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肇基 中国认识世界的一次盛举——清朝五大臣出洋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闭关锁国的开放，中国人开始了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艰难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五大臣从1905年到1906年的出国，不仅直接影响了晚清政局的历史走向，而且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写下了丰富多彩的一笔，成为中国认识世界、加强对外关系、向世界展示中国改革形象、提升中国在后义和团时代国际地位的重要事件。

中国认识世界的伟大成就

清朝末年，五大臣以两种方式出国。其中一个由宰泽、尚启恒、李胜多率领，随行人员43人。他们于1905年12月11日离开北京，次年7月23日回到北京，重点是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第一条路线是戴宏慈，最后一方是主考大臣，33名侍从。1905年12月7日离开北京，次年8月10日回到北京，重点考察了美国、德国、奥地利、俄罗斯、意大利，顺便走访了丹麦、瑞典、挪威、匈牙利、荷兰、瑞士等国。

1905年，五位大臣出国考察时合影留念

至于政审部长人选，正如革命舆论机关《人民日报》评论的那样，要么是“最亲爱的天堂”，要么是“极其成熟”。的确，载泽是嘉庆皇帝的曾孙，丰镇国公，戴宏慈是户部右侍郎，端党是湖南巡抚，尚其恒是山东巡抚，李胜铎是日本大臣。特别值得称赞的是，考试部长挑选的随行人员素质相当高。“大陆”的意思是“几乎搜索一空北京内外的名人”。据统计，两个学习小组各有12名具有留学背景的人，占比很高。其中，唐元湛和温秉忠是第二批赴美留学的幼童；陈恩涛、吴广建是第一批留欧的官员；陆、杨守仁、齐、唐宝凯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欧阳齐就读于哈佛大学，就读于华盛顿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舆论圈对选择留学生进入学习小组感到非常高兴。《国字报》上说，欧阳琪是在公法中长大的。“这次对宪法的考察，一定会显示出它的长处，为祖国创造无限的祝福”；《大公报》说，鲁·精通政法，“察各国政治，必有成效”。他其余的随从大多也致力于治国之道的研究，如熊希龄、吴宗濂、陈琪、吴钦勋、夏岑有、关绵军、姚鹏图等人。此外，随行的还有邓邦殊、李、沈晋吉、张云凯、许、朱伦等官员的子女，可见官场上对五大臣出洋的重视。

清政府的圣旨虽然说是“求诸政治”，但很明显，委托给代表团的核心使命是考察各国的政治制度，为中国能否实行改革提供决策依据。舆论圈也很清楚这一点。例如，如果颁布法令，《宣言》将出国的五位大臣与日本改革前的海外留学团相提并论:“此行也叫岩仓具视和久保俊一在日本明治四年对欧美的考察。也可以说是明治十五年伊藤博文周游全国检查宪政制度。”《泰晤士报》还指出，五位部长的出国与以往不同:“同一个政府统治至今已有40年，都是想谈判合同、申请就业，专攻外交，从未有过自强改革的源头。”代表团的一些论点甚至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以戴宏慈的《九国日记》为例，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欧美君臣平等关系的羡慕:“纵观欧美国家，君臣之间，和蔼可亲，温顺如宾，朋友如友。”自由平等的介绍读起来更是神清气爽。关于自由，戴宏慈认识到“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为所欲为”才是自由的真谛，但不是“放纵无节制”；关于平等，他写道:“如果你来自王公，但你不是奴隶，你们都有自主权，平等享受人民的权利。”。除了政治体制外，军事、经济、社会、教育、市政等都纳入考察范围。

总之，与以往的海外游学相比，晚清五大臣的海外游学具有规模大、规格高、国家多、研究范围广的显著特点，是近代中国主动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宏伟举措。

促进中外交流

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国的外交环境越来越差，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代表团出访时，中国的外交环境特别严峻。比如，中法关系一度因南昌教案而紧张，1905年抵制美货导致美国对华开放政策遭受最严重的危机。但代表团出访各国时，一般都是热情接待，而不是冷淡接待。法国政府“不把南昌教案当回事”，美国政府也“派人照顾，接待得很好”，去的其他国家也“以诚相待”。原因在于，正如美国国务卿成亮所说:“我的国家鼓舞人心、强大有力，它正在讨论宪政。其他国家的人佩服真诚，暴露无遗。”

