茎。

马上获得世界，文化和教育统治世界

17世纪前后，战国称霸的德川家康，奠定了天下无敌手的地位。1603年，他从朝廷获得“征用将军”称号，在江户城开幕府。直到1867年，最后一代德川庆喜将军把大政府交还给了皇帝。从德川时代到日本这260年的历史就是江户时代。

德川政权崛起于战国乱世。幕府将军康佳，在战国末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战斗和杀戮。他不一定有多少知识，但他知识超群，尊重知识。打了又打，还请学者讲课，有点像汉高祖。抗击德川家康的战士大多是农民出身的文盲，他们暴力勇敢，战国时期他们留下的“从下而上”的风气无疑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一大隐患。世界建立了，幕府迫切需要一套有效的思想武器。

德川家康

在这样的背景下，京都的儒生藤原启治向德川家康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认为，自从日本第一次建立和西方列强东扩以来，日本传统的神道教和南蛮教都不能给日本带来稳定与和平。只有儒家思想才能真正起到为国家带来和平与稳定的作用，尤其是朱研究中的“三纲五常”和“礼义廉耻”是幕府保持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藤原启治出生在一个名叫薄暮的国家官员的家里。因为不是大儿子继承不了家族生意，所以年轻时被送到京都的Sokokuji当和尚。他在学佛的同时，也向方丈学习《论语》。在他的全盛时期，他以精通儒学而闻名，并为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讲学。1598年，在京都桃山堡富士米藤原启治，我看到了朝鲜方面发给日本的信件，江陵一行从谈话中得知朱子学在朝鲜蓬勃发展，大开眼界。受明朝影响，朝鲜王朝推崇斋藤优子为民族意识形态，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斋藤优子学者将汉学研究推向新的局面。在日本，儒家只是佛教的一个分支。

经过潜心研究，藤原在幕府建立之初就已经是日本斋藤优子研究的集大成者，培养了林罗山等杰出的学者，并推荐他们到德川家康掌管幕府的文化教育事业。在幕府高层的大力支持下，江户日本的国民教育迎来了快速发展。

江户幕府第一所官办学校的诞生

精通斋藤优子研究的林罗山被幕府重用为幕府的高级政治顾问，负责幕府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1632年，林罗山利用德川家康捐赠的一大笔钱和位于上野任刚的一块土地，建造了幕府文化教育中心“第一庙”，作为讲学和祭祀孔子的地方。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所“孔子学院”，也是第一所官办学院，直属幕府管辖，学校最高负责人由林家继承。

1690年，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培养幕府人才的需要，德川家康将军下令将“第一庙”迁至神田唐道，并重新规划和扩大了规模，修建了学校讲堂和学生宿舍。这就是日本教育史上著名的幕府官学“唐道圣拉达”。它是一所献给幕府的国立教育机构，官方名称为“长平半学院”——以孔子的诞生地长平村命名。随着学校规模的不断扩大，学生最初仅限于慕辰的子女，后来扩展到一般的武士学生。后来连各藩国的勇士、镇民，甚至浪人，只要有学习兴趣，都可以来学习。

唐道寺大成殿

作为江户幕府的最高学府，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神田堂岛周边地区已经成为江户日本最具书香的学府街。因为这个起源，神田和鱼叉水周边地区是日本大学数量最多、书店、出版社等文化产业最集中的地区。

江户幕府末期，美东印度海军提督马修·派瑞率领四艘装甲战船，撞向日本封闭的国家长达两个半世纪，各种新知识涌入。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幕府官学与时俱进，增设了“饭树庙学院”教英语，“开城所”教西学，“吴江学院”学西方军事，“医学院”教西方疫苗接种技术。明治维新后，日本采用西方大学制度，经过不断整合，将“开成所”与“医学院”合并，成为东京大学的前身，东京大学是当今日本培养政府精英的重要重镇。

岛屿和诸侯国掀起了办学热

在幕府的倡导下，中国200多个诸侯国积极响应，开办了藩学，培养诸侯国勇士的子弟。旧金山学校是类似于地方政府办的政府办的学校。以江户长平半学院为例，每一个氏族都有一个甚至几个氏族，主要是习武和儒学，向武士子弟传授武功和知识。其中最著名的有惠金湾的“日新馆”、庄内的“知道馆”、米托的“宏道馆”、吉一凡的“学习馆”、中建凡的“学习馆”，都在江户文化教育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明治维新前，日本有800多所学校。

地方学校教学内容和规模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制入学，类似于义务教育制度。诸侯的子女一般在7-8岁开始入学，先学文学，后习武、大岛圭介、大村善次郎、常、转斋等重要人物。这所私立学校相当有名。

