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淳之治：谁是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 乾淳之治：谁是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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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淳之治：谁是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 宋孝宗吸取秦桧长期位居宰相，形成盘根错节势力的教训，大大缩短了宰执的任期。他时刻提防宰执发展个人势力，结成朋党。他还十分严格地遵守外戚不预政的「 ”家法”，成功地防止了诸如后来韩侂胄、贾似道以外戚擅权揽政的局面。在宰执集团内部的的关系上，他也力图使参知政事成为牵制宰相的力量。 北宋初年，参知政事的设立确实起到了分割削弱相权的作用，而且宰执间议论政事，「 ”自相可否，或至面相切责，退不相衔。” 自「 ”元丰改制”后，参知政事废而不置，其职事归中书、门下侍郎和尚书左右丞，成为宰相的属官。南宋后虽复置参知政事一职，但其地位权力和作用，已不能和初设时相比。 此外，宋孝宗还加强台谏官的监察职能，其主要目标是针对宰执集团，尤其是宰相。首先他将台谏官的任免权，控制在自己手中，切断宰相与台谏官之间互相勾结，倚为鹰犬的关系。 宋孝宗勤于理政在南宋诸帝中是出类拔萃的，用他的话说就是：「 ”蚤夜孜孜不敢怠惶，每日灵时已无一则自事，思日：岂有未至者乎? 则求三两事反复思虑，唯恐有失。”以致在他禅位给光宗的前一天，还在亲自任免官吏。通过对宋孝宗理政方式的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在他日理万机，事必躬亲的背后，隐藏着对大臣百官的不信任，有唯恐被蒙弊的担忧。 深得人心的举动，在宋高宗仍在世时平反了岳飞冤狱。绍兴三十二年宋孝宗登基之初，便打着宋高宗的旗号，下诏：「 ”追复岳飞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当年十月，又颁发正式文告，宣布追复岳飞「 ”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实封二千六百户”的待遇。隆兴元年，经岳飞家属要求，给还了岳飞原有田宅。淳熙五年，应岳飞之子岳霖的要求，发还了宋高宗写给岳飞的全部「 ”御笔”、「 ”手诏”。 在军事上，整军兴武，宋孝宗在五年间，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还积极选拔将领，自己也学习骑射，因此，南宋的军队战力有很大的提高。 南宋当时的政局是需要不断的扩充军事力量，在内地和边防增招兵员。鉴于养兵费用浩繁，宋孝宗大胆改革军事制度，在全国推行义兵制，即「 ”籍民家三丁取一，以为义兵，授之弓弩，教以战阵，农隙之时，聚而教之。”义兵制就是寓兵于农。义兵既不脱离生产，又不荒废教阅，既壮大了军事力量，又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当时，四川地区共有义兵五万三千人，与等额官军相比，每年节省财政开支六七百万。采取义兵制也是迫于当时国家的需要，一方面军事力量不足，难以抵御外侵；另一方面国内经济尚需发展，百姓不富裕，财政压力大。因而，只能采取这种能不得已的「 ”两全之策”。 宋孝宗非常重视军事人才的选拔，像选拔文官一样，要求各地荐举将领不受等级和数量的限制，经武举考试合格者，还必须到军中熟悉军政七年，枢密院设置诸军大小将领的花名册，以备随时抽验考核。 宋孝宗即位次年，改元隆兴。这年的四月，宋孝宗授意张浚筹划北伐。五月，张浚派遣濠州李显忠渡江出击。先后收复了灵璧，虹县等地，继而又攻陷了宿州。后孝宗任命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金军左副元帅亲自率兵来攻，先被李显忠击退，后又调兵前来。但此时的邵宏渊按兵不动，还企图动摇军心，有些参战的将领还带兵临阵脱逃。李显忠孤军奋战，终是难支，只好趁着夜色撤离宿州。金军乘势掩杀过来，宋军大败，死伤不可计数。 隆兴二年北伐失败后，金世宗为了达到「 ”以战促和”的目的，发兵南下，先后攻占楚州，濠州，滁州等地，并准备渡江南下。在这种情况下，宋孝宗同意议和，这年十月双方签订协议。这就是历史上的「 ”隆兴议和”。 第一次北伐失败后，宋孝宗想要再次北伐。乾道五年八月，宋孝宗召虞允文入朝，升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掌握军政大权。虞允文一方面在财力、物力、兵力上积极为北伐作好准备；另一方面他建议宋孝宗遣使赴金，要求修改隆兴和约中部分侮辱性的条款，一是要求金朝归还河南的宋朝帝王陵寝之地，二是改变宋帝站立接受金朝国书的礼仪。对于宋孝宗来说，这两条在他内心早已视为奇耻大辱。因此，他立即同意虞允文的建议，于乾道六年五月，派范成大出使金国，提出归还河南陵寝之地和更改接受国书礼仪的要求。但金世宗断然拒绝了宋方的要求，金朝群臣也都对南宋破坏和议愤愤不平，尽管范成大与金人据理力争，毫无惧色，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要发展经济，首先要减轻人民的负担。宋孝宗不仅屡次下诏减轻人民负担，而且也注重实效。譬如，南宋初年以来，经常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 ”预催”。