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亚罗号事件”详解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亚罗号事件”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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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英美等国向中国提出“修改条约”的谈判，遭到拒绝。1856年10月8日，英国侵略者制造了亚罗事件。亚罗事件是近代中国英国粗暴践踏中国主权、损害中国管辖权的一系列事件之一。

事件背景

广州入城

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告终，战后最棘手的事件是英国人进入广州的权利。五个口岸中，除广州外，其他口岸均按期对外国人开放通商、居留和领事职位:上海于1843年11月开放，宁波于同年12月开放，福州、厦门于1844年6月开放。但广州居民固执地不让英国人入城，只同意住在原来的商业区。居民辩称，尽管条约规定开放广州，但没有明确规定外国人可以在该市居住。诚然，条约没有明确规定这一点，但其他四个开放港口的居民不反对英国人进入他们的城墙的权利。事实上，在上海的外国人获准入城后，发现卫生和居住条件都不理想，就自动撤到城里定居。但在广州，英国人越是遇到阻力，就越是坚持进城的权利。当地人不愿让步，把英国人入城视为对自己城市的侮辱，于是“广州入城”成了争议的焦点。

历史上，广州一直以与外国人的冲突而闻名:据说杀害阿拉伯人发生在中世纪。鸦片战争期间，广州人遭受的屈辱比任何其他城市的人都多，1841年广州被赎金赎回。在战后时期，广州遭受了一些外贸业务被上海抢走的苦难，因为上海离茶叶产地更近。广州茶叶出口值从1844年的6900万英镑下降到1860年的2700万英镑。上海同期出口从1100万英镑增加到5300万英镑。广州的生丝出口从1845年的6787吨下降到1847年的1200吨。同期，上海生丝出口从6433吨增加到21176吨。广州贸易的衰退损害了当地人民的生计，所以他们把不满发泄在最大数量的外商和英国人身上。这种普遍的不满是由当地士绅组织和领导的，并配备了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最初派往项勇的武器，因此成为一支相当大的力量。

作为钦差大臣和粤港澳总督，老年公民被夹在英国人日益增长的入城要求和广州士绅民的顽强抵抗之间。老年人知道中国的条约义务，但当地人可能不知道。1846年1月，他大胆宣布广州城开放。他这样做的后果是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无数海报四处流传，批判他的绥靖政策，讽刺他对敌人的阿谀奉承。暴民上演闹剧，攻击据说亲英的广州知府，放火烧了他的衙门，使广州陷入混乱。在这种情况下，老人不得不修改他的声明。幸运的是，英国政府不想在广州入城问题上立即与中国发生冲突。1846年4月，戴维斯和老年公民达成协议:英国人将推迟入城；中国承诺不将舟山群岛割让给任何其他国家作为交换。

在英租界的鼓励下，广州人变得比以前胆大了，对经常出门的英国人扔石头。1847年4月，戴维斯报复；他率领900名士兵乘坐三艘武装汽船和一艘方帆双桅船攻占虎门堡，堵住827炮的枪口，占领广州的商业会馆区。4月6日，老公民迅速与他协商达成协议:清廷承诺两年后让英国人入城，惩罚那些冒犯英国人的中国人，并给予英国商人和传教士建造仓库和教堂的权利。由于对英国人的妥协，老年公民的公众形象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害。他意识到“广州入城”迟早会引发一场他无法阻止的冲突，也知道自己无法应对沿海地区日益严重的海盗问题，所以他试图在事态失控之前摆脱困境。他要求法院召回他，理由是他年老体弱。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并于1848年3月返回北京。钦差大臣、两广总督一职给了痛恨外族的官员徐光禅，两广总督一职给了叶。在召回《老年公民》之后，这两人的任命标志着中国政府内部在失败后一直萎靡不振的反叛力量的复苏。徐光禅和叶在广州相互配合，采取不向外国人让步的姿态，鼓动民众阻止英国人入城，导致中英关系急剧恶化。

