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午门 故宫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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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由于位于正南方，而“午”在十二地支中恰好代表该方向，故名午门。明清两代，每年腊月初一，要在午门举行颁布次年历书的“颁朔”典礼。遇有重大战争，大军凯旋时，要在午门举行向皇帝敬献战俘的“献俘礼”。明代皇帝处罚大臣的“廷杖”也在午门举行。每逢重大典礼及重要节日，都要在这里陈设体现皇帝威严的仪仗。民间传说中所谓“推出午门斩首”亦指此地，但把如此重要的地方作为杀人刑场是不可能的，此说显然不合史实。引自《午门》。 鉴于午门是紫禁城中人们最为熟悉的建筑之一，故而对其用途与建筑特色，本文无须赘述。下文拟从国立历史博物馆对午门的利用、谢辰生与午门城楼保护、午门城楼的修缮与展厅设计等主题出发，关注清朝灭亡之后对于午门城楼的保护与利用。 一、国立历史博物馆对午门的利用 1912年7月9日，国立历史博物馆成立筹备处，馆址选定在国子监。1916年12月，教育部因国子监馆址“地处偏僻，屋舍狭隘”，致函内务部，要求将端、 午二门一带拨归教育部，作为京师图书馆、历史博物馆馆舍： 查午门之上，计正楼一座，角楼四座，边楼两栋，建筑崇闳，地基宽敞，以之改设京师图书馆均属适宜，本部深表赞同，惟端门仅门楼一座，孤悬无薄，与午门相距长远，并不联属，以之拨克馆用，似不合用。至于修茸之法与往来交通之途，应如何办理，相应咨请贵部先行派员到部详加筹商，俊协商决定后再行将呈稿会画，咨还贵部，以凭缮正会印呈递等因到部。查本部原咨及所拟呈稿，虽专以改建图书馆为局，惟本部计划将来博物馆等，亦拟建设其中，必须包括端门一带地方在内，方呈敷用。 1917年1月8日，教育部、内务部会呈大总统： 请将端门、午门一带地方拨归教育部，……兹查有端门、午门一带地方，位置适中，门楼高敞，于设立图书馆，收藏观览，均极相宜。现在共和时代，此项阅伟建筑废弃无用，殊为可惜。拟请为午门、端门两门楼及端门内左右旧朝房，一并拔归教育部，咯为修葺，以午门楼为京师图书馆，端门楼为历史博物馆，将来网罗五洲之文献，搜藏四部之菁英。首善之区，覃敷文德，四方观厅，万国具瞻。实于教育前途大有样益。惟午门楼内原存旧刊经史书版甚夥，应挪存端门内旧日朝房。拟由内务部移交教育部，清查选册，令京师图书馆保管，期免散佚。所有端门内左右旧朝房计一百余楹，除存储旧书版暨两馆应用办公地方外，嗣后遇有公用时，仍得由两部商酌匀拨，随时应用。但端门、午门一带，在天安门以内，现在既拟设置图书馆及历史博物馆，阅览人数必多，并拟将天安门及阙左阙右两门一律开放，车马仍不得入内，另由该馆自备人力车辆来往其间，庶于便利交通之中，仍寓避绝尘嚣之意。事经两部往复咨商，意见相同，理合会同，呈请鉴核，令准施行。再此呈系由教育部主稿，会同内务部办理，合并陈明，谨呈大总统。 1917年1月12日，大总统指令第60号：“呈悉，应即照准。此令。”批准了将端门、午门拨归教育部设置京师图书馆、 历史博物馆的请示。 得到民国政府批复后，教育部开始逐步接收端门、午门、端门内朝房及存于其中的旧刊、经史、书版。 1917年1月，教育部与内务部开始办理交接于续。1917年1月26日，教育部致函内务部：“午门一带地方拨归本部……，业奉准在案，所有该处房屋及存储书版各项目，应各派专员定期接洽，以便点收。” 同年2月，内务部派“佥事吴承湜会同贵部接收员陈任中、彦德办理点交事宜，“兹据该员呈称，本月五日午后一时，会同教育部接收员至该处重行查勘，共计门楼两座，旧朝房及门厅一百一十六楹，全数移交教育部接收等语”。 教育部接收午门、 端门一带地方后， 对其进行了修缮。1918年7月23日， 教育部第五二号令，要求历史博物馆单独搬入端门、午门。 查京师午门、端门一带地方，前经会同呈准拔归本部，分设图书馆及历史博物馆之用，当经筹款派员估修在案。现在午门上下业已一律修缮完竣，察勘地势于筹设历史博物馆尤为相宜，应即先将旧时国子监内所设筹备处陈列物品暨敬一 亭所藏历朝红本文件移置午门楼上，赶速清理，分别部居，妥为陈设，庶便观览。仍当广为征集关于历史之图籍、金石、一切古器，随时庋藏，俾臻美富，而资考览，此令。 1918年9月16日，历史博物馆奉命“将陈列物品暨历朝红本文件陆续移运午门，分别设置，现已一律完竣，理合呈报大部鉴核备案”。 历史博物馆迁往端、午二门后，博物馆的各项事业初步开展起来。经过紧张而充分的筹备，国立历史博物馆于1926年10月10日正式开馆。开幕展览历时四周，发放参观券数万张，分赠各界，参观券分为红、黄、蓝、绿4色，时间为每日下午1时至4时半，星期日不休息。同时，因历史博物馆“困苦经营，已有数年，迄今始勉藉个人捐款，宣告成立，缔造不易”，故不举行展览开幕仪式，不设茶点招待来馆嘉宾。 博物馆馆合当时包括端门和午门，共计开放10个陈列室。开幕展览按类别分室：第一室为售品存贮，除发售旧有的拓片及《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外，还分类发售新印物品、风景、摄影明信片等；第二室为金玉室，其中添置展柜，分类展出；第三室为刻石室，展出六朝、隋、唐代的刻石；第四室展出教育博物品；第五室展出明清档案、国子监旧存文物、明器及模制物品，这一展室中部陈列周代彝器及国子监旧物，东首展出明清档案，西首陈列汉唐明器、模制器具、古代舆服等；第六室展出针灸铜人、杂器及寄陈物品，其寄陈物品中，除旧存各处捐赠者外，还包括日本收藏家小林胖生所藏的3000余种古矢镞；第七室为兵刑器室，第八室展览发掘物品，如博物馆历次在河南、直隶、湖北等地发掘所得的出土器物，这一陈列室新置展柜，将展品分部陈列，并将发掘地点绘制详图，以资考证；第九室为模型图表，包括历代沿革、地理模型，以及各项图表，如新制盛唐至清末地理沿革模型8幅，绘制各种历史图表多帧；第十室为国际纪念品展室，如展出意大利赠送的飞机。