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 林伯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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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

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祖汉这个名字，曲波这个词，还有这行字。湖南安福人。死于北京。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加入中国同盟会，长期跟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1921年1月，他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次年，他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后来孙中山被任命为总务部副部长，参与国民党改组的准备工作。1924年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第二年，他成为农民部长。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赴苏联学习革命理论和经验。1932年回国后，进入江西省中央苏区，担任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财政部长。1935年10月，经过一年的长征，他到达陕北。1937年以来，长期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领导边区的政权和经济建设。1945年，他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47年他随中共中央留在陕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成员和秘书长。

生活

1902年进入湖南西路师范学校。1904年，他被选拔到日本留学，并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次年加入中国联赛。他回国是因为反对日本政府颁布《清禁学生条例》，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北洋军阀的斗争。1920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委员，次年年初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后来在广州、上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等与孙中山多次会见。1923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总务司副司长，协助孙中山确定了加盟俄罗斯、加盟共产党、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是中国国民党第一、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农民部长；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政治部主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局常委。1 927年2月，升任军委秘书长，参加国民党领导工作。同年参加南昌八一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财务委员会主席。1928年赴苏联留学工作。1932年回国，次年进入中央苏区。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财政部长。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审计员。同月，他出席了中国苏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主席团成员。他曾任人民财政委员会委员和第二届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同年10月参加长征，任中央军委总没收分配委员会主任、总供应部部长。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红军向陕北长征。11月，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公室财政部长、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行长。他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提高“苏联票”的信用，加强金融统一，保证前后供应。同年12月底，在中共中央确定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林参加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致力于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林担任西北局主席，全面负责政府工作。5月，周恩来等人出席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后，赴Xi、南京、庐山与国民党谈判，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林为中共中央驻陕西代表。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林任主席。从那以后，他考虑到Xi和延安两地的工作，往返两地。

杨靖宇

在安，林住在七贤庄十八军陕西办事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发展、丰富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为国民党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并多次与国民党代表谈判。抓住一切机会动员和组织人民，广泛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经常接待爱国民主人士，与他们就抗日计划进行谈判；陕西省外的国民党精英，以及许多华侨、国际友人，也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和团结工作。为了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他在国民参政会上反对张叛变，坚持反对汪精卫的民族投降主义。对国民党顽固派造成的一次反共摩擦事件进行了不懈斗争，揭露了刺杀八路军高级成员宣夏甫的罪行，多次解救被国民党军队扣押的八路军人员、车辆和物资。特别是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时候，他和彭、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同时，林还向八路军、新四军派遣干部，招收进步青年，做了大量的接收、采购、运输抗战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工作。

1940年10月，林辞去中共陕西代表职务，回到延安。此前，自1937年起担任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委员、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委员、中共西北中央局委员。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也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但他的工作重点一直是政权建设。这次从Xi回来，我集中精力领导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此时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最困难时期，他把全面贯彻《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陕甘宁边区政策纲领》，战胜困难，渡过难关作为自己的工作中心。因此，首先要抓好“三三制”政权的建设，做好“三三制”选举，作为“三三制”政权建设的基础。1941年11月，边区第一届参议院第二次会议隆重召开，林致开幕词，并向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林再次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民主人士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在“三三制”政权建设中，他把能否团结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共同努力，使党外人士在政府有工作有权利作为巩固“三三制”政权的关键，率先实践并以身作则。其次，领导边区政府简化行政管理。边区经过三次精简，基本实现了精简、统一、效能、经济、反对官僚主义的目标，减轻了人民负担。第三，在领导边区群众生产运动中，要坚决贯彻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农、工、运、商优先的方针，使农、工、商协调发展。第四，积极领导和参加整风运动。他不仅深入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理论，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批判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而且亲自拄着拐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甚至到各地实地考察，为广大干部从实际出发，大力调查研究树立了榜样。他关心、尊重、信任干部，在整风后期的“救亡运动”中挺身而出，保护了不少干部。

为了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从1943年起，领导边区军民，围绕发展生产和教育两项基本任务，进行了更加有效的建设，实现了党中央和提出的温饱的伟大号召。文化教育建设也有许多新的发展，广大军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把边区建设成了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此期间，为了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林于1944年2月至11月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为“拉蒋介石抗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最大努力。回到延安后，他参加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支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解决党的历史问题的政策。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林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并作重要讲话，当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他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林带领边区军民为和平民主而战，为自卫战争作准备。1946年4月，他在边区第三参议院作政府工作报告，第三次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会后，在整个边区广泛开展了生产、减租、训练运动，从人力物力上为自卫战争奠定了基础。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3月13日，林率领边区政府机关离开延安，迁往陕北，并继续动员一切力量做好支援部队的工作。为了更有力地支持人民解放战争，林于8月至10月间渡过黄河到山西，与晋祠-绥远解放区领导会面，实现了两区财政经济的统一。回到陕北后，为了不影响党内团结和群众的斗争情绪，他竭力纠正当时土地改革运动中的一些“左”倾错误，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同年12月，他出席了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会后，他向边区人民提出了“恢复经济，解放西北”的新的作战任务。1948年4月22日，西北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5月11日，林率领边区政府回到延安，除了继续领导和支持战争外，他还积极部署经济恢复和生产救济工作。同年12月16日，林奉命离开延安，到中共中央工作，参加召开新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准备工作，并担任新CPPCC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林作了新筹备工作的报告，当选为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在10月1日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下午3点，他在天安门门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仪式。10月9日，在CPPCC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常委。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54年和1959年举行的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们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在此期间，他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孜孜不倦、孜孜不倦地工作了七十年。他于1960年5月29日在北京去世。主要见于《林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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