广州的强硬政策

中国在广州的人事变动和英国的人事变动同时发生。曼汉爵士接替戴维斯出任香港总督、特命全权公使、驻中国商务督导员。曼汉，东印度公司一个队长的儿子，十几岁就取得了成功。他二十多岁时被任命为新加坡常驻参赞。1837年，他成为威尔士亲王岛、新加坡和马六甲联合殖民地的总督。寒若珉中文流利，对中国的风俗习惯略知一二，享有“实用主义”的美誉，因此他于1848年被巴麦尊任命为香港总督。

1848年4月29日，寒若珉与帝国特使徐光禅第一次会面。虽然韩文对会议的礼仪很满意，但他发现徐光禅很“安静”。6月7日致信徐光禅，建议做好初步安排，以兑现《老年公民-戴维斯协议》中1849年英国人进入广州的许可。许回答说，鉴于当地舆论的强烈反对，“前任省长，老市民，答应他入城两年，他知道不讲和入城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巴麦尊虽然不愿意放弃入城权，但也怀疑进入敌对城市的实用价值。因此，他建议这一权利可以仅限于英国全权公使或领事在中国官员的陪同下，进入该市对两广总督进行正式访问。事实上，他在1848年12月30日授权温汉克回避纠纷。

1849年4月1日，徐光启将皇帝的诏书转述给韩文，称皇帝不能无视广州人民自发的、一致的民意。在所有会见钦差大臣的努力均告失败后，韩文于4月9日致函中国当局，称“有争议的问题暂时搁置，但必须悬而未决”。广州人认为，他们可怕的大规模公众示威震惊了英国人，使他们放弃了要求。凯旋的徐光启、叶向朝廷报告，已同意“不再议入城”，道光授予徐光启子爵世袭，叶男爵世袭，称赞广州人民的忠诚和爱国，十分高兴。巴麦尊对中国的愤怒溢于言表。他指示寒若珉致信中国，提醒中国官员记住“1839年前官员所犯的错误”，并警告说:“迄今为止，英国政府表现出的耐心不是出于软弱，而是出于自信和强大。英国政府很清楚，如果形势需要，英军可以摧毁整个广州城，使该城人民受到最大的惩罚。”朝廷对这个警告不屑一顾，说这样挑衅的信不值得回复，以免更加宠溺这些蛮族空。寒若珉随后在1849年8月24日亲自发出正式抗议照会，概述了与“广州入城”有关的事件的整个过程，并警告说:“无论未来两国之间发生什么对中国不利的事情，都将由中国政府负责。”

1850年，顽固的道光去世，他20岁的儿子咸丰帝继承了王位，实施了更加不妥协的外交政策。一些主张外国人定居的人，如张穆和老年公民，被一些主张外国人定居的官员解雇、降职或撤换。一位痛恨外国的官员建议皇帝召回鸦片战争英雄林则徐在首都服役，以示对英国人的警告:“粤东以洋为中用，林起徐终；两位部长都对英国和意大利心存敬畏。”然而，林则徐自1849年夏以来身体一直不佳，次年11月22日在前往广西担任总督和钦差大臣的途中去世。1852年徐光启被派去镇压太平军时，更加反洋、顽固、傲慢的叶陈明接替了徐光启的位置。叶陈明公开鄙视外国人，拒绝回复他们的信件或会见他们，并说中国官员应该避免他们维护国家尊严，而不是贬低自己会见外国人。这位法国部长十五个月来从未被接见。

然而，中国的强硬态度并没有引起英国人民的反应。新的自由党政府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寒若珉被凌豹允许接管的事实加强了英国的温和倾向。凌豹，一个高个子，是一个博学的人，也是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他是《威斯敏斯特评论》的主编，边沁的私人秘书，也是维利耶的密友。凌豹发现自己经济困难，所以他申请了广州领事的职位。他在1849年被任命，然后迷上了他在广州看到的中华文明。当他在1852年接替寒若珉担任商务主管和全权代表时，格兰维尔勋爵警告他不要与中国当局开始令人恼火的谈判，并且在事先获得国内同意之前不要使用武力。在他要求与叶会面后，果然碰上了硬钉子，伦敦指示他“不要问任何问题，比如允许英国臣民进入广州城，即使你不必亲自尝试进入这座城市。”。