开幕展览布置及陈列方法的尝试，均经“审慎考虑，务求合于博物馆之设备”。在展览举办期间，博 物馆还将端门、阙左门、阙右门一并开放，避免参观人迂回道路，耗费时间。 展览开幕之后，每日参观人数无不过万，国立历史博物馆所印的参观券也很快分配完毕，所回收的参观券不够转发之用，于是就加印新券，以资周转。为了扩大宣传并增进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还专门组织院校学生参观展览。10月15日，西城两级女子中校教职员工率领120余名同学徒步到馆参观，时任博物馆执事、馆员裘善元就曾亲自出面接待，并对展出物品逐一进行解说。 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开幕展览引起了当时社会的极大反响。学者徐风陶曾在参观展览后赋诗一首，对展品进行了详细描述：“午门开博物，两阙耸巍巍。中藏历代宝，世人所见稀。帝王貌赫奕，将相骨嵚奇。诏谕文诘屈，奏疏字珠矶。玉玺金绶，印纽绾阴龟。币值启秦汉，方孔以圆规。服制盛周礼，博带而宽衣。战伐持弓箭，交易包贝皮。度量观秤尺，礼器觇鼎彝。 错杂殷商筒，骈比晋魏碑。 一一入吾目，遍览靡孑遗。 莫叹文献缺，应共史编垂。”诗中对展品的描述不可谓不细，而这种观展感受的抒发，很大程度上也会引发尚未观展的各界人士的参观欲求。同时，这次展览不仅引起了国内各界对中国文化的关注，而且很快享誉国际学术界，开始陆续接待重要外宾来访。10 月23日上午9时，瑞典皇储及皇妃偕同公使与公使夫人、安迪生等9人来馆参观，历史博物馆主任徐协贞与馆员袭善元、罗黼负责接待。参观过程中，裘善元担任翻译，首先带领皇储进入第二陈列室，工作人员均逐一开柜展示，皇储每看一件文物即详细询问来源，其中有一尊北魏铁质佛像，上镌有“阿”字，皇储问是何意义，馆员罗椭答为“印度文总持一切之谓”。参观完这一陈列室，皇储感叹：“中国玉石为世界之冠。” 之后，来到第三陈列室，皇储对北魏光林寺静妃造像、西魏比丘尼造像等数次称赞，徐协贞主任将部分石刻拓片赠送给来宾。在参观第 五陈列室时，皇储最为赞许，认为系博物馆中展品的代表。参观完十个陈列室，皇储又在午门城楼绕行一周， 并拿出相机拍照。 皇储一行于当日下午13时5分出馆， 临行时对馆员裘善元表示：“贵馆洛阳、巨鹿所掘古物，最堪宝贵。” 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开馆并策划举办开幕展览，使其很快成为当时开启民智、普及科学知识、丰富文化素养的重要场所。开馆当月，博物馆参观人数即达45020人次。至1926年11月7日止，开幕展览共计接待观众185714人次，占当时北京全城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日平均参观人数为 6404人次，可谓盛极一时。11月8日，因“双阙巍峻，殿宇高寒，冬季参观，殊多不便”，展览暂停开放。 因为藏品的增加及天气逐渐和暖，根据安排，“历史博物馆春季展览会”于1927年4月6日如期到幕，这是继1926年开馆展览之后而向社会开放的第一个定期展览。此次展览至4月10日止，展出时间为每日下午l时 至5时，每张参观券收大洋l角，以 使更多的普通观众可以来馆参观。“历史博物馆春季展览会” 在展品方面有如下几个亮点：戊戌政变奏本，包括康梁六君子、孙家鼎、张荫桓、王照等人撰写的几十份章奏，均被各当事人认定为原件且加以题跋；展出外交部移送给历史博物馆的国际会议旧印，包括驻外出使大臣、海牙和会、太平洋会议等许多重要的废印；博物馆正中殿东面展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印”、指挥使长方铜印和秘书厅的方铜印3颗；除“戊戌政变奏本”外，新增加各种奏折，包括“洪承畴经略西南密揭帖”等。由此看来，定期展览展出了大量新征集的近现代文物，且展品均得到细致且科学的考证。 “历史博物馆春季展览会”结束后，博物馆便开始着手制定《长期开放办法》。4月14日，《长期开放办法》向社会公布，规定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下午1时至5时为开馆时间，参观券仍旧只收大洋1角。据统计，截至1927年年底，历史博物馆展出陈列品为2600余件，其中包括中外各机关和个人寄陈物品700多件。 此外，配合展览的模型及图片有模置古器物18种，自制历史图表30多种，历代疆域大模型8种，各种古迹、古物影片1000多种，幻灯片全份。在展览设计方面，历史博物馆参照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和美国斯密苏尼恩博物馆的方式，展品说明为中英文并用。 国立历史博物馆开幕展览之后举办的定期及长期陈列，立足于阐扬文化、 开启民智”的功能定位，凸显出现代博物馆的社会功能，进而彻底打破了原有文物的封闭性与神秘性，使普通民众有平等享有历史文化资源的可能。这既是博物馆作为社会公益机构的本质要求，也是博物馆展览工作的有益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近代博物馆展览制度的创建与成熟提供了借鉴。随着展览影响力的扩大，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展品征集工作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所征集来的物品被及时地补充到陈列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又促进了博物馆专业水平的提高与发展。 为庆祝1928年新年，国立历史博物馆于该年1月1日至3日开馆，从4日起，暂时停止展览，整理内部并预备春假时再开放。至4月1日起，博物馆决定以后每逢星期三、星期六和星期日都按时开馆，券价照常。当时中央公园专门开放东角门，添设历史博物馆卖券处，以便观众前来参观。此外，博物馆也会根据具体情况来调整开放时间，如当时因天气逐渐变热，观众上下城楼尤感劳苦，自6月2日起将参观时间改为上午8时至12时，同时中央公园也开放东侧门，以便观众来往。