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办学的目的 孔子办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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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被称为历史常识中最早的平民教育家，说他的“教无一例外”的思想改变了当时教育只属于贵族的传统。这种说法很难成立。
首先，没有证据表明人类最早的教育起源于贵族。相反，最早的教育大多起源于牧师和其他神职人员。中国人叫吴士，吴祝。这些人大多神秘而谦逊。孔子自己的本源“儒家”，也就是葬礼上的小号手，也是神职人员的一种，证明了文化和教育与巫术、祭祀有着密切的关系。神职人员最早的知识来源于职业便利。所以，教育从一开始就是神秘的，低人一等的，不是上流社会专属的高雅的东西。孔子自己的办学经验证明，他的教育对象主要是想当官但不当官的普通人。这些人看了书就被称为“学者”。也就是说，教育从来都是对平民开放的，孔子没有必要开什么先例！孔子对教育真正的贡献是第一次收费教育，他和同龄人有过激励竞争。比如邵正茂的学术图书馆导致他的“生意”三次亏损，以至于他当官后杀了这个人发泄仇恨。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孔子大概是第一个把教育变成产业的人。他的“教学无一例外”可能只是市场竞争中的一种激进的竞争手段。他的书院“兴坛”绝不是雅典书院，不是一个探索知识、追求真理的地方，而是一个交流信息、建立人脉网络、共同谋求出人头地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当代中国人可以理解，这绝不是正规的大学教育，而是面向官员和企业家的高成本MBA课程。
我觉得这种教育传统带来的弊端远大于优点。孔子及其弟子不是简单的师生关系，而是一个基于利益的职业政治家群体，或多或少像一个流亡的“政党”到处寻找机会。一开始可能是一些学生的学费支持了孔子，为他提供了与政治人物接触的“启动费”。直到最后，可能还是会有一大批学生来这里扮演“付费客户”的角色。所谓“三千弟子”就是指这样的人。而他最亲近、最有影响力的弟子，所谓的“七十二贤”，则完全不同。他们可能一起分享孔子的学费收入，当然也分享孔子的工资收入。说得通俗点，他们是孔子养大的。他们想利用孔子的名气来获得职业发展，孔子要靠这些学生的支持才能变得强大。其实很多学生都是孔子推荐当官的，比如鲁兹、冉求、自贡；同样，这些弟子一旦当官，也不能忘记帮助老师。孔子最后回到鲁养老。正是由于冉求在稷下为官立功，才被召回。正是因为这个利益纽带，那些人追随了他十年。其实这些人没什么好学的，也没什么好学的，不过是绑在一起的帮派罢了。纵观中国历代，直到今天，形成政治集团的原则往往不是政治纲领、政策，甚至不是政治利益，而是血缘、地缘、师生情。孔子与学生的这种关系，是师生组成的政治集体纽带最早的例子。科举制度兴起后，就更严重了。以参政议政为目的的教育机构，远远不能满足现代文明的需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被现代文明视为“教育”这个行业的创始人。我更愿意把他理解为中国古代“朋党”的首领。朋党与现代政治中的政党也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政党是在共同的政治目标下，为了获得明确的政治利益而形成的具有程序和规则的政治组织。与朋党不同，他们可能有一定的利益取向，但总是隐隐约约掺杂着个人的道德评价。组成朋党的纽带不仅与血缘、姻亲、地缘老乡有关，还类似于孔子与弟子的师徒关系。这些人之所以聚在一起，不同于其他群体，主要取决于上述的人际关系，这些人际关系更多的是基于感情，而不是明确的利益或理想。所以，他们推崇自己的领导的原因，和他们对抗自己对立面的原因，都有着同样强烈的情感色彩。在赞美自己的领袖时，很少看到对其政治见解的信仰，大多是赞美他的“道德文章”。在攻击对立面时，很少看到对其政策、方案、行政后果的理性批判，大多是对其为人处事风格的人身攻击。简而言之，自己的帮派是“君子”，别人的帮派是“小人”。本来应该很清楚的利益问题，最终演变成了模棱两可、极其情绪化的人际纠纷，不仅出现在政治上，也出现在各种社会团体，尤其是学术团体中。事实上，中国几乎没有真正的学校，只有不同原因形成的小群体师生。这些小团体区别的主要标志不是某个理论，而是谁是谁的弟子，谁对谁的态度。这一切都类似于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组成的谦虚稳重的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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