大国对修改条约的强烈要求

除了“广州入城”之外，还有其他使中西关系紧张的问题:外国人总想把贸易从五个港口扩大到全中国，在北京设置常驻使节以绕开顽固的广州当局，以及战后由于商品价格普遍下降而降低关税要求。这些问题汇聚在一起，在外国人中引起强烈的要求修改合同的冲动。根据1844年的《中美中法条约》，条约应该在1856年修改，也就是十二年后。尽管1842年的《南京条约》没有任何关于合同修改的条款，但英国人声称最惠国待遇在12年后的1854年给予他们同样的权利修改合同。基于共同利益，美国和法国部长支持英国的请求。1854年，三国大臣建议讨论修改合同的问题；叶断然拒绝，说是没必要。英美代表既不能说服在广州的叶，也不能在上海开始谈判，于是他们于1854年10月北上寻求满意的答案。在大沽，他们没有得到直隶总督的接见，只得到一个下级官员常鲁彦郑崇伦的接见。两位部长提出了修改税率、在北京设置外交使节、开放天津、取得内地房地产购买权、鸦片进口合法化、取消内地厘金等要求；法院谴责这些要求不合理，并命令部长返回广州。

1856年，三国部长再次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法院告知，可以允许一些合理的小修改，但不考虑主要条款，以免失去一万年和平条约的意义。但是，叶在广州顽固地拒绝谈判，即使他作了小小的改动，他也坚持说，如果他给人家一寸，他们可能会前进一尺。美国特使彼得·帕克(Peter Parker)拒绝让步，于是他试图独自前往北京。在上海，中国人停止了北上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外国，特别是英国变得不耐烦，甚至和平的凌豹也被迫向伦敦报告，需要军舰来扩大和改善中英关系。

事件

正是1856年的亚罗事件引发了英国的泄愤。1856年10月初，一艘100吨的中国商船“亚罗”号从厦门驶往广州，停泊在黄埔。亚罗是一艘三桅帆船，配有欧洲船身和中国帆。船上的水手都是中国人，船主是方，一位来自香港的中国人。这艘船被海盗带走了。为了防范中国政府消灭不了的沿海海盗，该船已在英国香港皇家殖民地当局注册。10月8日上午8时至8时30分，当亚罗号挂着英国国旗停靠在广州外时，4名中国军官和60名士兵登船，声称搜寻一名臭名昭著的海盗，据说这名海盗就在船上。他们逮捕了12名中国船员，英国国旗在混乱中被扯下。10月12日，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奉英国驻华商务主管兼全权代表之命，强烈抗议中方侮辱英国国旗，并未经英国领事允许逮捕船员。他要求尊重英国国旗，释放所有12名船员，并由两广总督在48小时内发出书面道歉。两广总督叶强烈否认当时船上有国旗，并质疑领事为何介入中国人在一艘停泊在中国港口、归中国人所有的船上被捕的案件。叶当时并不知道亚罗的注册在事发前已经过期，否则他肯定会加上这条。认为叶对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于是下令扣押一艘中国师的船只作为赔偿威胁。经过长时间的僵持，叶陈明22日释放了12名船员，但断然拒绝道歉。23日，英国海军对广州发动进攻，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这样，亚罗事件就成了英国政府蓄意挑起侵华战争的借口。并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事件跟进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至1860年，英法在俄罗斯和美国的支持下，共同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因其实质是鸦片战争的延续和扩大而得名，又称英法联军之战。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纷纷入侵中国。但他们不满足自己获得的特权和利益，蓄意加紧侵犯中国主权，进行经济掠夺。1854年，《南京条约》到期12年。英国曲解了《中美王霞条约》关于12年后贸易和海域可以稍有改变的规定，并援引最惠国条款要求清政府全面修改《南京条约》。主要内容有:中国全境实行贸易开放，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分税，外交部长驻京。法国和美国也分别要求修改条约。清政府拒绝，谈判失败。1856年，《王霞条约》到期12年。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再次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但仍被清政府拒绝。因此，西方列强决心对中国发动新的侵略战争。那年春天，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法胜利了，更多的军队转移到中国。俄罗斯因为战败，试图通过侵华来弥补损失。美国积极向外扩张，采取与英法勾结侵略中国的政策。

