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丁戊奇荒”饿死千万人，为何没发生农民起义？

这是一场被清廷官员称为“此古之灾，一颗铁石心肠，泪流满面”的大饥荒:从1876年到1879年中午，历时四年；包括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等省，影响苏北、皖北、陇东、川北；数亿人受到这场灾难的影响，至少有1000万人饿死。特别是1877年和1878年，因这两年的干部和支部年份分别为丁丑和吴寅，被称为“丁武黄奇”。

这次饥荒是对晚清政权的一次巨大考验，在空被冲上去——传统农业帝国下的“饥荒政策”在天道大乱后已经支离破碎，现代社会救济保障体系远未建立。但矛盾的是，在这样一场惨烈的饥荒前后的四年里，发生了无数次小规模的人民暴动，却没有一次发展成为历史史册上值得一提的“农民起义”。清末，政府控制无法渗透到底层社会，简直是“奇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奇迹”？

蒂莫西·理查德的问题

英国浸信会传教士李提摩太于1870年来到中国。1876年，丁吴大饥荒发源于山东，李提摩太在山东传教。

1.山东:饥饿的人们请蒂莫西·理查德做他们的领袖

饥荒来临的那个夏天，提摩西·理查德在山东青州。5月份灾情相当严重，平民开始大规模进食。蒂莫西·理查德在回忆录中写道:

“一群女人涌进一个富人的房子，占领了它，在那里生火做饭，然后冲到另一个房子里吃了一顿饭。男人们看这个方法很好，他们组成了一个500多人的团体。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抢夺食物。”

蒂莫西.理查德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抢劫大家庭和贩卖子女的记录，但他自己没能远离饥荒。他的外国人身份已经成为饥饿的人们争取的“宝贵资源”:

“6月30日，两位学者来拜访我。他们都是学者，年龄在30到40岁之间，一个来自寿光，一个来自宜都。我太忙了，没时间接空。他们同意第二天回来。第二天，他们一进门，就跪下来要求做我的徒弟。经过交谈，我明白了，他们是一大群人派来的代表。每个人都希望我能成为他们的领袖，举行一场暴乱，因为当局不能提供食物，他们不能生活。他们已经安排好了房子，无数人准备接受我的命令。我告诉两个人民代表，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这样的事，因为这样只会加重人民的痛苦。一旦暴乱开始，没有人知道它将如何结束，但毫无疑问，它将导致大规模的流血事件。我建议他们采取建设性的方法，而不是通过破坏来改善人们的状况。”

类似的情节发生不止一次。例如，7月3日晚，青州东部的一个村庄和城镇也派代表邀请蒂莫西·理查德担任他们的叛军领袖。

这种现象是有原因的——政府打压饥民，抢大房子，而饥民以为政府怕外国人，外国人上前带领他们抢大房子，可以对抗政府的打压——但是蒂莫西·理查德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或者他并不想正视日记中“外国人有特殊政治地位”的原因。

蒂莫西理查德没有答应当饥民的领袖，而是在山东做了一年多的救灾工作。直到1877年秋，山西更严重饥荒的消息传来。

2.山西:蒂莫西·理查德“想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抢劫富人”

1878年呈现在蒂莫西·理查德日记中的山西是一个真正的人间地狱: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英里处:

路过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还有一个人四肢爬行，没有力气站起来；有一个葬礼:一位母亲抱着她死去的儿子，大约十岁。她是唯一的“护柩者”、“牧师”和送葬者，把孩子放在城墙外的雪地里。

1月30日，距太原270英里:

路过两个显然刚刚去世的人。一身鲜艳的衣服，却饿死了。走了几里路，发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走在我们前面，摇摇晃晃像个醉汉，被一阵风吹下来，再也起不来。

1月30日，距太原290英里:

我看见四具尸体躺在路边。其中一个只穿袜子，好像没什么重量。一只狗在拖着走。有两个女人，人们为她们举行了葬礼，只是把脸埋在地上。路人对其中一个比较好，没有脱她的衣服。第三具尸体成了乌鸦和喜鹊的盛宴。肥胖的雄性、兔子、狐狸、豺狼随处可见，但男人、女人、男人都找不到食物维持生命。当我慢慢爬上一座小山时，我遇到一位老人，他悲伤地告诉我:“我们的骡子和驴都吃光了，我们强壮的劳动力饿死了。我们犯了什么罪，从天上造成这样的惩罚？”