夏税虽然规定是八月半纳毕，而主管税收的户部却规定，七月底以前就要送到首都临安。到宋孝宗时，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送到户部，各地必须三、四月就要征收。而此时农作物根本没有成熟，朝廷虽然多次下诏禁止，但户部并不执行。因为每年四、五月间靠预催到的六十一万贯，折帛钱供开支使用，若不预催，「 ”恐至期缺误”。淳熙四年，宋孝宗得知后就说：「 ”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于是，参知政事龚茂良提出，将户部原先每年八月向南库借的六十万贯钱，提前到四月上旬借用，「 ”户部自无缺用，可以禁止预催之弊”。宋孝宗随即下诏，此后必须按照规定时间收田赋，违者劾奏。拖延多年的预催问题在宋孝宗亲自干涉下终于得到解决，以至这一时期「 ”民力少宽” 宋孝宗经常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 ”勉农桑，尽地利”，指出「 ”水利不修，失所以为旱备”。而且，注重水利的实效，譬如，孝宗在淳熙二年指出：「 ”昨委诸路兴修水利，以备旱干，今岁灾伤，乃不见有灌溉之利，若非当来修筑灭裂，即是元申失实”，并对江东路失职官员给予降官以示惩罚。「 ”水利之兴，在在而有，其以功绩闻者既加之赏矣，否则罚亦必行，是以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虽不无夸张，但大体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世界上最早由国家发行纸币，还是高宗末绍兴三十年的事。此前的纸币是四川地方发行用于四川地区。会子是用楮木皮造的纸印制的，也称楮币，或只称楮。隆兴元年，宋孝宗即位之初，即下诏将会子加盖「 ”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以表明是由朝廷户部发行的纸币，增加权威性，以促进流通。宋孝宗对会子的发行十分关心：「 ”楮未至于滞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以给之；楮未至于轻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未至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在之数。故赵雄谓圣虑深远，不复增印，民间艰得，自然贵重而楮币通矣。”这就是对宋孝宗纸币政策的评价。由于政策恰当，保持了纸币币值的稳定与流通，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宋孝宗时社会经济繁荣兴盛的反映。 轻徭薄赋。宋孝宗在取消无额上供钱时说：「 ”既无名额，则是白取于民也。”又如遇到灾荒，宋代例将当年税赋移到丰收年，分为二或三年补纳；他还说，既是灾荒，不应再收税赋，下诏不准到丰年再补收。福建路兴化军自建炎三年起，每年以「 ”犹剩米”为名，额外征收二万四千多石供应福州，孝宗于乾道元年减去一半，至乾道八年又将剩余部分全部减免。又如徽州自唐末五代初，陶雅任郡守时，增收的额外「 ”科杂钱”一万二千多缗，一直沿征了二百六十多年，直到乾道九年才免除等等。 宋孝宗一改北宋后期与南宋初期，树一派打一派的学术政策，他对主流学派王安石新学及新兴起来的程朱理学，采取兼容并蓄、共同发展。宋孝宗虽也对新学有一些微辞，但对理学派攻击新学推崇理学却并不支持，如乾道四年，太学录魏掞之攻击「 ”王安石父子，以邪说惑主听，游人心，驯致祸乱”，「 ”请废王安石父子从祀，追爵程颐，列于祀典”，宋孝宗不仅不予理会，还将他贬出为台州州学教授。 沉寂了三十多年的苏氏蜀学，在宋孝宗即位后重新兴起。宋孝宗为苏轼文集作序赞扬，并追谥苏轼为「 ”文忠”、苏辙为「 ”文定”，追赠苏轼太师，对苏氏蜀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正是宋孝宗倡导的百家争鸣、共同发展的学术环境，才使得五十八岁的朱熹，在淳熙十四年也不得不说：「 ”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 在随后举出的诸子中，不仅有理学派代表人物，也有新学派的王安石和王雱，以及蜀学派的苏轼。由于有这样的社会环境，才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人学者，正如南宋末年着名学者黄震所称许的，孝宗干淳时，「 ”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其时，不仅有着名的思想家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还有着名的文学家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着名词人辛弃疾等，他们都活跃在宋孝宗时期。 南宋王朝自建立以来，一直在金国的威胁之下，此时的南宋，内部问题多多，士风日下，吏治腐败。官俸和军费占了国家大量的财政收入。高宗朝政府加重税，又使农民造反。绍兴三十二年，宋孝宗即位后，颇欲有番作为，他给岳飞平反，又将秦桧时期制造的冤假错案，全部予以昭雪。重用主战派，并且整顿吏治，积极备战。 北伐失败后，也就是宋孝宗在位的后期，他在内外政策上都转向平稳，当时，政府重视生产，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牛马遍野，余粮委田，国家繁盛富庶、人民安居乐业，出现了南宋中期的太平盛世。史称「 ”乾淳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