据相关文献记载，1928年6月，博物馆有7个展厅面向公众开放，共计展出870件常陈物品，具体包括：第二陈列室，展出134件常陈物品：第三陈列室， 展出65件常陈物品；第五陈列室，展出367件常陈物品；第六陈列室，展出72件常陈物品；第七陈列室，展出27件常陈物品；第八陈列室，展出204件常陈物品；第十陈列室，展出义赠飞机1件。 随着国立历史博物馆于1926年10月10日正式对外开放，紫禁城内出现了三座博物馆并立的局面。1914 年10月正式在紫禁城前朝部分对外开放的古物陈列所，是北京最早开放的博物馆，也是全国第一座宫廷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创造了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多项第一。但1925 年10月10日占据紫禁城内廷的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古物陈列所的地位和影响开始受到削弱。对于这三座博物馆来说，如何增加展品及馆藏的数量和质量，如何尽最大可能吸引民众参观，就显得尤其重要，由此引发了对所属文物的诉求。古物陈列所与国立历史博物馆对于午门的争夺，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 1930 年1月2日，古物陈列所突然开启午门正门售票营业，并于1月至2月，从公历元旦至旧历春节间三个时段，即1930 年1月2日至1月5日， 1月11日至1月15日，1月30日至 2月5日，共开启午门16天。为招揽客源，古物陈列所甚至在午门两旁横贴标语如“一毛钱可以游览三大殿”、“快逛三大殿只卖一毛钱”等等，还派警役立于门外，叫喊游人，说“三大殿就是金銮宝殿，一毛钱逛金銮宝殿真便宜” 等等，于古都古迹不相符合，有碍观瞻。此举引起了午门的使用者及管理者——历史博物馆的诧异和不满，在1月2日午门首次开放的当天，历史博物馆即派员与古物陈列所交涉。之后，历史博物馆致函中央研究院，请其向内政部交涉解决。同时，历史博物馆以“午门洞开，防范必须周密”为由，自1月4日起停止参观，关闭端门中门，“将午门陈列室栏外加拦铁栅，其马道下低矮墙垣，亦均用铁丝拦起”，于午门前栏起绳索，封锁午门。 历史博物馆之所以对午门开启一事如此紧张，甚至采取非常规手段，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历史博物馆迁入午门、端门一带后，以午门城楼上为陈列室，城下两廊为储藏室，午门三门封闭后，以端门为正门，左右阙门为旁门，从端门到午门的中间区域就成为封闭的院落，午门无异历史博物馆的后墙。午门若长时开启，历史博物馆失其院落，“事将无从维持”。 古物陈列所不顾历史博物馆的反对强行开启午门，主要是因经费紧张，为增加售票计。古物陈列所成立后，参观群众自东华门、西华门出入，但人流有限。1928 年，为便利嘉宾参加在太和殿或太和门举行的北伐胜利庆祝大典，午门正门曾开启一日，民众蜂拥而至，人流如潮。古物陈列所看到了增加观众的希望，于同年9月30日派代表李贻燕等即持函到历史博物馆，要求开午门售票。当时提出的理由是，午门关闭使得两馆交通隔绝，游人为方便，参观过历史博物馆后，“至有跳越午门后铁栏而至本所游览者”，因此提出将午门开启，并在该处由古物陈列所设一处售票室，以方便游人随时购票参观。历史博物馆由裘善元主任出面接待，申明午门开闭与历史物博馆的利害，但古物陈列所以“经费困难，收入薄弱，力请博物馆量为赞助，要求于开馆日期准辟午门后西铁栅门，为彼方售票，以益收入”。裘善元考虑古物陈列所难处，遂慨允照办。从当年双十节开始，每于博物馆开馆日期，陈列所即依约定在属历史博物馆范围内的午门后西铁栅门售票。 但在西铁栅售票，游人仍须绕经午门城楼始可入览，这种不方便必会影响一部分人流，这是古物陈列所不希望看到的，因此才有了1930 年1月开启午门之举。 在古物陈列所强行开启午门之后，历史博物馆一直积极奔走协商，希望妥善解决。1930 年1月8日，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自开封刚一回到北平，便亲赴古物陈列所面访协商此事,又于1月10日，再命历史博物馆郭建勋赴陈列所重申前义。待1月16日古物陈列所关闭午门后，17日傅斯年再赴古物陈列所交涉，并于1月19日双方进行了最后的谈判。 针对古物陈列所为增加售票开启午门的主旨，历史博物馆在既能维护自家院落，又能使古物陈列所的要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其一，在博物馆开馆日，开启东铁栅门为陈列所入口，陈列所将票面交由博物馆代售，这样可以避免此前在西铁栅售票，游人需绕经午门城楼入览的不便；其二，若古物陈列所同意在东铁栅售票，历史博物馆情愿不开馆，让陈列所独自在铁栅售票，使其多吸收票价。这两种方案，于博物馆实属委曲求全了。 对这两个解决方案，古物陈列所并不满意，又相应地提出了附加条件，即古物陈列所要自行在掖门口售票，或在掖门外设一岗位。但掖门为博物馆陈列室入口，较之午门正门更为重要，而“加岗一层势同割让”，也不为历史博物馆允许。这样，双方半月来的交涉未达成一致，谈判陷入僵局，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不久，古物陈列所采取了更为极端的举动。 1930 年1月29日，在得到内政部“午门启闭向由该所管理，原案具在。仰即据理力争，可也”的支持后，古物陈列所底气大增，致函历史博物馆，认为历史博物馆为保护午门旁铜炮而设的铁丝，是 “有意妨害本所售票，阻碍民众交通”，要求其将午门前绳索另行挪移。对此要求，历史博物馆强烈反对，认为此种要求“系属有意侵犯管辖”，“坚不挪移，并在门口加布带刺铁丝网一层”。 1930 年1月30日，得知历史博物馆不会自行撤去绳索，古物陈列所遂强硬派人剪断午门前绳索，“即时开启午门正门，设桌售票”。之后致电内政部，称“职所迫不得已，业将当门铁丝及绳索撤去数尺，特先奉闻” 。 