2月1日，太原以南450英里:

半天内看到6具尸体，其中4具为女性尸体。一个赤裸着躺在敞开的棚子里，腰间缠着一条皮带；一个是躺在小河沟里；一只浸在水中，由于野狗的拖拽，它的半个身体暴露在冰面上；一个半衣衫褴褛，躺在路边的一个洞里；还有一个被食肉鸟兽撕碎了，吃了一半，遇到了两个17岁的年轻人，拄着拐杖一瘸一拐的，看起来像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另一个年轻人背着他母亲走——她没有力气走路。当她看到我盯着他们时，那个年轻人向我求助。这是我离开太原后第一次有人求我。

2月2日，太原以南530英里处:

下一个城市是我见过最恐怖的场景。一大早，我就去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裸体男人，像屠宰场里的猪一样一起挥手。门的另一边也是一堆尸体，全是女性尸体。他们的衣服被扒下来当食物。一辆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人们把男性尸体扔进一个坑，女性尸体扔进另一个坑。

……

长期在饥饿和尸体之间游走的蒂莫西·理查德，对一个问题深感不解:为什么社会还是“有序”的？他最后给自己的解释是——

“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人抢劫富人。今天这个问题有了答案:每个村都贴了告示，宣布省长下令任何人抢劫，乡镇长有权当场惩罚抢劫犯，所以犯罪现象出奇的少。每个人都听天由命，我唯一看到人们哭泣的场景就是母亲埋葬孩子的时候。”

但是，李提摩太似乎忘记了山东巡抚的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镇压措施，但仍有人在不断地抢劫大户，他们也希望找一个外国人做他们的领导，充当保护伞。

3.天灾背后的人祸:鸦片遍地，造成山西富户无粮储存

蒂莫西·理查德没能窥见山西人不抢大户的真正原因，因为他不了解饥荒的真正原因。虽然持续干旱是饥荒最重要的原因，但人为灾害的重量也不容忽视。

1859年，清廷颁布《地方药税征收条例》，使中国鸦片种植合法化。仅仅十多年后，山西农民“放弃了一半的土地去种植罂粟”。因为罂粟比粮食更有利可图，“罂粟往往种植在肥沃的稻田里，而粮食则在贫瘠的地区被逆转”。到光绪初年，山西已成为当地重要的鸦片产区。比如，按照建议刘恩普的说法，山西的情况是“良田几十万顷，树少庄稼少”。当时，人们估计:“由于罂粟盛行，每个县的田地里种植的罂粟不少于三四棵，应该占全省土壤田的15万公顷”。张之洞还说:山西到处种鸦片，“但是没有县”。

由于大量耕地和劳动力转移到鸦片种植，山西省的粮食产量迅速下降。对于“蒂莫西·理查德的问题”，当年的《宣言》实际上给出了答案:

“自从山西广泛种植罂粟以来，粮食生产越来越少，人民没有任何掩护。说到旱和旱，看到就奇怪了。这仍然是有害的，不是因为罂粟。谁信？”

虽然鸦片种植在山西的传播最强，但这并不是山西独有的现象。河南和山东都是重灾区，也是我国重要的鸦片产区，但种植规模略低于山西。

这种不正常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人们在饥荒时期很难找到大型储粮户。自然，李提摩太很难看到他预想中的抢劫山西大户的场景——而且，李提摩太到达山西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饥荒，山西的少数大户已经被抢劫了。

谢家福的“抗倭大业”

回到开题:一场波及数亿人，覆盖整个中国北方，饿死人的大饥荒引发了无数暴力事件。但历史编年史上没有值得一提的“农民起义”。原因是什么？

如果把“起义”的定义简化为“有政治诉求的针对当局的暴动”，这与单纯为了满足饥饿而针对富人的“劫大户”不同，那么这个自相矛盾的问题或许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中，中国的士绅和士绅——传统农业和中国底层社会的直接集成商在哪里？他们和谁站在一起？