寺庙:日本的民间基础教育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为了迅速与西方接轨，培养本土人才，大量聘请欧美人到日本任教。1874年，一位名叫梅奇·内科夫的俄罗斯学者应邀在东京教授外语。他写的《明治维新回忆》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记录了明治初期日本社会的风貌。其中他对当时日本的社会教育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日本社会教育的普及程度惊人，连司机、苦力、女佣等底层的人只要有空就看书。虽然那些小册子大多是通俗小说，但日本的识字率也很高。据他了解，明治以前，江户市年轻人的就学率达到70-86%，识字率超过50%。同时在欧美的工业发达国家，英国的识字率是20-25%，法国是14%，沙皇帝国的首都莫斯科是20%左右。日本的识字率遥遥领先。

这一成就归功于江户时期民间小学教育机构四子坞的大规模普及。

四子坞作为民间基础教育机构，历史悠久。平安时期佛教盛行，民间教育基本被寺院垄断。为了普及佛教知识，寺庙里出现了一个叫四子坞的教育机构，帮助外行人的孩子读书写字。但当时人数不多，多在寺庙或神社。学习内容主要是传授简单的阅读和写作技巧。只是在江户时期，以庙堂为基础的平民初等教育才进入普通百姓的家中。

以前，教育是大臣、贵族、僧侣、上层战士的特权，与平民阶级基本无关。江户时期，幕府统治下，社会稳定，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印刷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阅读和写作方式，大量的阅读材料被印刷和分发，使得民间教育的普及成为可能。四子坞作为民间基础教育的最大载体，已经成为平民子弟的私立学校，有别于历史上的“四子坞”。江户时代的庙堂一般由个人经营，也有私人商人或社区居民组织捐赠的。教师被称为“教师”，由僧侣、神官、战士或社区公务员担任。在大幕的最后，还有吴家最优秀的一家人在寺院当老师，这是教育史上第一位女老师。

与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不同，日本没有科举秀才，各个阶层的身份相对固定。所以教育的出发点是培养能继承家业，有特长，品行良好的孩子。所以四子坞的学习内容讲究实用性。孩子一般在五六岁入学，主要课程是“读”、“写”、“算盘”三项基本功，是公共基础课。然后根据他们的家庭职业，确定了相应的课程和教材。比如商家的孩子的课本是《商业与销售》，教的是商品名称、商业技能、货币兑换知识等；农民子女以《人民交流》为教材，内容涉及农业技能知识、土地税、牛马养殖、农村生活；此外，工匠或渔民子女使用《工匠交换》、《船上交换》等相应教材。这些孩子在有了一定的学习基础后，会学习伦理学课本《六言表意》和《信息交流》，这两本书在写信方面是标准化的。据统计，江户时期出版的教科书多达7000册，里面读的都是四子坞的学生，可见当时四子坞教育的普及程度。

庙堂老师以教书为生，是专业老师。孩子入学需要交学费，这叫“捆绑”，但是学费的数额没有明确规定。学费一年交五次，每个家庭根据经济能力来交。做生意的富裕家庭每次出一分钱，普通家庭出两三百。学费不会成为他们家庭的负担。农民子女也可以用新鲜蔬菜、豆沙或土特产作为学费。四子坞的老师收入不多，但受到社会的高度尊重。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旦上手，就被当成了一辈子的父兄。四子坞的弟子被称为“比子”，工匠大师死了，“比子”促成了他们的死亡。埋葬工匠大师的坟墓被称为“笔子墓”。到目前为止，东京郊区仍有许多这样的墓地，千叶县方宗半岛有2300多个保存完好的“笔子墓”。

18世纪初，岛上到处都出现了寺庙。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和思想监督，1711年幕府颁布了《庙堂九师》，将庙堂教师纳入国家文教管理体系，进一步繁荣了庙堂基础教育。据1883年编纂的《日本教育史资料》统计，19世纪初幕府登记的寺庙有16560所，每年增加300所。根据东京文理大学大石教授的研究，明治维新前这个数字高达7万。1830年前后，寺庙遍布全日本，连偏僻的银山矿都有矿工子弟的寺庙，真正实现了“城里人都没孩子学，家家都没孩子学”。

零散的庙堂在广泛提高平民文化知识、培养国民学习热情、尊重教育社会风气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明治维新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明治初期，日本在四子坞废除了国民六年义务教育，几乎在一夜之间实现了平稳过渡。就教师而言，东京寺庙的700多名教师接受了培训，成为普通小学的教师。

江户时代，“教育热”持续了两个多世纪，从国家和地方政府推广到民众，并在各地生根发芽。正是这种深厚的基础造就了近代日本的“教育大国”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