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李维汉与邓小平谈话：反封建只做了一半
千字古1980年，李与谈话:反封建只做了不到一半的文字材料，是为大家收集整理的。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共产党员要树立正确的“错误观”。勇于改错，坚持真理，是正确的“错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我们党历史上的许多革命领袖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一些犯过错误的领导人，特别是犯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如瞿秋白、李、张闻天、李等。，一旦知道了自己的错误，就勇于改正错误，在后来的革命过程中随时坚持真理，这是值得今天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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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贫弱，很多有远大理想的人在寻找救国真理的过程中，出国享受外国的“精彩”。这种巨大的中外反差使他们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激进的革命激情，如瞿秋白对新俄罗斯“饥饿之国”的向往，李对苏俄“新世界”的期待，等等。这种激动人心的激情，再加上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国情的有限理解和粗糙理解，在青春和活力澎湃的时代，必然要受制于它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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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
瞿秋白鼓吹不切实际的“一个革命论”。这位具有诗人和作家气质的领袖，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悲剧氛围中，把中国革命简单地等同于“十月革命”式的“围城”，导致了革命的失败。但从那以后，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曾经说过:“‘三线’只是我在‘六大’之前错误观点的发展。‘三线’也可以叫‘秋白线’。”最后因为遭到党内另一个“左”倾错误的拒绝，没能随队参加长征，然后在敌人的屠刀下英勇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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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与瞿秋白相比，李对有更深刻的教训和反省。他是中国革命中工人运动和武装暴动的领导者，他的“左”倾错误是急躁的“盲动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之初的失败。因为这个原因，他长期被认为是一个消极的老师。
李被撤职后，被派往苏联接受审判和学习。在苏联十几年，他遭受了各种批评和打击，他为自己的错误感到内疚。难得的是他坚持党性。1946年，李回到中国，按照组织的要求化名工作。当时有单位请他讲党史。他坦率地讲述了“建立三线”的错误，分析了形成的原因和领导人的责任。期间有人问:“你怎么知道犯错的人是怎么想的？”他回答说:“我是李当时全场肃然起敬，紧接着雷鸣般的掌声。
新中国成立后，李被指派领导的工会工作。他明确区分了党、政府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把工会变成真正的工人群众组织”的思想。但是他的正确意见和主张受到了批判，最后被开除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和殉难。李以前因为“左”倾错误被开除，后来因为坚持真理被开除。历史在这里显示了它的沉重。
张闻天
张闻天曾被称为党的“左”倾领导中第一个起来反对“左”倾错误的人。在以他为代表的临时中央政府时期，他逐渐开始认识到文艺、宣传等领域的“左”倾错误，开始承认中间势力的存在和作用，开始质疑和否定共产国际、斯大林和临时中央政府在一些地方问题上以打击中间势力为重点的策略。
长征途中，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团”，反对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为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张闻天也深刻检讨了自己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错误，成为全党自觉开展自我批评的榜样。整风后，他自觉从事调查研究，深入基层，以“放好”的态度，使党的领导实现了平稳过渡。
因为他犯过“左”的错误，也深刻反省过，所以对类似的错误很敏感。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批评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张闻天在讲话中的科学理性精神和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树立了榜样。可惜在当时的条件下，没能产生相应的效果和影响，反而让张闻天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这次失败的经历依然无法阻挡张闻天坚持真理的决心。文革流亡途中，张闻天写出了著名的《肇庆手稿》，仍然以批判“左”倾错误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丰碑。张闻天的经历典型地体现了勇于纠正错误、坚持真理的领导者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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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李年轻时是和蔡和森的密友，后赴法国留学并参与筹建中共欧洲支部。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成员之一。1927年八七会议后，他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也成了“左”倾错误领导人之一。
晚年的李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揭示了党史上“左”倾的由来，各种“过激行为”的原因主要是“误读”马克思主义，在思想路线上盲目照搬苏联经验，以及“只有我一个人”的心态，放任群众。结果在农村暴动中实行了所谓的“杀土豪劣绅”的“烧杀政策”，并引入城市，也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特别是盛行的“唯成分论”，把“一般工匠、商人、学生、店员、城市贫民”视为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把他们赶出革命阵营，严重不信任知识分子。以后这种纠结的心态不但没有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而消失，反而逐渐蔓延，教训也不深刻。
晚年的李·还著有《回忆与研究》，总结了党和民国历史上的许多经验教训。他认为，错误的发生和严重程度不能局限于领导个人的原因，这里健全的制度尤为重要。
1980年，邓小平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演讲。当时胡乔木解释了这个极其重要的讲话。他说:“个人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与党内封建残余势力的影响有关。这个问题在党内长期没有解决，陈独秀时期没有解决，毛泽东同志时期也没有解决，造成了严重后果，现在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是李同志提出来的。李同志同小平同志谈过，提出了这个问题。他非常同意，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当时，李提出:“我们的民主革命是反帝反封建。反帝彻底了，反封建只做了一半...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和习俗，已经在我们国家和我们党内得到了严重的反映。以前因为总是打仗，来不及清算，带到社会主义时代。”
李认为，所谓“封建残余”，无非是家长制、一元化、任人唯亲、人格崇拜等。比如“宗法制度不能容忍人的不同意见”，最后必然发展成悲剧。李听这么说，便不断地反省自己。他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主持整风运动时，曾经错误地批评过王实味。晚年在他的坚持下，终于平反了王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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