1.“纪律压倒穆威廉！”

1877年农历二月下旬，苏州绅士谢家福刚刚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护送一群饥饿的南方人返回原籍。在回家的路上，谢家福听到了以蒂莫西·理查德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正在山东帮助救灾的消息。一种似乎是“天生”的敏感立刻让谢家福紧张起来。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

”深恐敌宠，异端不能无动于衷。顾是弱者，他无法挽回。他很担心，很难为自己说话。"

在这样一种“苦”的情绪控制下，谢家福立即给一群他很熟悉的江南士绅写信，强调外国人在华救灾必须采取措施。谢认为:西方人在山东救灾，打着帮助邻居的幌子，暗地里却在图谋清理人心。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恐怕会导致人心的丧失和异端的猖獗，最终将是中国的一场大灾难。

谢的进一步建议，救灾要和外地人竞争，“跟着救灾走”，跟踪外地人救灾的路线，以救灾对抗救灾，不足以防止外地人欺骗中国人的民心。谢认为，这件事是所有有良知的爱国文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为此他慷慨地写了一首诗:

兵凶之后，对国计民生有什么可惜？安德鲁救济金三十万，管教压倒了穆伟连！

穆威廉和李提摩太一样，都是西方传教士在山东的代表人物。

2."孩子饿死还是小事一桩."

在谢家福看来，抵制外地人通过赈灾收买人心，最重要的是和传教士竞争收养受饥荒影响的孩子。他在1877年5月4日给他的朋友李今庸的信中写道:

“在东部省的灾难之后，有无数的儿童流离失所，其中有数百人被其他家庭收养。偷人心在外，异论横行，对邹鲁来说是天大的灾难……”

在“严峻”的形势下，谢的观点是“急则治标”。这个“目标”就是孩子。原因是孩子因为智力和情感的不足，更容易被别人蛊惑。谢兴奋地写道:看到这些孩子被外国人赶进了“陷阱”，他们再也不能是一个新人了。但是，有血有肉的人，“可以没有锥心没有毛，想办法补救！”

这一倡议在文学界得到了普遍认可。比如苏州士绅袁穗给谢回信说:西方人想收养饥荒孤儿，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能多领养一个人，那么少一个人加入教学，功德就特别大了。

再比如，另一位名叫尤春脱衣的绅士在晚会上发言:

“孩子饿死还是小事，为了天主教把他们引诱走才是大事。是否能领他们出厅也要考虑，不过事情很好。”。

3.“哥哥的行为是针对敌人的，不是为了解脱。”

在士大夫的支持下，谢家福开始了救灾行动。但谢本人并不认为是他发起的救灾活动。在给朋友的信中，他郑重声明:

“哥哥的这种行为，不是为了解脱。对于解脱来说，仁就是心，当你想亲仁人时，敌人只会知道仁义，而你虽然捐到了顶，却不会理会。”

意思是:我此行的目的是抵御蛮夷，而不是赈灾；救灾讲究仁；反抗外国人讲究正义。为了正义，我愿赴汤蹈火。

这一说法赢得了知识界的高度赞扬。例如，上海的鲍先生写了一封信，赞扬谢从黑暗的“兽之地”拯救了许多孤儿。这种行为是一个伟大的壮举，谢的行动已经证实，世界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鲍说，他愿意和谢并肩作战，抵抗彝族人民。

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谢石经常通过“抵制外国人”来鼓励自己:

“我们不能忘记在生活中消灭野蛮人的野心，...但是如果我们错过了对方，我们将生与死。世界上不需要这个人，顾颉也不一定要有这个孩子。”。

谢在山东的活动，基于“敌敌洋人”而非“赈灾”的理念，高度集中于救荒儿童的收容。有人建议用这笔资金成立一个粥厂，解决青州灾民的燃眉之急，但他们拒绝了。谢认为，青州原有的粥厂已经停工，灾民的处境十分危险；但是孩子和大人不一样。孩子懵懂无知，无法理解饥饿小，耻辱大的春秋正义感。不能要求他们像成年人一样有意识，为了过节而慷慨赴死。因此，有限的资金应优先用于救助儿童。

