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什么时候确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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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遵义会议: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党的伟大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他在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在党的八七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原敌委员会书记。

曾任红四方面军党代表、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

会议贯彻了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批评和指责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战略方针和战术方针。

毛泽东，鉴于他无法获得指挥官的完全信任，坚决反对他“承担指挥战争的全部责任”。

会议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可去前线。

10月1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发布命令:“工农红军第一军政委毛泽东同志因苏维埃工作需要，暂时回到中央主持一切工作。”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0月，中共中央领导中央红军长征。此时，毛泽东已被剥夺了军事工作的领导权，只保留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职位。

由于周恩来的努力，毛泽东得以随军行军，并编入由中国革命委员会中央军委、红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及其下属各队组成的第一野战军纵队中央队。

湘江战役给中央红军造成重大损失，从八万到六万到三万。

广大红军官兵希望改变军事指挥，摆脱疲惫不堪、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

1934年12月12日，中国革命委员会中央军委在湖南省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参加会议，讨论行进方向。

会上，毛泽东针对国民党红军在通往湘西的路上布下重兵的事实，主张开辟转兵通道，主张避实就虚，放弃与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原计划，进军敌军薄弱的贵州。

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多数与会者赞同毛泽东的观点。

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宁都会议以来第一次参加高层决策会议，他的转兵战略思想被大多数与会者所接受。

1934年12月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县；12月18日，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

会上，李德、博古仍坚持参加从黎平到湘西的红二、六军团。毛泽东主张进军黔西北，沿川黔建立根据地。

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向北渡过乌江。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瓮安县猴子农场开会。

会议重申了经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同意的毛泽东关于在川黔边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并作出了《关于渡河后新行动方针的决定》。

会议决定立即北上，越过乌江天险，占领遵义城。

海峡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和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的确立起到了酝酿和准备的作用。

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着重纠正了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军事错误，重申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

会议决定:1。共同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罗福起草会议决议。

受常务委员会委托进行审查，然后送交分支机构讨论；3.常委会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最高军事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仍为武将，由党委托的负责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作最后决定。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进入党中央最高决策的核心。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

遵义会议结束了党中央“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是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是在我党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召开的，标志着我党的政治成熟。

第二，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逐步确立

1935年2月5日，在云南省威信县水天村华芳子村，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张闻天接替博古，全面负责中央工作。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任命为“周恩来同志军事指挥的助手”。

成为党内最高军事指挥的助手，参与中央军事指挥。

1935年3月4日，为了加强和统一作战，保证军事集中、机动和前进指挥的有效性，张闻天提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组建遵义战役原敌总指挥部，由朱德任原敌总指挥，毛泽东任原敌政治委员。

然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召集各团，要求“各团一到集中地区，就归原敌司令部指挥”。

这是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第一次获得公开指挥红军的权利。

1935年3月12日，张闻天在贵州沟坝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考虑到指挥作战的权力必须高度集中，不可能有很多人开会集体研究决策，党中央决定组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又称“新三人团”，全面负责指挥军队，使红军有一个精干有力的领导核心。

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党中央最重要的军事领导和决策机构，代表党中央行使军事指挥和决策权。

毛泽东进入了党中央军事指挥决策的核心。

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通过斗争确立的。

红军四渡赤水，成功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到达四川会理地区。

因为连续作战，部队很累，一些基层指挥员和战士有些怨言。

在这一点上，林彪甚至提出改变中央军事领导，要由、朱德、三人来主持以彭为前敌的计划。

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郊区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批评了林彪关于改变军事领导的意见，要求保持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和军事领导的统一，决定立即北上参加红四方面军。

会议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1936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军会师后，张反对党中央确定的北上方针，率部南下，成立了另一个中央政府，与以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峙。

经过党中央和红军的斗争，张打败了的右翼分裂主义。

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1936年12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令》:、朱德、、张、彭、任、贺龙等七人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由担任主席。

毛泽东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践中，逐步确立了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周恩来军区的助手到原敌司令部的政委，从党的军事指挥小组的三名成员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第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洛川召开会议，确定了八路军在山区开展独立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制定了《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为了加强新形势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为党的最高军事领导人。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来，冒充共产国际派来的“帝国特使”，在中共中央之上，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

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做了题为《如何继续民族抗战，打赢抗日战争？，强调“一切都要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都要经过统一战线”。他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所坚持的方针政策，没有点名批评毛泽东。

193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作了长篇总结发言，提出了“运动战为主，配合阵地战，游击战为辅”的战略方针，以及在野党洛川会议确立的山区独立游击的战略方针。

他还未经中共中央同意，于1937年12月25日在武汉发表了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时局的宣言》。

他的右翼思想一度在党内占了上风，造成党内思想混乱。

在组织上，他不尊重和服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

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共中央派任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党和抗日战争的情况，并向共产国际提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任务》的书面报告，还向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季米特洛夫单独作了报告，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更好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共产国际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中国革命形势，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一年里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共中央决定，由任接替王稼祥担任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代表。

8月，王稼祥回国前，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季米特洛夫接见了他和任。

王稼祥回忆:季米特洛夫说了一句很有说服力的话。他说:“我们应该告诉全党，我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是一个受过实际斗争训练的领导者。其他的，比如王明，就不要再努力当领导了。”王稼祥当时很高兴，觉得毛泽东的威望已经说服了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

回国后，王稼祥在武汉给王明发电报，要求王明回延安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

王明不服。他提议在武汉或Xi召开六届六中全会。

王稼祥又发来电报，叫他赶快到延安来，听取和传达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同志的重要意见，服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否则后果由你负责。

王明回到延安。

1938年9月，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

六中全会以前，陈云等人提出毛泽东当党的总书记，但根据毛泽东自己的意见，这个问题没有提交六中全会讨论。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

会议通过了中共六中全会扩大党的政治决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

抗战以来，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这次会议上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

彭在会上讲话说:“领导人是从长期斗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在长期斗争中产生的。

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通过正确的领导取得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实际上主持了中共中央的工作，毛泽东对党的一切重大问题都作出了决定。

第四，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完全确立

为了消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1942年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使全党受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和简化中央机构的决定》。

决定指出:“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负责领导全党，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

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

“所有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都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和通过”。

“书记处是按照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机关”，“书记处决定由、、任组成，由同志任主席”。

秘书处“主席对会议中讨论的问题有最终决定权”。

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书记。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开幕词，并就联合政府作了政治报告。

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朱德、、、任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至此，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已经完全确立。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从遵义会议开始确立，到遵义会议后逐步确立，再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到中共七大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完全确立。