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文字文化的孝是从哪个朝代开始 形成文字文化的孝是从哪个朝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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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历史变迁
中国的孝文化历史悠久，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孝”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和社会意识形态，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的。在当代，孝文化作为最基本的亲属关系，也应该发挥其当代价值，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孕育、诞生和发展起来的。
黑格尔曾说“中国纯粹建立在这种道德结合上，民族特色是客观的家庭孝道。”
中国传统孝文化经历了古代的萌芽、西周的兴盛、春秋战国的转型、汉代的政治化、魏晋南北朝的深化、宋明两朝的极端化以及近代的变迁，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下来。
孝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目前，我们不能简单分析二元对立，而是从孝文化的历史和内涵来重新审视其当代价值。
孝作为一种社会意志，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
先秦时期:孝的形成和确立
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中有一句话叫“以率定，以孝享”，充分说明了孝的本义。
人们在生产劳动中，在与自然的不断斗争中，为了祈求和平，进行一种尊敬祖先、崇拜祖先的祭祀活动。
殷商西周时期是传统文化的开端和创造时期，也是孝观念的初步形成和确立时期。
殷人视祖先为喜怒无常、令人恐惧的鬼神，他们祭祀祖先更多的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祈祷，而没有更多的伦理内涵。
西周时期，人们仍然向祖先供奉虔诚而隆重的祭品。然而，与殷人不同，周人祭祀祖先不仅是一种宗教和政治行为，也是一种伦理行为，其中包含着崇拜和怀念等强烈的血缘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西周时期的孝道观念，不仅意味着祭祀祖先，还增添了一种关爱父母的新含义。
祭祖是贵族的特权，赡养父母作为平民的义务使孝的观念向“次道德”方向演变，逐渐取代祭祖成为后世孝道德的主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文化的开创者孔子在其思想理论中丰富和发展了孝文化的内涵，提出“孝也是仁的基础！”“仁”是一切美德的总和，“孝”被视为一切美德的源泉，其地位在整个传统理论中上升到了核心地位。同时，“孝”确立了对所有人道德要求的普遍性，“孝”从此成为协调亲子关系的伦理规范和古代社会宗法道德的基础。
孟子提出“老有所养，老有所养，幼有所养”的观点，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皆亲而长，天下太平。”它进一步强调“尊亲尊物是物之本”，认为尊亲尊物是人生最大的事。
孔孟对孝道的论述，涉及了后世孝道的方方面面，从而确立了传统孝道的基本特征。
汉魏隋唐:“以孝治天下”
汉代是中国帝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定型的时期，也是孝道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它确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以孝为治国、为民服务的主要精神基础。
随着儒家思想独尊地位的确立，孝对于维护君主权威、稳定社会等级制度的价值更加突出，“以孝治天下”的思想也逐渐理论化、系统化。
《孝经》、《礼记》、《三纲》理论体现了孝道理论的风格。
孝道从家庭伦理拓展了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孝和忠相辅相成，成为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以孝治天下”也成为实施两千年帝制社会的指导方针。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朝代，并实施了一些提倡和弘扬孝道的措施。
比如除了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汉朝的皇帝都以孝为谥号，分别是孝、孝帝、孝武帝、孝帝赵等。这些都表明了他们对朝廷的政治追求。
此外，西汉还将“孝”列为各级各类学校的必修课，还建立了“尊孝诚”的官选制度，将守孝、行孝与求荣、取荣联系起来，成为孝社会化过程中最强有力的推动力。
从魏晋到隋唐五代的700多年里，虽然孝道观念时有弱化，时有强化，但汉代历代统治者都坚持孝道的基本精神。比如“赐孝诚”，作为考察的主要内容之一，被后人一贯继承和运用。清代的“孝方正”仍是进宫为官的重要途径。
同时，值得强调的是，孝道全面渗透到法律领域，借助法律力量弘扬孝道，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也是“以孝治天下”的重要手段。
宋元明清:孝道走向极端与愚昧
宋元明清时期，理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理学认为孝是与生俱来的伦理属性，儿子孝顺父母是自然的、不顺从的。同时，孝道的专一性、绝对性和约束性进一步增强，无条件地服从父母成为孝道的基本要求。“儿子不厚道的父母一定不孝顺”成了世人的普遍信仰，孝顺进一步沦为强化君主专制和父权制
宗族权利的扩张和孝道的泛滥是孝道畸形发展的具体表现，如“宗族必有神龛”、“家法侍奉”等。
后来“割股待亲”是孝到极致的产物，当时孝被异化到面目全非。
现代:孝道的变迁与社会适应
在现代社会，特别是清末民初，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西方文化的逐渐入侵，民主自由的思想开始在人民心中扎根，人民的意识和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一大批文化先驱站在时代的高度，从自然人性的角度揭露封建孝文化的绝对性和绝对性，将孝文化融入时代。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受到严厉批判的传统孝文化开始洗刷尘封多年的封建专制，转向新的孝文化。
在这种指导下，人们的时代意识和社会意识逐渐增强。很多人冲破了家庭的牢笼和羁绊，站在时代的最前沿，以世界和社会为己任，为国家尽了最大的孝心。
比如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都用儒家忠孝道德作为动员和团结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
1939年3月12日，最高国防委员会颁布的《民族精神总动员方案及实施办法》指出，“忠孝是中华民族立国之本，是五千年来祖先留给后人的瑰宝。在当今民族危机的时候，全国同胞一定要忠孝，为国尽忠，为国尽孝。”
1939年4月26日，中国共产党的《向全党同志作关于贯彻民族精神总动员的报告》中指出，“真正孝顺的儿子和孙子，必须是对国家忠诚、尽责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对多数人忠诚，对多数人孝顺，而不是反少数人忠诚，对少数人孝顺。
与大多数人的利益相反，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在这里，孝已经成为国家统一和繁荣的精神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孙中山先生曾说:“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还没有像中国这样完整地讲过孝道。
所以，孝顺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能把忠孝说到极致，国家自然强大。"
从历史的不断发展可以看出，传统孝文化在促进民族和谐、人际和谐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孝敬父母、敬君爱国的动人故事，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传之不绝，成为培育中华传统美德的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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