对于古物陈列所的做法，历史博物馆呈文中央研究院，称其“一味高压，不顾公理⋯⋯蓄意侵占，甘冒不韪”。1930年2月12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致信前内政部总长樊象离，陈明历史博物馆与古物陈列所纠纷原委，请内政部公正执事。 在多方压力下，1930年3月26日，内政部训令古物陈列所，“提议两种解决办法，是否可行”。虽言“令饬就近据理商洽，解决办法呈部核夺”，实则承认了历史博物馆对午门的监管权。这一因午门开启引发的纠纷才最终落下帷幕。 午门城门开启的纠纷，关键在于午门城门的所有权问题。 1917年，教育部和内务部会商后， 1918 年7月，历史博物馆奉教育部 52号令迁入午门。对于迁入午门的历史博物馆的管辖范围，古物陈列所和历史博物馆存在分歧。 古物陈列所认为，据当时两部会呈“将午门、端门两门楼及端门内左右旧朝房一并拨归教育部，以午门楼为京师图书馆、端门楼为历史博物馆”，认为当日拨用者明明为两门楼，历史博物馆管辖的范围应仅限于午门楼上、端门楼及端门内东西朝房。而且，两部会呈中称午门正面三门向为古物陈列所的“职所”。南面正门十馀年来由古物陈列所管辖，城门钥匙也由陈列所掌管。所以午门正门由陈列所主管，开闭与博物馆没有关系。 对于这一说法，历史博物馆有更多更明确的反对证据。1917年1月8日两部呈文将午门、端门一带划归教育部后，同年1月26日，两部开始交接工作，对房屋及储存书版进行移交。点查后，于1917年 2月16日咨文内政部，“其午门正门三座，并应一律扄闭，藉清界限”。关闭午门是有据可查的。 至于午门钥匙不在历史博物馆处，并非博物馆未接收，而另有一段缘故。两部点查完毕后，教育部即为索取各门锁钥，于1917年2月16日咨文内政部，“内开查午门、端门，既午门前东西朝房，前经派员会同点收在案，本部现应饬员前往，相度旧有房屋筹定修缮办法，拟请将端门、午门之左右掖门及城楼东西阙门锁钥移交本部，以便随时视勘”。当时各门由护军管理处管理，1917年2月24日，护军管理处答复教育部称，端门、午门、阙门等处锁钥均不归其经管，但查明并函复，午门正门三座锁钥归保安队，午门正面楼锁钥归内部庶务科，午门东雁翅楼左右掖门向无锁钥，午门西雁翅楼锁钥归古物陈列所，阙左右门、端门锁钥归拱卫军转交本木工程处。除午门正门三座锁钥为保安队经管，之后交付驻在太和门的消防队收管，为治安便利考虑，未予接收外，其馀门锁钥都已由教育部接收。午门正门三座锁钥后经消防队转交给古物陈列所。既然午门、端门一带门户完全归教育部收管并由其拨给历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自当拥有午门、端门的管辖权。由此看来，内政部之所以在古物陈列所与历史博物馆对午门的纠纷中不再坚持，实为无奈之举。 国立历史博物馆与古物陈列所的三次纠纷发生于1927年至1930 年之间，而且三次纠纷都以古物陈列所的失败告终，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古物陈列所之所以在这三次纠纷中都没能取胜，除却法理，则与其筹建根源和背景有关。古物陈列所的成立与北洋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倡立者朱启钤历任北洋政府高官，古物陈列所也因此得到了北洋政府的大力支持，其成立的开办费就是北洋政府从美国退还庚款内拨出的二十万元。但也正是因此，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古物陈列所被南京政府打入另册，局面每况愈下。1928 年 6月，南京政府接收古物陈列所，开始改组机构、裁汰冗员、核减经费、清点文物。原来直属北洋政府内务部的古物陈列所，一度改为归南京政府内政部北平档案保管处管理，编制被缩减，所长改称主任，地位一落千丈，影响迅速衰落，从此与昔日的辉煌渐行渐远，并最终于1948年并入故宫博物院，完全迷失于历史的尘埃中。 1949年之后，午门城楼一直由历史博物馆使用。直至1959年7月新馆建成并于两年后正式对外开放，午门才作为旧馆舍被移交给故宫博物院。 本部分内容引自李守义《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舍变迁史略》与《国博往事：午门城楼的开放》、李万万《国立历史博物馆开馆后展览制度的累积》。 二、谢辰生与午门城楼保护 1984年1月17日，相关部分召开会议，通知与会人员，决定将故宫午门作为迎宾的场地，并布置相关准备工作。会上，故宫博物院单士元、历史博物馆张梦雷和文物事业管理局金枫相继发言表示异议，但并未奏效。当2月1日再次召开会议之时，通知了将午门作为迎宾仪式场地使用的正式决定。并布置了涉及文物局及文物保护的几项工作： 1、将午门城楼上的“午门”匾额换成国徽，在城楼上安装照明设施。 2、因午门前广场不平，不能铺红地毯，要求在4月平好。 3、将午门前的东西朝房和东、西阙门旁的部分房间改作休息室。 4、在午门前广场要树立两个永久性的旗杆。 其他一切陈设是活动的，临时用，临时布置。 其后，在国家文物局工作的着名专家谢辰生致信有关部分，对此提出异议。其反对的理据是： 午门外不是个迎宾的好地方，而是封建皇帝过去举行“献俘大礼”的场所。 据乾隆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如遇凯旋、献俘诸大典，皇上御午门楼行受俘礼”，“所以钦鸿贶、崇武功也”。而且举行受俘礼的仪式十分隆重，《大清会典》载其事颇详尽，每次受俘都是 “于先期，工部设御座于午门楼正中。至日质明，内大臣率侍卫咸采服立两观翼楼阶上，护军统领护军立阶下，均佩刀环”。“王公文武各官分班立，均与太和殿大朝礼同”。皇帝出宫时，要“鸣金鼓，奏铙歌”。待皇帝升座后，“受俘兵部官率将校引俘至金鼓下跪。兵部尚书跪奏：平定某地，所获俘囚等谨献阙下。宣旨大臣宣制曰：所俘交刑部。”随即由刑部官械俘出施行。“将校引由天安门右门出。丹陛大乐作，王公百官各就拜位，行三跪九叩礼毕。乐止，礼成，鸣金鼓，奏铙歌。皇帝乘舆还宫。”