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豚计划 河豚鱼计划的结果如何 河豚鱼计划实施过程有遇到什么事情吗

实现进程

1922年，被派往西伯利亚帮助白俄罗斯抵抗红军进攻的两名日本军官安江鲜红和残祖村返回日本。在西伯利亚，他们第一次听说了犹太圣贤的礼仪，立刻被所谓的犹太力量迷住了。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他们写了许多关于犹太人的报告，今天去以色列研究犹太人，并与犹太领导人魏茨曼和大卫·本·古理安交谈。安蒋先宏甚至把《犹太圣贤议定书》翻译成日文。安、蒋显红、残祖卡想方设法让日本外务省对犹太人产生兴趣，要求日本各使领馆密切关注犹太人社团在东道国的活动。外交部收到了许多报告，但没有一份能够证实所谓全球阴谋的存在。

1931年日本侵略满洲九一八事变前夕，两名所谓犹太专家加入满洲军队，很多日本军官希望日本扩张到满洲。这一派的领导人是半元正正弘和下关，他们在吸引日本人在满洲定居和投资时遇到了困难，所以他们被河豚项目所吸引。然而，河豚项目在实施前遇到了第一次重大挫折。1933年，来自哈尔滨的犹太人西蒙·卡斯帕(Simon Caspar)被绑架、拷打、杀害，于是大量定居在城市的犹太人不再信任日军，大批逃到上海，向周围的人讲述这个可怕的故事。1937年，安江贤红在哈尔滨与犹太领导人会谈后，说服他们日本人已经改造了他们的恶灵，于是他成立了远东犹太人大会，并在随后的几年里召开了几次会议，讨论在哈尔滨内外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的问题。

为了开展“河豚工程”，日本侵略者早已开始与哈尔滨的犹太人领袖交朋友。“犹太专家”安·蒋显红经常到哈尔滨，与考夫曼博士建立友谊。在日本人的鼓励和同意下，1937年12月，第一届远东犹太人大会在玛蒂饭店举行，与会代表分别来自上海和日本神户。安江和日本驻东北、华北军事机构官邸坂口一郎也参加了会议。坂口在会上还高呼:“日本人没有种族偏见，日本人民珍惜与犹太人的友谊，日本正准备与犹太人合作...保持密切的关系。”

同样在这次会议上，受到中国人民良好对待的犹太人通过了一项决议，发给世界上每一个重要的犹太人组织:“我们，出席这次全国会议的犹太人，在此宣布，我们根据国家法律享有种族平等和正义，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建立一个新的亚洲秩序。我们请求我们共同的宗教信徒在平等待遇和承诺在东北建立犹太国家的条件下给予帮助。”

1938年，举行了一次五阶段会议:五名日本高级官员聚集在一起讨论“犹太专家”计划。他们是:首相近卫文麿、外交大臣福田康弘、陆军大臣郑半元、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和贸易与工业大臣池田成彬。部长们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任何帮助犹太人的方式都会危及这个联盟。另一方面，水晶之夜事件后，犹太人对德国产品的抵制表明，犹太人的经济实力与全世界一致。如果日本想赢得犹太人的好感，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因为很多犹太人已经逃离欧洲，正在寻求避难。因为当时日本内阁需要的是一致通过而不是多数通过，所以这次会议成为内阁最长、最复杂的会议之一。然而，最终达成了协议，政府批准了河豚项目的实施，但任何行动都不得损害与德国的关系。

1938年，五位部长会议后几周，第二次远东犹太人社区会议在哈尔滨举行。歧口和安江在会上还是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1939年3月，在日本人的倡议下，列夫·齐克曼(Lev Zickman)向另一位在上海的日本海军军官、“犹太专家”、大乐健作(Daisaku Kensaku)提出，是否有可能将200名皮革工人及其家属转移到满洲国的一个郊区城镇，他愿意提供一些钱。此外，他可以试图通过美国犹太人大会从美国人那里获得20万美元。

日本人很激动，狗冢说:“3000人更好。”会议经常在上海举行。6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石黑、Katsuzuka、安江提出了一份90页的报告《关于引进犹太资金的研究与分析》，并亲自送到东京。最后，日本提出了一个1亿美元的计划，安置3万名犹太人。这份报告包含了经过深思熟虑的细节，但对犹太人的住所是在满洲国还是在上海只有轻微的争议。

1939年5月，安江安排哈尔滨犹太领袖考夫曼博士正式访问东京。在日本的一个月里，考夫曼访问了内阁各省，每次都受到更多的关注。并在返回哈尔滨前被授予帝国勋章。

然而，该计划从未正式实施。1939年，上海犹太人要求犹太难民不得再次进入上海，因为他们的支持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当时，美国犹太社区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斯蒂芬·怀斯(Stephen Wise)曾激烈地宣称，任何与日本合作的犹太人都是叛徒，都违反了美国对日本的道德禁运。