1856年10月8日，英国侵略者制造了亚罗事件。然后，10月23日，英国军舰突然闯入虎门海口，袭击珠江沿岸要塞，悍然挑起侵略战争。然后，英军炮轰广州城，一度入侵内城。当地军民奋勇作战。由于兵力不足，英军于1857年1月被迫撤离珠江内河，等待增援。

为了扩大侵略战争，英国政府于1857年3月任命加拿大前总督尔金为全权代表，率领一支陆军和海军来华；同时，他要求法国政府联合出兵。此前，法国曾以“马父事件”向中国交涉。所谓“马神父事件”，是指1856年2月法国天主教神父马来非法进入中国大陆，在广西西林县被处决的案件。此案尚未结案。1857年，法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入侵中国，任命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军队来华与英军合作。

1857年12月，5600多名英法联军集结在珠江口，准备大规模进攻。美国外长列维廉和俄罗斯外长普京也到了香港，与英法合谋侵华。当时清政府正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对外国侵略者采取“出钱买兵”的政策。叶忠实执行清政府的政策，不战而守。12月28日，英法联军炮轰广州，登陆攻城。杜通来救，钱宗邓安邦领兵顽强抵抗，次日败。广东总督白圭和广州将军穆克丁投降，并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合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来的职务。叶陈明被侵略军俘虏后被转移到英属印度的加尔各答，一年后在那里去世。侵略军占领广州期间，当地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广州附近的伊敏在佛山镇成立团委，聚集数万人抵抗侵略，杀敌。港澳爱国同胞也举行罢工表示抗议。

广州失守后，四国侵略者为了对清政府构成直接威胁，合谋继续北上。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的大臣陆续率领船只前往大沽口，并分别向清政府发出照会，要求他们委派全权代表进行谈判。俄罗斯和美国的照会也表示愿意充当“调解者”。咸丰帝下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同时派直隶总督谭廷相为钦差大臣处理大沽谈判，寄希望于俄美使节的“调停”。英法侵略者没有谈判的诚意，只是拖延时间，加紧军事准备。5月20日，英法军舰炮轰大沽炮台。驻守要塞的清军奋起反击，与敌人作战。不过，谭廷相等。没有斗志，看不起风，堡垒设施破旧，导致大沽陷落。26日，英法联军入侵天津郊区，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匆忙派遣大学生桂良和官员华莎娜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进行和平谈判。在英法侵略者的恫吓下，桂良等人分别于6月26日和27日与英法签订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中英《天津条约》共56段，约附一段；中法天津条约共42条，附约6条。主要内容如下:①部长驻北京；②增加牛庄、邓州、台湾、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作为贸易口岸；(3)外国传教士可以在内地自由传教；4外地人要在内地旅游贸易；⑤外国商船可以在长江各港口航行；⑥修改运价，降低商船吨位税；⑦对英国的赔款是四百万两白银对法国。

在此之前，俄美使节分别于6月13日和18日与清政府签订了12个中俄天津条约和30个中美天津条约，利用“转移人口”的地位，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几乎相同的侵略特权。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款还明确规定，两国应派人对“此前未确定的边界”进行勘测，“确保边界清理完毕并加入本和约”，以便日后解决，从而为俄罗斯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奠定基础。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天津，沿沿海公路南下。这时，咸丰帝担心条约的内容，使桂良与英法代表谈判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大臣在北京逗留的条件，在内地旅行，在内江贸易，并试图避免英法改变在北京的合同。11月，桂良等英法美代表签署了《贸易条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应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的小时价值征税；外国货运往内地销售，只缴纳2.5%的子税，所有内税免税；雇佣一个英国人来帮助海关和税务。但英法不能更改天津条约的条款，坚持在北京更改。

