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稚柳之子谢定伟：我所知道的于右任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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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与张大千 谢稚柳于1942年作《藕塘图》，赠送于右任长子于望德伉俪，古朴中不失清逸之趣。 人们都知道于右任是近代一位政治家、教育家，但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品德高尚、宽厚仁慈的长者，也是一位大书法家、草书的圣人。 1940年秋至1946年夏秋，我的父亲谢稚柳在国民政府监察院担任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秘书。程沧波是监察院秘书长，他是我伯父谢玉岑的连襟，也是我父亲的学长。当时，伯父、父亲和程沧波一起曾在前清进士、江南大儒钱振锽的寄园读书。后来，钱振锽将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我的伯父谢玉岑和程沧波。父亲进监察院工作，是由程沧波引荐的。1940年，父亲31岁，于右任62岁，按辈分，于右任是我的爷爷辈，而今天仍健在的于右任公子于中令先生是我的叔叔辈。小时候，听父亲他们都尊称「 ”于右老”「 ”右老”或「 ”髯公”。 当时，于右老聘任的监察委员中有许多文化名人，甚至是大学者、大书画家和篆刻家等。常常听父辈谈起或幼时见过的有章士钊、沈尹默、汪东、叶元龙、乔大壮、潘伯鹰等许多名人名家。他们都大我父亲好多年岁，父亲是晚辈。因此，也可以说是他们影响了我的父亲，尤其是在诗书画和做人品德方面，对我父亲的影响很大。其中的两位大书法家沈尹默、潘伯鹰，成为我父亲一生的师友。 于右老十分仁厚，也非常器重和支持我父亲的绘画。当时，在监察院中还有一位秘书叫张目寒，后来担任监察院秘书长，长期追随于右老。他是张大千的义弟，张大千与于右老的密切关系都是由张目寒从中联系的。大千先生多次为于右老画的祝寿画，都是寄给张目寒转交的。现在看到张大千写给张目寒的数百封信件中，常常在信的最后都要请目寒向髯公问安。由于我的父亲与张大千往来密切，因此，张大千在重庆的事情，都是张目寒和我父亲帮忙处理的。当时，张大千写信给张目寒，常常会说转告稚柳办某事；写给我父亲的信中又会说转请目寒办某事，所以张大千、张目寒与我父亲三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前些年，看到张大千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香港写给张目寒的一封信：信中关注我父亲当时的状况，甚为担忧，写了一首诗，抄录了给张目寒看。大意是说：他与谢稚柳在乱世中因追求艺术而相识，20年交情亲如兄弟。张大千在这两句诗的下面，特别写了两句注解：「 ”稚柳恃才傲物，于髯公待之极优渥”，意思说谢稚柳眼界高，恃才傲物，但于髯公对谢稚柳极为优待。这是从张大千口中说出了于右老对我父亲的赏识和优待。 还有一件事，也说明于右老对我父亲的关照。1941年，张大千去敦煌研究临摹壁画，后来感到人手不够，写了几封信邀父亲去敦煌协助，于右老很支持这件事，特别批准我父亲请假去敦煌。因当时父亲担任秘书工作，去敦煌时间很长，工作势必会受影响，如果没有于院长的首肯，我父亲是不可能去敦煌的。后来，父亲在敦煌待了一年之久，对敦煌洞窟壁画做了详细的研究，出版过专着。敦煌壁画特别是其中的唐代人物画，对张大千和我父亲的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与于右老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于右老不但支持我父亲去敦煌，在这之前还给西北军政首长写信，要求派人照顾张大千一行在敦煌的工作。据我父亲说，他们在敦煌出行，当地政府还派了士兵保护，因为当地常有土匪出没。有一次，他们在沙漠中见到一只巨大的鹫鹰，有一个人那么高，大家都害怕，那个士兵便朝天开了一枪，那只鹫鹰听到枪声便要飞走，但因体态庞大，需要在平地上奔跑了一段距离，方能起飞，就像现在的飞机起飞一样。另外，他们确实遇到过半夜土匪打劫。据我父亲说，某天半夜，土匪进村敲门，那个士兵叫大家不要惊慌，不出声也不要点灯。后来，土匪以为院里没人，便离开了。这多亏了于右老关照地方政府派人保护。 另外，今天「 ”敦煌研究院”的前身「 ”敦煌艺术研究所”正是于右老建议设立的。于右老在1941年10月至12月，亲自考察了敦煌莫高窟，留下了许多诗篇。回重庆之后，立刻出面给国民政府写了建议书，建议成立「 ”敦煌艺术研究学院”。1944年，「 ”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首任所长，这就是今天「 ”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所以从某种角度说，从民国开始的敦煌文物保护和艺术研究，都与于右老有直接的重要关系。 于右老「 ”书圣”的名号，绝对是实至名归的。他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忧国忧民，与此同时，他的草书也是书法艺术的楷模。古往今来，于右老在中国的书法史上，尤其在近代书法史上，是一位旗帜性的人物。他写的草书，除了形式的艺术性之外，在内容上也受到广大书法爱好者和收藏家的喜爱。除了人情往来、风花雪月之外，他写的更多的是抗战、励志、忧国忧民等内容，如「 ”为万世开太平”的句子，他写了上万张。还有一副对联「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流传很广，成为许多人的座右铭，也体现了于右老「 ”天下为公”的胸襟。他一生的书法作品，据估计在五万件以上，作品之多，当代无双。据说，当年沈尹默在监察院时曾调侃于右老：「 ”于院长的字不如我的字值钱，因为院长写得太多，而我写得少。”于右老听了哈哈大笑说：「 ”物以稀为贵嘛。” 还有一件事，我父亲和于右老的长公子于望德先生是同庚，而且还是重庆中央大学的同事，他们当时都是重庆中央大学的教授。1942年，父亲为于望德夫妇新婚画过一张巨幅荷花《耦塘图》，上面画了许多红白莲花，寓意「 ”嘉耦”。这幅画我在2012年春天香港苏富比拍卖时见到过原作，大横幅，有60多厘米高、2米多宽，后来为常州的一位藏家所得。 于右老一生忧国忧民，两袖清风。据说，他逝世后，他的保险箱内没有钱财宝物，仅有日记信札及为三公子于中令出国留学筹集旅费的借据，还有借副官宋子才数万元账单，以及夫人高仲林早年为他缝制的布鞋袜。当时，有报纸曾感叹「 ”三十功名袖两风，一箱珍藏纸几张”。 1964年1月12日，于右老在日记中写道：「 ”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山要最高者，树要最大者。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1月24日，又写道：「 ”葬我于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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