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极一时”的红卫兵是如何消失的 “红极一时”的红卫兵是如何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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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组织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然而，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自然消失了，这与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态度直接相关。

毛泽东曾经认为“文化大革命”依靠青年学生，所以他支持红卫兵

从1963年开始，毛泽东就认为中国有官僚资产阶级，它掌握了很大一部分基层权力。到1964年，他认为“四清”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找到新的解决办法。从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作出了非常认真的评估。

他认为，修正主义者在中国已经出现，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内部，他们是一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权威；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不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在党、政府和军队中，有些权力是由这些资产阶级代表掌握的。如果不把这些资产阶级代表去掉，他们就会夺取政权，从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所以他下定决心，要自下而上发动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的权力，保证无产阶级永不变色。要打倒资产阶级代表，必须从“小五界”开始，这需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小五界”看“文革”该靠谁？经过认真思考，毛泽东把注意力集中在年轻学生身上。他认为，青年学生最活跃，最不保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正好适合做以“小五界”为重点的“文革”主力和先锋。正是在反对所谓“小五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全国各地的大学和青年学生中涌现出大量叛逆的青年学生，自发地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松散的组织，产生了一些小领导。然而，正是在1966年5月，这些学生组织以“红卫兵”为自己的名字。

1966年8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不仅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文件，而且肯定了红卫兵组织。

8月10日下午，全会期间，毛泽东亲自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前来庆祝“十六大”的群众代表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事实上，全会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都明确肯定了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驱和先行者。当时，毛泽东依靠红卫兵进行“文化大革命”。

接着，毛泽东主动提出要亲自去见红卫兵，先后见了八次。然而，毛泽东在八次采访中逐渐发现了红卫兵存在的问题，他对红卫兵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毛泽东三次接见红卫兵时，对红卫兵表示了真诚的肯定和支持。他希望依靠红卫兵夺取“资产阶级代表”手中的权力

1966年8月18日，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大会在首都举行。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年轻学生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之前，毛泽东不打算参加会议。当他得知大多数与会者是红卫兵时，他暂时提出参加会议。他出席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会见红卫兵。

由于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与红卫兵见面，现场非常热烈，报纸报道也非常详细。同一天，身着绿色军装的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大门，在那里他会见了数百名红卫兵代表。当这些红卫兵代表从天安门广场走下来时，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欢呼雀跃，高呼“毛主席万岁”，尤其是在天安门门与毛主席握手的那些人。

毛泽东会见红卫兵代表后，来到天安门门中心，向数百万高呼“毛主席万岁”的人们挥手致意。站在观众席上的数万红卫兵齐声跳起来喊道:“我——我们——要——看——毛——主——席！”“我——我们——要——见——毛——主——席！”然后，毛泽东走过天安门广场前的金水桥，一路走到群众面前，和身边的许多人握手，向革命群众挥手。这时，广场沸腾了，每个人都把手举过头顶，向毛泽东欢呼鼓掌。许多人把手掌打红，许多人流下激动的泪水。

毛泽东这次接见了红卫兵，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也出席了。当时身处逆境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参加了采访。刘少奇的精神状态很好，但是面对这样的场景，他很担心。

同一天，毛泽东对在天安门门发动“文化大革命”表现出充分的信心。他对旁边的林彪说:“这场运动的规模很大，真正发动了群众，对全国人民的革命思想具有重大意义。”

毛泽东第一次见到红卫兵，这很快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根据国内报纸刊登的消息，全国各地都有欢呼庆祝的声音，国外一些左翼政党和组织也表示祝贺。毛泽东首次会见红卫兵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许多没有被毛泽东接见的红卫兵要求毛泽东接见他们。毛泽东欣然同意。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见到红卫兵。此后，中共中央于9月5日发出通知，决定由全国各地的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员代表访问北京。全国很快掀起了大串联的高潮。与此同时，在全世界范围内，串连到北京、串连在一起的红卫兵，与“走资派”作战，与富人对抗坏的右派分子。为了制止这种情况的蔓延，《人民日报》9月5日发表社论:“以文字战斗，不要以武力战斗”。这篇社论发表后，全国范围内的战斗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停止。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见到红卫兵。由于红卫兵成为毛泽东的客人，北京各单位热情接待了来自北京其他地方的红卫兵，所以更多的红卫兵来到了北京。当天采访了大约100万红卫兵。因为有人说以前见过两次红卫兵后看不到毛主席，所以毛泽东在天安门门向红卫兵挥手，然后开着一辆敞篷吉普车在长安街上迎接红卫兵。

当毛泽东第四次与红卫兵见面时，发生了“停车事件”，这使毛泽东怀疑红卫兵的行为

196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这时，越来越多的外地红卫兵陆续来到北京，他们仍然想见毛主席。考虑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决定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和接待红卫兵结合起来。所以红卫兵比以前多了，150万人。许多红卫兵半夜在天安门广场等待毛泽东的采访。他们不停地唱着《舵手在海上航行》等歌曲，喊着“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天，一些红卫兵组织在天安门广场竖起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旗帜，公开高呼“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因为是国庆节，晚上广场上会举行烟火表演。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上午会见红卫兵后，前往人民大会堂休息。下午4点，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按照事先的安排，他们打算会后晚上和红卫兵一起看烟花庆祝国庆。但是广场上的红卫兵不愿意离开，等着再见到毛主席。