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使得犹太人从欧洲前往日本极其困难。1940年的事件使得通过官方渠道实施河豚项目变得不切实际。苏联吞并波罗的海诸国，进一步切断了犹太人逃离欧洲的可能性。日本政府、德国和意大利建立了“三国轴心”，完全排除了东京官方援助这个项目的可能性。

然而，日本驻立陶宛考纳斯领事Chiune Sugihara无视东京的命令，向逃亡的犹太人发放过境签证，允许他们前往日本，停留一段时间，然后前往最终目的地——加勒比海的荷兰殖民地库拉索岛，该地不需要入境签证。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他授予了签证。一些杉原签证甚至被抄了下来。经过一个艰难的过程，很多犹太人获得了苏联政府的出境签证，获准通过西伯利亚铁路穿越苏联，登上了从海参崴到邓加的轮船，最后定居在日本神户。

1941年夏天，日本政府开始担心日本这个大城市住着那么多犹太难民，而且离军港、商港又近，于是要求居住在神户的犹太人搬到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只有在难民到来之前居住在神户的犹太人才能留下来。德国违反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宣战，使俄罗斯和日本成为敌人，从而结束了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邓加的路线。几个月后，就在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之后，日本夺走了上海租界，占领了整个上海。来自美国犹太人的经济援助甚至通讯都停止了。巴格达的富裕犹太人，其中许多是英国公民，作为敌对国家的公民被捕。美国财政部准备放松对上海犹太难民资助的控制，但美国的犹太组织决心坚定地表现爱国主义，放弃任何不忠于美国的行动。

当时，大约有3000名犹太人涌向中国大陆。截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犹太资本并没有帮助日本完成东北工业化，也没有为其侵华和最终与美国摊牌奠定任何物质基础。

计划破产

在“五阶段会议”召开后不久，以安江鲜红等人为核心的“犹太专家”在犹太政策方面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方案，使得“河豚计划”的信息量更大。

补充的“河豚计划”正文长达90页，内容复杂。其要点是: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建立“犹太人居住地”，先安置3万犹太难民，然后逐步扩大；建立这个保留地的费用由美国犹太财团承担，首先需要1亿美元的安置费；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力宣传这一计划，邀请世界各地的犹太名人参观保留地；通过建立居所吸引犹太资本，改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关于是在满洲国还是上海建立犹太人保留地，专家们仍有争议。其实“赋格计划”中的其他内容大多是纸上谈兵，无法在实践中实施。

1942年，日本政府正式废除了五阶段会议的决议，正式彻底废除了对这个几乎不存在的河豚项目几乎不存在的支持。绰号“华沙屠夫”的德国盖世太保领袖约瑟夫·梅辛格抵达上海。他要求日本地方当局“清除”犹太难民或把他们送到盐矿去做苦工；换句话说，他把阿道夫·希特勒和希姆莱的最终决定带到了亚洲。东京政府不能反对，但计划被削弱到只设上海首府:上海犹太人被迫生活在隔离区，禁止离开。

正当犹太人复兴东北国家的梦想即将实现的时候，两种情况终于让他们的梦想破产了。最重要的是，美国政府意识到了日本的企图，美国强迫犹太复国组织不要在中国建国。美国的行动最终导致各大犹太复国组织拒绝了在中国东北建立国家的计划。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东北人对犹太人的不断反抗。大量犹太人的到来和他们复兴国家的计划在东北公开后，东北的犹太难民殖民者遭到了中国人民的抵抗。有一段时间，中国人民完全抵制东北对犹太难民的接纳，犹太难民损失惨重，财富损失也巨大。整个东北犹太人社区顿时笼罩在一种可怕的气氛中。特别是对犹太富豪的攻击，让他们的精英意识到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即使有日本人在中国领土上的保护，他们也不可能轻易实现建国。

1943年2月18日，日本当局宣布建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并命令上海所有犹太人迁入虹口区这一面积达数平方英里的地区。直到战争结束，大部分犹太人都在挨饿。就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上海遭到轰炸，盟军飞机试图摧毁上海的一台无线电发射机。

在美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双重打击下，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决策者最终放弃了在中国大陆建国的梦想。虽然一些犹太人仍然不愿意放弃，但日本仍然想利用犹太人的财富和在美国的影响力。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不懈抵抗，最后都离开了东北。

战略意义

日本积极推进河豚计划，战略意图明显。

首先，许多日本官员相信《犹太圣贤议定书》的谎言，认为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合谋控制世界经济和政治。这些信念导致一些日本当局高估了犹太人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于是他们利用在世界金融界举足轻重的英美犹太人的资金，开发了广阔的东北平原。

第二，英美通过与犹太人建立“亚洲新秩序”，被迫接受既成事实，渗透到建立满洲国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善待犹太人”的真实动机显而易见。日本为了国家最高利益，对犹太人那么“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