乾隆平准部，底定回疆和平定大小金川，均在午门举行受俘礼，皆见于正史。《清史稿·高宗本纪》云：“二十五年春月戊申，以西师凯旋。……丁巳，上御午门行献俘礼”即是一例。乾隆历次受俘皆有受俘诗。郎世宁着作《献俘图》，巴黎有铜版印制图片刊行于世。 经过谢辰生的呼吁，有关部门终于取消了将午门作为举行迎宾仪式场所的决定。午门得以完整地保护下来。以上部分引自《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 但此后午门城楼并未得到有效地保护和利用。2001年6月23日，午门前广场举行了“世界三大男高音紫禁城广场音乐会”，这是有史以来在紫禁城内举行的第一个商业演出。此前的6月13日，故宫博物院与中国文化艺术公司签订了《协议书》，双方约定由故宫博物院提供午门广场，保证正常开放以外的部分作为演出场地，演出占用场地时间为2001年6月13日至6月24日，中国文化艺术公司向故宫博物院支付古建租借费、午门古建保养费、经营损失费、劳务费等共计人民币200万元。中国文化艺术公司于2001年6月13日支付100万元之后，拒绝支付其余款项。为此故宫博物院提起诉讼，要求中国文化艺术公司支付剩余的100万元以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共计人民币138万余元。2002年7月22日，此案正式开庭审理。该年9月和次年2月，北京市东城法院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中级法院先后作出一审判决和终审判决，要求中国文化艺术公司向故宫支付剩余款项。引自《新闻背景：紫禁城与午门》、 《故宫中艺为100万反目——“三高音乐会”遗案昨开庭》、 《“三高”演唱会场租纠纷终审 故宫讨回百万赖账》。 2004年10月10日，法国电子音乐演奏家让·米歇尔·雅尔在午门广场举行音乐会，他说：“午门前搭建的舞台是我亲自设计的，要体现出法国文化的浪漫与创新，又要保护好故宫的地面和建筑，所以我们用的材料都很轻且有弹性。舞台上将出现众多的几何图形的背景，圆形、三角形、菱形、圆锥体，这些几何图形在灯光的照射下将变换成各种颜色，风格十分简约。”引自《雅尔献艺午门 不忘保护地面搭舞台净用轻型材料》。 三、午门城楼的修缮与展厅设计 1949年之前，曾于1930年、1938 年两次分别对午门的东西马道和西雁翅楼南北穿堂进行过维修。由于历史博物馆与古物陈列所对午门所有权产生的纠纷，故未能全力展开修缮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故宫博物院组织相关部门人员，召集各方力量对午门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全方位的维修保护。 1954 年，故宫博物院会同多家相关单位对午门进行全面勘察。结果表明，当时午门正东吻下五架梁劈折，东北角梁劈折拔榫，东北、西北角童柱与双步梁间拉扯断裂，东北角梁附近后坡花架椽屋面有悬空下垂，两山面檩木歪闪，桃尖梁拔榫，承椽枋滚倾外闪，西次间后坡下金枋折断……针对这些情况，对午门建筑本身进行了全面抢险加固，将五架梁折断处下加立柱撑固，东北角梁劈裂处和山面歪闪檩条加铁活，内部童柱进行相应拉固。这次大修是建国后故宫对午门进行的首次修缮，为以后午门的维护提供了大量资料，积累了宝贵经验。 1962 年，对午门进行第二次加固修缮。此时的午门，自顺治四年重修以来历经300 余年，大部分五架梁在瓜柱下最大弯矩处出现了垂直断裂，几乎有坍塌的危险。面对残损到如此程度的五架梁，当时的古建专家和技术人员分析认为，如采用通常的更换梁柱法，则需重新组装大木，添配大量椽望，而新换的构件与原有变形的构件难以协调，又势必会对建筑造成损害。因此，经过多番科学严密的论证，大胆采用了夹板式支撑椽架进行加固，通过改变五架梁的受力情况，巧妙解决了因五架梁截面小而承受弯矩过大的问题。50 年后的今天，午门城楼屹立如故，可见当时的加固方法满足了结构受力要求，科学可靠。 此后自1973年以来，故宫博物院平均每隔 5 年即对午门整体建筑进行一次勘察维修，其间或整葺雁翅楼，或重绘外檐彩画，或进行地面翻墁，或做栏杆、墩台修复，始终严格保证午门建筑的结构安全。 2004年暮春，这是故宫“百年大修”系列工程重要项目之一的午门修缮工程正式拉开帷幕。工程分两期进行，一期范围主要包括城台、正楼、东西明廊及午门外东西值房等处。由于上世纪50 年代至 90年代末，曾对午门进行过数次维修，因此午门一区建筑整体布局基本完好，这次大修中对原有的木结构部分基本未做拆装更换。但午门正楼、东西明廊，以及马道、堞墙、宇墙、门洞、墙身、须弥座、城台地面等，却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此次修缮即主要针对这些部分予以加固和维护。 在正式施工之前，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工程负责人员对午门做了详细勘察，进行精密的结构分析，制定出几套工程方案。通过对午门正楼大木的用材和结构验算，证明正楼大木结构处于稳定状态，梁架无需大修大动，只进行现状修复即可。对此，古建部主任石志敏、设计师吕小红谈到：“能小修的绝不大修，能修补的绝不更换，最大限度地保存历史信息。这是我们施工的原则。” 午门正楼的大木健康状态基本完好，但表面局部已见糟朽、开裂。此次采取粘接、镶补的办法进行修缮，外檐下架柱、槛、框装修重做地仗油饰。吕小红特别谈到施工的用料和方法：“我国的《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实施细则》，还有国际通行的《威尼斯宪章》等都规定，对古建的保护要以‘不改变文物原状’为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使用传统材料。” 此次工程所更换的糟朽木构件，均以干洁无瑕疵红松按原尺寸、式样配制。制作中要求尺寸、式样准确，构件平直，榫卯周正，表面刮刨光平，经检验抄平无误后，始可安装。