英法政府对从《天津条约》中攫取的特权远远不满足，故意利用修改条约的机会再次挑起战争。1859年6月，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Bourboulon和美国公使华若翰在上海拒绝了桂良提出的修改条约的建议后，各自率领船队到达大沽口，企图阻止清政府以武力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书。清政府命直隶总督恒甫记下英法大臣，任命他们在北塘登陆，取道天津赴北京改约。不超过20名服务员被允许携带武器。英法大臣断然拒绝清政府的安排，坚持由舰队经大沽口回京。自1858年英法舰队撤退后，清政府下令科尔沁亲王桑格金钦负责大沽地区的防务。6月25日，英法联军突然袭击大沽堡。在森格金臣的指挥下，守军英勇抵抗，激战正酣。直隶总督石荣春、大沽会副司令龙如源带头相继死去。由于战斗激烈，英法联军战败，损失船只400多艘，死伤400多人，英国舰队司令赫伯也受重伤。在战斗中，美国舰队帮助英法军队战斗和撤退。8月，美国外交部长华若翰以友谊为名从北京来到北京。回到北塘，与直隶总督恒甫交换了《天津条约》的批准书。在此之前，俄罗斯代表已经在北京更改了合同。

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英法统治阶级叫嚣着要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报复”，“占领首都”。1860年2月，英法两国政府分别重新任命埃尔金和热罗为全权代表，率领15000多名英军和约7000名法军扩大侵华战争。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5、6月，英军占领大连湾，法军占领烟台，封锁渤海湾，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沿基地。俄罗斯外长伊格纳季耶夫和美国外长华若翰也于7月抵达渤海湾，再次以“调停人”的名义与英法合作。大沽战役胜利后，清政府幻想与英法士兵媾和。英法军舰强占大沽海口时，咸丰帝还告诉桑格金臣、恒夫不要“战后保和”，以免“战乱之患，期无止境”，“时时需抚局”，并派恒夫与英法使者交涉。前敌总司令桑格金臣认为敌人不擅长陆战，于是献身大谷，放弃北塘防御，给敌人机会。伊格纳季耶夫向英法提供了北塘不设防的信息。

8月1日，英法联军毫无抵抗地在北塘登陆。14日，塘沽被俘。然后水陆配合攻打大沽河北岸的炮台。镇守台湾的清军在直隶总督乐山指挥下奋勇作战。但是清政府没有抗日的决心，咸丰帝就命令桑格金钦退兵。清军逃离大沽，经天津退守通州。大卖大跌。侵略军进占，24日占领天津。清政府紧急派桂良到天津谈判和平。英法提出，除了全面接受《天津条约》之外，还应开放天津作为通商口岸，增加赔偿，并从各国抽调数千军队前往北京交换条约。清政府拒绝，谈判破裂。侵略军从天津入侵北京。

清政府派载垣亲王和兵部尚书尹牧接替桂良，在通州进行和平谈判。由于双方的争议，谈判再次破裂。9月18日，英法联军攻占通州。21日清军在八里桥与英法联军激战，总指挥桑格金臣率先逃跑，导致全军动摇，大败。第二天，咸丰帝带着后妃和一群官员匆忙逃到热河，让他的兄弟龚太子上场？留在北京，负责和谈。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俄罗斯大使伊格纳季耶夫向英法提供了北京防御的情况。10月13日，英法联军入侵安定门，控制了北京。侵略军一路烧杀抢掠，掠夺清廷长期经营的圆明园内珍贵文物、金银珠宝，烧毁园内建筑。10月24日和25日，易？他们分别与尔金和格罗交换了《天津条约》的批准文件，缔结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是:①开放天津为商埠；②允许英语、法语招收中国工人出国；(3)将九龙师割让给英国；(4)归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资产。法方还擅自在中文版上加了“并让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为自己建造”；⑤英法军费补偿分别增加到800万和2000，养老金英国50万两，法国20万两。

俄罗斯主动“调停”，迫使中俄于当年11月14日签订《北京条约》，切断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为进一步掠夺中国西部领土创造了条约基础。1864年，俄罗斯强迫清政府签署《中俄测量西北边界协定》。它还占领了巴拉卡希池以东和以南44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从东南沿海进入中国大陆，并日益扩大。驻京外交大臣加强了对清政府的影响和控制，中国社会进一步半殖民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