谢在日记中说:我对上面的决定“心安理得”，没有负罪感。

4.士绅“抗倭大业”的成效

在各种场合，谢家福反复说明“敌防洋人”比“救灾”更重要的思想。例如，1877年6月22日晚，谢去拜访几位上海绅士，解释教会收容中国儿童的危害。其中一个为教会筹集救灾资金的人为教会辩护，认为耶稣会和天主教不应该混为一谈，用棍子打死。顿时引来了谢的激烈反驳:

“某派的运营者与门派的好坏无关，而是着眼于中外界限。山东灾民被外国人救助三个多月。几乎只有外国人知道，中国不知道。你很会输。如果你能固化逝去的人们的心，培养国家富强的力量，你将是一个伟大的忠臣和正直的人。如果你也反过来为教会筹款，你是叛徒吗？接受教会救济的人，必然会皈依外国宗教，不再是中国人。最可怜的是那些男生还没有开悟。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些，看着他们掉进教堂？朱说，虽然生而不靠自己，但他不会为和平而死。因此，我的观点是，拯救落入教堂的孩子远比解救受害者重要。”

谢家福对洋人赈灾活动的抵制，代表了当时中国文人的主流意见。这从谢得到的广泛支持就可以看出来。

这种反抗也在清廷高层盛行。例如，1878年4月，河南学者屈听到洋人赈灾的消息，立即奏辞指责洋人“居心叵测”。目的是利用我的“民忧民困”，借机“清理人心”，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阴谋。清廷接到奏折后，立即指示山西、河南两省诸侯，要求他们“开导并设法劝阻外地人进入灾区”。

在士绅的鼓动下，部分受害者也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洋人救济的情绪。比如光绪三年，山东长乐县灾民“领洋赈”；山东省乐安县灾民“愿意饿死，外国人不给救济”。河南部分灾民拒绝接受救济，帮助当局传播传教士的“险恶”理论。对此，西方人曾在《宣言》中这样描述:

“河南本地饥民不懂事，又不肯收牧师给的银子，说明西方牧师是想收买人心，吸引人来教，所以给我钱，小心别落入操作。给对方一个戒指，但是没人要。又模仿铁泪图式，搞各种恶，“教士诱人教，所以虐。还有很多贴纸迷惑人心。该省的官方宪法没有错。"

能够模仿《铁血泪图》制作海报并广泛宣传，必须有知识分子的参与，也就是河南地方士绅和士绅。

尽管如此，传教士还是多次试图派人去河南救灾。但结果是:当地人民和政府不允许他们留下来，更不允许他们以任何方式参与当地救济；并声称如果他们不离开河南，他们的生命将处于危险之中。河南的反宗教情绪远比外省强烈——开封居民听说传教士华国祥等人已经到了，甚至贴出“宁吃肉不吃小米”的告白；甚至有一所大学罢工，宣称“要和西方人斗争”。最后，传教士不得不放弃了对河南的救济计划。在整个“丁午黄奇”时期，河南几乎不允许西方人在其境内分发任何救灾物资，地方乡绅和当局的通力合作可谓功不可没。

5.为了消灭“农民起义”，传教士们“功不可没”

西方传教士投身于“丁午黄奇”的赈灾活动，自然有促进教会发展的意图。山东的救灾活动对教会的发展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后，传教士们自然决定将救灾活动扩展到河南和山西。

政府和人民对外国宗教的排斥不是偶然的。对于朝廷来说，已经有太多的教案让大清国焦头烂额；对士绅来说，“联防中意”是一种很大的荣誉感，对受害者的救助也是不小的举措。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这场可怕的饥荒中，最终没有出现反对当局的“农民起义”，传教士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是因为他们的救灾活动削弱了社会矛盾，而是因为他们和他们的救灾活动完全转移了灾区和非灾区士绅的矛盾方向。他们取代了朝廷，成为士绅眼中的“头号敌人”。农民暴动没有士绅参与，底层资源整合能力不足，无法提出合理的利益诉求，其结局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