至于“地仗”的做法，也是严格按照油满、血料和砖灰的比例配制油料，再按传统工艺油饰而成，其间不容丝毫的偷工减料。 午门的马道，原为军事防御所建，也是昔日帝王御驾登临举行仪式的上下通道，但因多年绝少行人，更无车马走动，已然渐生杂草。这次大修中将东西马道的杂草逐一清除，还喷洒了灭草剂，一段时间内可防止杂草再生。另外，马道的原有形制应为干摆墙身，但此次在前期勘察中却发现，东马道南侧城墙在先前修整时被砌成抹灰刷红浆，破坏了城台建筑的原有风貌。本着尊重历史，还原真实的原则，重新砌筑了干摆墙身，恢复了东马道的原有形制。 如果说此番午门大修没有“上梁落架”般的大兴土木，瓦作石活也只是 “零敲碎打”，那么对午门正楼外檐彩画的全新油饰，则无疑是整个修缮工程中的最大亮点。 午门一组建筑的外檐油饰彩画是1978 年重新绘制，至今已过 20 多年。油饰地仗局部开裂，大部分龟裂，油皮老化失光，彩画退色严重。这次进行彩画重新油饰，对于建筑的保护和美观而言十分必要。 午门内檐彩画，至今仍为清初顺治年间所绘，属宝珠吉祥草样式。而其外檐彩画，历史上曾进行多次重绘，且每一重饰，都按时代要求和习惯做了不同程度的改动，几百年下来，其原本彩画究竟是何样式已渐成谜团。 众所周知，紫禁城的兴建依《周礼·考工记》而成，其中一廊一宇，一栋一柱无不因礼而来，契合规制。彩画在清代大体分为和玺、旋子、海漫、宝珠吉祥草、苏式几大类别。每类用于何种建筑，同类在同一建筑上如何表现，皆有章法，且等级森严，绝不能率意而为。午门作为宫城正门，又是京城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该不该应用最高规格的和玺彩画？又按照建筑内外彩画形制一致的原则，正楼的外檐彩画是否应同于其内檐的宝珠吉祥草样式？ 为寻找这些待解之谜的答案，故宫博物院会同有关专家多方研讨，详查史料反复论证，最终确定午门正楼外檐彩画的样式为龙草和玺。故宫博物院古建部设计师杨红介绍：“为弄清历史上午门彩画的形制，我们和专家们查阅了大量史籍资料，还曾为此专门到沈阳故宫等地，了解清初建筑风格和彩画使用的规格特点，总之任何蛛丝马迹都不放过。” 目前的结论，主要来自于 1900 年日本学者在紫禁城拍摄的老照片，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午门外檐彩画即是和玺彩画，且从照片上表现的彩画残损程度分析，其绘制时间至少是再上溯 100 年的清代中期。后来的 1922 年和 1934 年，瑞典人《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集》、梁思成先生《清式营造则例》中收录的午门照片，上面纪录的彩画为龙草和玺，但已焕然一新，做工又极粗糙，专家认为很可能是袁世凯复辟时匆忙赶制的。由此可见，至少在清代中期以来，午门正楼的外檐彩画就一直为和玺等级。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前期对午门的勘察发现，东北角亭枋子中心所绘龙纹属高等级的宝珠吉祥草彩画，这表明在清代初期，午门外檐很可能确与内檐一致，即同为宝珠吉祥草样式。但这些残迹为数不多，又没有史料佐证，已不足为修缮的依据。对此，杨红还特别作出解释 ：“顺治初年重修午门时，是清代国力相对匮乏时期，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人力物力兴建宫室，许多工程就此因陋就简。加之当时清朝初定中原，对汉文化的许多方面尚不甚熟谙，建筑中许多地方带有满蒙风格，这些都很难作为修复的凭据。另外，整个紫禁城前朝的主要建筑，外檐几乎都是和玺类彩画，如果午门为宝珠吉祥草，则未免显得不伦不类，与周围建筑不协调。而且，以清代中期的和玺彩画作为修复标准，也体现了故宫百年大修中提到的全面恢复‘康乾盛世’风貌的追求。” 此次彩画的油饰过程，由20多人的施工队伍历时3月完成。对于彩画的工程质量，有着 50 余年彩画经验、现受聘于故宫博物院古建修缮中心的张德才表示首肯。他说：“这次午门上负责油饰的画工，大多来自河北易县，有过修复古建的经验，技术工艺方面也比较好，整个工程完成得不错。照我们的话说，没什么‘脏活儿’。”但对于施工中材料的缺乏，他也不无担忧：“就拿颜料来说，过去都是用的天然矿物颜料，颜色漂亮，久不退色。现在多是配制的化学颜料，看着鲜亮，时间长了就容易退色或起皮脱落。可是矿物颜料日渐稀少，又成本太高，目前已经很少用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彩画整体施工过程中，张德才担当顾问全面把关，并负责给午门彩画起谱子。所谓“起谱子”，是用炭条在纸上绘出所需要的画谱，实际也就相当于一般的“绘画设计”，这属于彩画作操作程序中的重要一环。“我根据设计人员的图纸和一些古代建筑的实例，进行丈量起谱子，画工在施工时照我的谱子作画。所以说设计人的意图能不能直接表现在建筑物上，全看这张小小的谱子如何‘传神达意’，因此我和设计人员的配合，就显得特别重要。”张德才如是说。 因为被国立历史博物馆当作展厅进行内部装修，所以午门城台上各建筑的内部装修及陈设已难以修复为明清时期的原状，而适合当作展厅使用。2000年，故宫博物院开始策划午门展厅项目，提出了午门正楼内增建恒温恒湿展览厅的意向。午门展厅工程的前期研究及设计工作于2000年11月正式启动，2001年1月形成了最初方案，2002年1月方案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经过多次修改，于2004年6月完成最终方案。工程在2004年9月开工，2005年3月竣工。 经过有关人士的大力支持呼吁，专家们的反复协调论证，当初拟在午门正楼内安装现代化恒温恒湿玻璃展厅的构想终成现实。北京清华安地建筑设计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威斯顿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土木系和建筑学院建筑技术科学系等几个单位，共同承担了这一项目，包括建筑、结构、空调、电气在内的整体工程设计。 