1905年12月，晚清五大臣及其随行人员在罗马合影

与政界和商界的广泛接触是代表团接触外交关系的最重要方式。在会见日本天皇之前，再泽代表团向日本天皇和皇后赠送了慈禧和光绪皇帝的礼物。会议当天，“鞠躬行礼，宣读悼词，出示国书。日本天皇接到手后，以礼回答，向皇太后和天皇的平安致敬，并表达了自己真挚的话语。仪式结束后，到凤凰之间的宴会”。戴宏慈和段芳在会见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时，在讲话中说:“赞美叔祖的好运，保佑他的生命，让美国人民幸福与和平。”。后者在回复中说:“我欢迎他们，因为我想表明我对待中国的诚意。”。同时，他致信光绪皇帝:“你的代表团把你的友谊带到了美国，我们也要求代表团把美国人民的友谊带到中国。”在华盛顿，戴宏慈和段芳受到了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卢瑟的热情接待，当天出席会议的人数多达60人。段芳在讲话中表示，他希望学习更多的知识，以便将其带给中国国民。陆拓在回复中回应道:“我希望你在这里能收获很多，因为世界从中国学到了很多。”在纽约，戴宏慈和段芳出席了亚洲协会的招待会并发表了讲话。出席的200多人中，大多数是纽约的“有权势的商人”。

教育交流也是学习小组独特而有效的交流方式。在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考察期间，戴宏慈、端方积极与校方交涉，争取资助上述学校的留学名额和费用，构成了近代中外教育交流史上的一大佳话。1908年，端方派了15人到各个学校，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孙中山夫人的宋庆龄。在泽、尚其恒和李圣铎也获得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剑桥大学在颁奖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亲爱的大清国代表团，你们的使命如此之重，困难无疑会伴随你们的旅程。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参观剑桥。我们真诚地希望，从现在起，我们各自的国家、政府和国民将和睦相处。”关于荣誉学位的授予，宰泽在日记中激动万分地写道:“钱伯里区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也是图克罗乃英的最高学位。它不是学问的精髓，它以描述学者的财富和促进学者的重要性而闻名。其他国家赢得这个尤其光荣。”国内舆论圈也为此欢欣鼓舞。比如《大公报》被称为“独不过可以说是增加使臣的好感，在海外是莫大的荣誉”。

代表团出国访问期间的各种交流活动不仅是表达礼仪的一般仪式，也是具有友谊功能的重要外交手段，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相互了解，有效接触了外交关系，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就像戴宏慈在日记里写的:“多见面几天，就能深入了解对方。”

它展示了中国改革的新气象

五位部长的海外考察引起了外国舆论的广泛关注。相关报道和评论不仅关注游学，还涉及到游学对中国政局的影响以及中国未来实施改革将面临的困难。

戴鸿慈、端方对宪政的考察

以段芳、戴宏慈赴美考察为例，如与美国国务卿露丝的会面、美孚石油公司的考察等。，而《纽约时报》做了大规模的报道。关于代表团对美孚石油公司的考察，该报不仅介绍了具体细节，还预见到了中国石油工业的繁荣:“毫无疑问，中国石油储量丰富，总有一天会得到发展，石油迟早会成为中国的常规产业。代表团今天了解到的情况很有可能推动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美国舆论圈普遍称赞学习小组的态度。《教育日报》说:“中国代表团以西方人感到忙碌的速度穿越美国，考察了这个国家的工业和政治形势。他们对这里的一切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温文尔雅的举止和性格表明他们是本国国民中的最高阶层，他们的确是中国认同自由制度的第一级政治家。”

外国舆论在关注代表团行程的基础上，进一步观察了清政府的政治走向，并对清政府将要实施的改革提出了建议。再泽代表团抵达东京后，日本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其目的是“检查我们的宪政，以改善国内政治制度”。东京《朝日新闻》指出，中国的改革与日本的区别在于“满汉边界同时存在”，并预言革命者将与政府发生巨大冲突。《外交时报》刊登了日本政治家何长雄撰写的文章《清政权的未来》，指出中国已由君主政体转变为宪政政体，清政府应特别关注公民能否实现宪法公民权这一关键问题。《国新报》预测了阻碍中国实施宪政改革的两大弊端:一是“排外意图也盛”，突出表现为“想筛除外人”；第二个是“改革派左派也”，“但我喜欢文明的表象，但说到它的实际精神，我做梦也没想到”。然后提出三大战略:建立“开放进取战略”；使国民政治知识争取进步；研究各国的政治文明，不能只满足于模仿“表面文物”，而要“潜心于政法理论”，“寻找其原因”。这一理论赢得了国内舆论的认可，《外交日报》称之为“克服当今我国的弊端”，“它的药石对我太好了”。英国《泰晤士报》指出，中国幅员辽阔，政治管理松散，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问题太多。"这只能通过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来实现。"《四格四门报》强调宪政改革“适合做的事很复杂”，并建议中国学术界配合政府的举措，“为新政的设施做好准备”。《外事新闻》盛赞该理论:“诚意就是文字！如果盖顶的被检查退回，准备好的回应下一个，宪制的事就是小菜一碟。”

正如另一位日本政治家大提崇信所说，如果中国的政改不是掩耳盗铃，“外国人从此就要仰望中国人”。可以说，在外国媒体的帮助下，中国改革的新气象在世界各地展示出来，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也得到有效改善和提升。这也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启示:一个国家能否赢得其他国家的重视甚至尊重，在国际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除了自身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之外，是否有求治的决心，显示出求治的气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