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歌专辑《红太阳》席卷全国：720万盒惊人销量 红歌专辑《红太阳》席卷全国：720万盒惊人销量 至今无人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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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一盘名为《红日——毛泽东颂歌新节奏》的音乐磁带引发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规模为空之前的高潮。时至今日，《红太阳》依然是中国音像出版史上销量榜上的冠军，以720万的惊人战绩。

这是一个神奇的故事。时隔多年，回忆起当时那令人惊叹的盛况，《红太阳》的总策划、时任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杨胜良，依然掩饰不住自己的激动。

“红日——毛泽东颂歌新节奏”音乐磁带封面

太阳是这样升起的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西北风”的大力吹拂下，大陆流行乐坛逐渐衰弱。歌手崔健用摇滚翻唱革命歌曲《南泥湾》，成为亮点。受此启发，时任中国歌唱上海公司编辑部主任的冯海宁突然拿出自己的灵感，“以新的方式翻唱了一些经典老歌”。这个想法立刻得到了杨胜良的认可。

1992年，话题正式进入策划，他们很快达成共识——选择一些深入人心的经典老歌，用流行音乐的方法解读，找一些流行歌手演唱。“与崔健制作南泥湾的观点不同，我们并不是想让它成为摇滚或者现代流行音乐的优质产品。而是想列举大量老歌，让大家以一种很轻松的方式去听。”杨胜良说。

在收集的许多革命歌曲中，除了歌唱祖国的歌曲外，大多数都与毛泽东有关。此外，1993年恰逢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因此专辑内容被确定为毛泽东的颂歌，并正式命名为《红太阳》。

但是符合标准的歌还是太多了，所以就有了一起唱的想法。这个想法在这张唱片的最终销售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普通人来说，合作歌手能听到的歌曲更多。而且节奏固定，人气更强”。用流行音乐唱法的形式来表现革命老歌是没有先例的。杨圣亮专门聘请了中央广播乐团著名作曲家金维。他曾经在演唱会上唱过一些民谣，他非常擅长剪辑演唱会。而且在他这个年纪，对这些革命老歌也有很大的感情。

歌手的选择也很慎重，不仅要出名，还要把握好这类歌曲，因为这些歌是唱不出来的。“我们都是那个时代的人。我们有些担心这些，里面不能有扭曲的东西。”当时乐坛最红的毛阿敏和魏巍，杨圣亮都不考虑。“这些歌不适合他们唱。他们主要走高音晚会路线，红太阳还是民谣的风格。而且他们当时手腕太大，所以他们来唱副歌的时候我们有些顾忌。当时没有多少赏赐，只有几百块。”。经过反复讨论，李、、、涂宏刚、等10人入选。“他们被发现的时候也很迷茫，但是和现在的歌手不一样，他们这一代歌手适应能力强，基础好。拿到乐谱后，在制作人的指导下，很快找到感觉，能唱出自己的味道。”

1993年，《红太阳》制作上市，立即引发热潮。

不可思议的盛况

一开始杨圣亮和他的同事对这张专辑并没有太大的野心，所以推广活动并没有遍布全国。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反响出乎意料的好，于是开始更大范围的推广，包括去全国各地的一些电台做一些零星的推广节目。但是这个时候，他们还是没有意识到高潮来了。销量达到40万的时候，有媒体问杨胜良最后的销量，他回答了几十万。没想到很快突破100万。

惊人的盛况出现了。红日推出三个月后，销量攀升至300多万。在上海中影的卖点，在生产车间门口，每天等着取货的卡车，从早到晚都在安排。发货的时候拿出来抢购一个空，而门口等的车往往拿不到货。随后市场上出现了很多模仿，创意、选歌、专辑名都差不多。中国歌唱公司和上海公司意识到他们创造了一个传奇。随即在东北、北京、武汉、广州等地设立生产加工点，公司销售人员进驻，随时向附近地区发货。

想看客户脸色的业务员成了炙手可热的人，各地商家争相请人吃饭供货。“我只是觉得这个题目提前有点创意，但是它的实际效果能达到这样的地步，绝对出乎意料。上海华语歌坛也翻了这个记录。”杨胜良笑着说:“这还是毛主席的福气。我们当时也向毛泽东支付了报酬，并按照我们的标准计算了报酬，寄给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上海众声随后成立了“红太阳音乐工作室”，一口气推出了五个系列，但每个系列的销量都不如对方。杨胜良认为这很正常。“这不是一个有计划的系列项目。在制作了第一个系列之后，你已经把最好的都放进去了。比如一张专辑有30首歌。如果继续做下去，肯定会越来越受限。”。

没有爆炸的黑子

从策划到创作，《红太阳》除了一点点关注，没有任何压力。但是随着专辑的流行，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除了作曲家的报酬纠纷，一些舆论也带来压力。“专辑火了之后，大量国际媒体介入评论。他们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在邓小平时代唱毛泽东的颂歌意味着什么？”杨胜良说。

幸运的是，这个问题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政府官员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干预。

但是这样一首大型的传统革命歌曲，以通俗而略带摇滚的方式演绎，还不够严重吗？这在当时的国内乐坛引起了一些争议，一些老作曲家无法接受这种待遇，有的甚至直接指责自己的作品被歪曲。为此，杨圣亮特地去了北京，去中国音乐协会找这些老作曲家开座谈会，经过认真沟通，达成共识。

为什么红太阳这么红

“红日”和随之而来的“红日热”很快成为一种文化和社会现象。从那以后，每年央视春晚都有这种老歌。直到今天，许多舞厅和公园都播放红日进行早操。

杨胜良不愿意轻易定义“红日现象”。“我们年轻时接受这些歌曲是一种精神需求。单从艺术角度来说，就是房地产。但《红太阳》出来的时候，很多人的欣赏角度是不一样的，完全是基于这首歌好听和怀旧的心态。怀旧是永恒的主题，但在新时代，怀旧也需要创新。如果你能与现代社会的某些方面交流，那么你就是一个保留了原有本质的新事物。”

杨圣亮认为，“一个关键因素是创新:新的主题、新的乐器、新的表演形式和新的态度。当时中国社会已经在飞速发展，人们的耳朵需要听到新的东西。”

“但第一个因素肯定是作品本身的经典，曾经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当时没有媒体先，包装炒作，砸榜。完全是歌曲本身的传播。这些歌很经典。它们不同于当前快餐文化下的作品。10年、20年后依然流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同时，他认为这与毛泽东自身的魅力有关。“当作曲家创作这些作品时，他并不是在做一件讨好的事，或者带着政治任务写作。他们只是写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写最投入最有感觉的部分。这些歌曲的伟大之处在于内容是政府的，旋律是中国的。这很了不起，因为从旋律中提取的感情是真实的。可能现在很多人不喜欢听这些歌，心情变得浮躁。以后心态能平静下来，他们还是会愿意听这样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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