午门展厅是一座套嵌在大堂之内，面积接近 1000平方米、高约6米的巨大“玻璃屋” 负责工程设计的郎红阳谈道：“在午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场地设计如此现代化的展览厅，是故宫博物院的突破性尝试。对我们设计者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午门正楼的建筑面积约有 1500 平方米，使用面积约 1085 平方米，是紫禁城内仅次于太和殿的第二大单体建筑。但扣除空调机房、气瓶间等设备用地，再留出必要的疏散通道后，实际可作展厅的使用面积则不足 750 平方米。在面积如此狭小、单一的展厅内进行工程设计，确实难度很大。而且午门是国家重点保护的文物古建，在这里有一丝一毫的动作都要慎重，容不得半点差池。因此，郎红阳在设计说明中用大量篇幅、反复强调了对文物古建的保护：“新建筑构造的可逆性，对文物建筑的非遮挡，保持建筑风格的中性，是进行此项工程设计必须坚持的三大原则。在此基础上，才能对大厅内部进行科学的技术处理，打造世界一流展厅。” 所谓建筑构造的“可逆性”，是指新展厅的构件在结构体系、建筑构造处理、设备安装等方面，不对午门正楼原状造成任何损害。确保新建展厅是一个独立体系，不与文物古建发生任何硬连接。 展厅内部离地面 6 米处安装了特制的中空夹胶钢化玻璃，用以显露大殿顶部的天花彩画。这种做法或许是对建筑物“非遮挡”原则的最好说明。正楼天花板上的彩画绘制于顺治四年，距今已历 350 多年，本身就是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珍贵文物。以玻璃吊顶的形式处理，可以使参观者随时仰望观览。如此一来，众多游人参观时呼出的大量弱酸性二氧化碳气体，也就不会对古建和彩画产生破坏。而在展厅外部，心思缜密的设计者同样考虑到了遮挡问题。“我们对一些电路的走线，也作了相应的隐蔽处理，绝不会因其遮挡外檐彩画而给观众带来视觉污染。” 对于建筑风格上所体现的“中性”原则，郎红阳的设计将整个展厅的基调确定为透明或灰白色，在细部的材料使用上也尽量与文物古建拉开距离，使人为的玻璃展厅本身有“若隐若现”之感，而将午门正楼建筑当作整个展览的背景。在郎红阳的设计理念里，“淡化展厅本身的存在感是建筑师的最高追求。” 午门展厅内的 16 根金柱，是古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间隔数米即有金柱相阻，使本就略显狭小的展厅再度被分割，无疑更限制了设计的发挥。然设计者对柱础的处理，可谓煞费苦心。首先，将柱础四周略做加高处理，使观众与金柱自然保持一定距离，利于古建的保护。在柱础底部安装上照型光带，更好地反映古建原有的结构体系。而又利用加高部分作为空调的出风口，更是合理地利用空间，达到了温、湿度均匀分布，净化、改善室内空气的目的。同时，“墙倒屋不塌”是中国古建的特点，金柱本身即有稳定建筑的作用，设计人员在玻璃顶与金柱相连部分，采用软连接手法，使二者之间留出足够的空隙，从而确保整个建筑物的安全稳固。 电气照明设备的运用，是现代化展厅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此次设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体现整个展厅的现代感，全部采用人工光，并选用对文物和展品无任何损害、显色性100%的光源。郎红阳对照明设备选用和安装的要求近乎苛刻。“因为午门展厅为多功能展厅，今后将在这里展出的都是世界珍品。为了适应和满足各种展品的照明要求，我们对所有照明设备都配备了调光系统控制光线的强弱。灯光的强弱和照明方式都会根据展品的需要不断变换，今后在展出书画作品和立体雕塑时，相信会产生出截然不同的照明效果。” 至于灯具的安装，采用固定灯轨加移动灯具相结合的方式，轨道布置配合吊顶设计覆盖所有的展位。将灯轨安装在顶部玻璃之间，使灯光照射角度转换自如，又保证了展厅吊顶的完整美观。 安装空调设备，已成为现代化展厅的必然需要，但在古建筑内装空调，既要做到保证参观者的舒适，又不能对文物和建筑带来不利影响，殊非易事。设计者将空调机房设置于午门正楼之内展厅两侧，力求在外观上不破坏、不影响建筑的原有风貌。同时在室内风道布置中，采用了地板静压箱送风和两侧风管回风的形式，避免对正楼顶部的视线遮挡，保持古建整体的艺术美感。 恒温恒湿的设计标准对室内环境温、湿度的均匀性提出极高的要求，是常规设计手段难以达到的。对此，设计人员采用计算流体力学数值模拟技术，对各种设计方案进行分析及评价，最终选定地板送风、侧上回风的气流组织形式，并通过调整柱础送风口和地面百叶送风口的送风比例，使其能够较好地保证室内热环境的温湿度均匀性，从而保证展品的安全。同时采用较低的地板送风速度，避免了“吹风感”，保证了室内参观者的热舒适性。 以上部分引自孙悦《午门城楼修缮报告》。 2005年，午门展厅的设计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奖评委会创新大奖，评委会认为该项目在文物建筑——故宫午门内建造现代化展厅，在充分保护文物的基础上使传统建筑空间满足现代国际展览的标准要求，突出了文物建筑的历史价值，是技术和设计创新的典范，更可作为解决其他类似问题的典范。引自《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设计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新大奖》。 2013年1月，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指出，过去国家元首、重要来宾的车队直接将车队开进故宫太和门广场，对于观众正常参观秩序和对故宫的理解、观看完整性都有伤害。目前，故宫工作人员已经带头不能在任何开放区开车穿行，只能步行。对于未来的设想，他介绍说，来宾在午门前下车，看午门的整体，包括两边的燕翅楼。燕翅楼以前藏的39万件文物移交给国家博物馆。