晚上7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乘车从人民大会堂西门到人民大会堂西北角，即现在的南昌街南出口，准备前往天安门广场。然而，当公共汽车到达南长安街南出口时，被红卫兵和群众拦住了。红卫兵喊着要见毛主席。不，毛泽东的车必须停下来。当毛泽东的车停下来时，他后面的车被挡住了，整个车队被一万人包围了。

这时，林彪下了车，走到毛泽东的车前。在看守毛泽东的汽车时，他大声喊道:“我是国防部长，请让路，让我们的车去天安门广场参加聚会。”然而红卫兵一个劲儿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不听林彪的话，可能听不到。林彪不得不要求中央警卫队和机动部队前来救援。毛泽东和他的团队在通过检查后不得不返回人民大会堂，他们无法参加天安门烟火表演。

停车事件后不久，中央强调毛主席必须有组织、有秩序地会见红卫兵。

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的讲话和《红旗》杂志的理论指导了红卫兵的斗争方向。此后，红卫兵起义主要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6日，首都红卫兵“三师”发起“北京全国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猛烈开火”，北京和地方高校师生10万人参加。在这次会议上，陈伯达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率先代表中央公开点名刘少奇、邓小平。从那以后，全国各地都有“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口号和口号。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见到红卫兵。这次采访，毛泽东的兴趣显然没有以前高了。据毛泽东的警卫说，他这次见到红卫兵时，明显露出了无奈的表情。他虽然笑了，但表情很严肃。

这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除了高呼“毛主席万岁”、“愿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外，天安门广场还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

1966年10月底，北京的外国红卫兵越来越多，他们都要求采访毛泽东。如果他们没有，他们就不会离开。不，11月3日，毛泽东不得不再次会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六次与红卫兵见面，人数比前几次多，有200万人。毛泽东这次是在一辆敞篷吉普车里遇到红卫兵的，他比上次更累了，露出了无奈的表情。毛泽东一直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见到红卫兵，但从关心年轻学生的角度来看，他仍然想见到他们。事实上，会见红卫兵已经成为毛泽东的一个负担。他对身边的警卫陈长江和李忠成说:“红卫兵来了，你们没看见他们，他们不走，天气冷，太好了。”

到1966年11月中旬，北京的红卫兵更多了。无奈之下，毛泽东决定在当月11日与红卫兵见面。这是毛泽东第七次会见红卫兵。

采访结束后，毛泽东焦急地问周恩来:“我见过几次红卫兵。为什么北京有那么多红卫兵来迎接？”周恩来回答说:“如果你没有看到他们，他们就不会离开。”毛泽东又问:“中央不是决定停止串联，让红卫兵回原地搞革命吗？”周恩来回答:“这些红卫兵来北京了，天气越来越冷了。北京压力很大。我们必须想办法尽快见到他们，让他们回去。”因此，毛泽东立即决定:“11月25日和26日，我们将连续两天会见红卫兵，并让所有在京的红卫兵参加会议。面试完了，就不会再和红卫兵见面了。中央会起草通知，以后不免费执行。”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后，转向依靠工人阶级，明确表示知识青年有必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66年11月，上海发生“安亭事件”。王洪稳带领一些反叛的工人在水平轨道上停车，导致中国主要铁路中断。毛泽东明确表示他支持这一事件。1967年1月，上海工人起义组织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力，毛泽东支持上海工人夺权。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一月夺权”。从那以后，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了工人身上。之后他下达了一系列支持工人造反夺权的指令，很少下达支持红卫兵夺权的指令。显然，毛泽东已经决心依靠工人阶级进行“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不再信任年轻学生和他们的组织红卫兵。他不仅不信任，而且认为这些年轻学生需要接受再教育。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派工人到各学校驻地，工人将维护学校秩序，即使党委垮台，工人代表也将是学校的负责人；二是派军事宣传队到各个学校，由军事代表主持学校的工作；第三，在后来成立的“三位一体”领导小组中，任命军队干部、工人代表、老干部代表为主要领导。虽然年轻的学生代表也加入了领导小组，但他们没有担任主要领导。

后来，毛泽东看到学校秩序还没有稳定下来，全国的大学和中学都关门起义了。另外，全国各地乱作一团，学生毕业后很难分配工作。怎么办？毛泽东的想法是让大学毕业生去工厂和部队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战士的再教育，让中学毕业生去农村接受贫困农民的再教育。于是，大学生逐渐被分配出去，一场知青下乡运动展开了。

自此以后，大部分红卫兵组织自然消失，红卫兵运动沉寂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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