将来午门和燕翅楼组成一个大型的博物馆区，将成为“地上的天宫”，外边保持原貌，里边成为专业展览馆，承担一些重大展览项目。故宫90年院庆将推出一些重要的大展，届时将正式启用燕翅楼。2013年9月3日，作为“平安故宫”工程和故宫整体修缮工程的重要项目，故宫博物院开始对午门雁翅楼及崇楼区域进行保护维修及展厅改造，将午门建成故宫博物院面积最大、功能最全、规格最高的现代化展区。2015年10月10日，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紫禁城新增包括午门燕翅楼在内的四大开放区域，同时该处举办《普天同庆——清代万寿盛典展》。引自《“平安故宫”——午门雁翅楼古建筑群保护维修工程开工》、 《故宫博物院发展新格局 今年或将重提高峰限流》、 《故宫博物院新增慈宁宫等四大开放区域》。 从展览设计上看，午门区域原有设计路线为西马道上下，参观路线是较为简单的出入口同一模式。正殿内部空间主要为四米高延墙通体展柜结合十二台独立展柜组成。原午门展厅的内装形式在当时也是有着独特的设计理念，由于传统木结构建筑并不是理想展陈环境，利用玻璃框架结构，在午门正殿城楼内搭建与原建筑隔绝的展厅环境。“玻璃房子”里的观众透过玻璃可看到原始建筑天花藻井彩画。这一设计使午门展厅成为故宫古建筑范围内，环境温湿度最为稳定的展厅。在十年使用中主要承接院内最为重要大展及对外展览。 这次午门整体区域改造在开放面积及开放线路上有了重大的改变，从原有的午门正殿城楼一处七百五十平米，扩充到东西雁翅楼共三处，室内展厅面积总计增加到两千一百平方米。 在路线上由原来的西进西出，改为了东进西出，与同时面向公众开放的东华门城楼展厅、东南角楼及城墙相连接。午门展区为东马道上行，右转首先进入东雁翅楼参观，然后进入午门正殿，再入西雁翅楼，参观结束由西马道下行，离开展区。在进入东马道入口处时，观众也可以左转选择沿东南城墙进入东南角楼及东华门展区参观故宫古建展。 在保证东华门展区与午门展区连接的设计要求下，这个路线是较为合理的。东马道登上午门展区，观众可根据需要选择自己的参观线路，东侧为东华门展区、西侧为午门展区。当然，两个展区都为单线参观，不可双向往来，这样设计是为配合参观人数控制，便于人员疏导，以确保观众安全。 午门正殿室内空间基本延续原有设计方案，不做过大调整，只在局部空间加以改善。东西雁翅楼为对称式设计，为三米高延墙式通柜及中心独立柜组合。 在色彩的选用上，午门展区的三个独立展厅内部空间色彩规划为正殿深红色，东西雁翅楼为深土黄色。 决定使用这两种颜色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红色与黄色是故宫建筑群最主要的颜色，能代表故宫在公众中的普遍印象。午门城楼原始建筑内延装饰也是红色，正殿使用红色作为内墙色彩符合原始建筑视觉记忆，充分体现展览设计尊重古建原貌的基本设计原则。根据中国传统五行思想暨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排列方位，各有对应的颜色代表。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其中，火居前暨南方，主夏，神为朱雀，色为火红。且依据相生关系火生土，土为黄色。因此，紫禁城主南方的建筑午门正殿选用红色，而东西雁翅楼选用黄色是有一定理论依据和符合故宫建筑特点的。午门正殿原使用米白色织物软包岩棉。使用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织物表面灰尘不易清理，浅色系饰面不耐脏、不易保持清洁，浅色系饰面比较明显，与展柜内部文物展示区色调“争夺”观众视线。 设计采用这两种色彩时，并没有完全照搬故宫红墙及黄琉璃瓦颜色。而是在色彩的纯度及明度上有所降低，使用的颜色不“跳”出整个展厅内部环境，不影响文物展出效果。引导观众视觉观察顺序，先看到柜内文物，再是展厅内部环境。 在光线运用上，午门正殿保持原有灯光轨道布局，只对灯具及轨道进行更换。设计的重点在以下两点： 如何改善序厅通道的照明效果。序厅处位于展厅大门，在开放时间作为展厅入口需要保持打开状态，控制入口处自然光的进入十分困难。而展厅内，为文物安全考虑灯光照度又必须控制在三百勒克斯以内。入口处与展厅内光比过大，容易引起观众进入后视觉不适。连接两个空间的序厅通道是唯一的过度空间，如何使它起到过渡序厅亮度与展厅内亮度的作用，让人的视觉尽快适应由亮到暗的光线照度变化，是灯光设计的重点。 序厅通道处是一个两米宽十米长的狭长空间，观众正常通过时间在五至八秒之间，在这短短五秒时间里需要让观众适应光线变化，同时必须兼顾照明功能及视觉效果。 简单的处理办法是将照度控制在自然光与展厅内灯光照度之间即可。可是这样不能满足灯光的艺术视觉效果。因此，需要在整体控制通道空间照度基础上使用重点照明加以视觉引导，营造展览主题氛围，使观众在正式参观之前有一个「预热」，起到由外到内的视觉转换过程。 如何通过灯光更好展示原始天花藻井彩画。午门正殿自二〇〇五年正式启用，展厅设计理念最大亮点为“玻璃天花”，其核心思想是在午门正殿城楼内建造一个透明的玻璃内壳，即保证了现代展厅的环境控制要求同时满足观看原始建筑的需求。为了保障展厅内灯光的照度控制要求，采用了完全人工光控制方式，因此天花照明也全部采用人工光控制，其色温可由三千开尔文至五千开尔文无级调控，也意味着灯光可以渐变式模拟日光从早至晚的变化过程。 如能实现人工光模拟日光全天变化效果将更加真实再现原正殿彩画色彩视觉感受，有利于提升展厅整体视觉效果，而这也更加接近遗址博物馆对文物建筑本体视觉记忆保留的基本原则。引自《“普天同庆——清代万寿盛典展”展厅整体形式设计构思》。 本文主要依据现有资料，梳理1911年至今对午门的保护与利用。当然难免挂一漏万，尤其是午门的修缮与展厅设计，仍然有待于修缮报告的问世，才能做出更为详细地描述与介绍。 图1：午门城楼1。 图2：午门城楼2。 图3：1926年被用作国立历史博物馆陈列所的午门平面图。以上内容由整理发布，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